第一节 入山阴县立学堂

中国自唐宋以来实行科举制度后，读书乃获取一定社会地位，特别是科举做官的必备条件，因此，儿童的启蒙教育格外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稍有余力的家庭必想方设法让其子弟读书，接受启蒙教育。遍及城乡各地的学塾，乃是儿童启蒙教育的场所。学塾按其设置分为家塾、族塾、村塾、学馆（蒙馆）、义塾。家塾大都是官宦富豪之家“恐诗书之味薄，则纨绔之习深”，自聘名师以教育子女，也有几户人家共聘塾师施教。学塾招收学生年龄不等，以五六岁至十二三岁为多。范文澜出身于书香门第，七岁即入家塾学习。学塾通常一塾一师。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为寒儒，也有厌弃功名或官场退隐的大儒。负责范家课读的家塾先生赵老师，特别敬业，尤其是其“坐功”极佳，在蒙师中鹤立鸡群。赵老师一年四季从不生病，也不请假，除了年终春假外，一年三百多天都坚持上课，像一架机械的“机器人”，这让年幼的范文澜极为困惑。

学塾并无固定的学习年限，也无规定的教学制度，主要进行读书、习字和作文三方面的教学，为进入官学或书院做准备。其教学程序大致包括识字、读书、写字、对课、作文等环节，以传授一般的文史知识，粗通儒家经典，培养读写能力作为宗旨。学塾教材主要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鉴略》等启蒙课本为主。还选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文心雕龙》、《文史通义》、《通鉴辑览》、《史记》、《九章算术》等书，同时教学珠算。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增读《四书集注》、《五经大全》、《历代名臣奏议》、《十三经注疏》等书，并练习八股文写作。范文澜在赵老师的指导下，开始阅读司空图的《诗品》，以及《大学》、《中庸》之类的四书，使用朱熹所作的《四书集注》。四书极为枯燥乏味，范文澜记忆力不是太好，常常让他痛苦不堪。各塾招收的人数不等，家塾最少，族塾、村塾、学馆则多至三四十人，义塾多达二三百人。范文澜、哥哥范文济和一位堂哥，成了三个只会死记硬背的“机器人”。

 

我七岁进书房，老师姓赵，据说他的“坐功”在蒙师群中很著名。的确，他从不生病，从不告假回家去，除了年底放一个月假，其余三百多天，总是像机器人一样，依规律教书。我开始读司空图《诗品》，接着读大学中庸等等所谓四书五经。我记忆力很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似乎还好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那一套，真觉得唠唠叨叨，纠缠不清，背书挨打，总是为了注文欠烂熟。心里怒骂“朱熹是什么东西，造出这许多狗屁，让我吃苦，非烧掉你不可”。书房学生共三人，——我，我的哥哥，还有一位堂阿哥——在赵老师严格“管教”之下，三个活泼儿童，也都成了机器人。

范文澜和两个哥哥“忍无可忍”，想方设法捉弄赵老师，以争取玩耍的机会。赵老师夏天中午很困，喜欢午睡。范氏三兄弟逮住其“毛病”，待其午睡时，高声诵读将其吵醒，迫使其午休时“放风”，不管他们三人。但赵老师春、秋、冬三季晚上精力充沛，监督范氏兄弟读“夜书”。而范氏兄弟却夜深难熬，常趁赵老师不注意时，趴在桌子上瞌睡。赵老师怒不可遏，给范氏兄弟“吃栗子块”。长夜漫漫，灯光暗淡，读书声有气无力，不时夹杂赵老师不和谐的击打范氏三兄弟头部的“卜卜”声。

 

赵老师夏天爱睡午觉，我们三人约定午睡时间，提高嗓子，拼命朗诵。如此日久，赵老师自动放午假，让我们暂时休息。春秋冬三季读夜书，瞌睡得要死，赵老师放轻脚步，从后面轮流猛击瞌睡者头部。这在书房术语，叫做“吃栗子块”。老师紧握着右拳，中指节凸出成三角形，三角尖击头，照例起块像栗子大。每天夜里，老师的拳忙着送栗子块，学生的头忙着吃栗子块，油灯暗淡，书声高低断续，栗子卜卜作响，这就是书房里大小四个机器人的工作。

 

范文澜九岁入私塾，开始“习读”五经。为了增进儿子的学识，父亲范寿钟亲自讲授经书、中国史和《泰西新史揽要》等外国史以及古文，并教写策论文章，准备让范文澜长大后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范元绶回忆：“听母亲生前讲，祖父家教很严，父亲从祖父住房外走过时，不敢走中间砖路，而从旁边土路走过去。”范文澜尽管对四书五经并不感兴趣，因为是科举考试必考书目，也只得死记硬背。但他天资聪颖，好学深思，熟读许多经典古籍，对后来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打下扎实基础。他常常逾越家规，背着师长阅读大量课外读物，如《封神榜》、《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并对《桃花源记》、《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之世”陶醉不已。然而，由于受到封建教育的摧残，原本活泼开朗的范文澜后来养成拘谨、刻板和孤僻的习性。

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考试。清政府发布“上谕”，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也立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科教科书，严饬府州县设新式学堂。中国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就此终结，范文澜的学习道路也发生质的变化，此后他不再需要因为应付科举考试而潜心苦读枯燥乏味的经书。1907年，十四岁的范文澜进入设于原蕺山书院的山阴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

山阴县立学堂的历史悠久。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归国，开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采蕺于此，因名“蕺山”。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曾居于此山南麓，故又称王家山。宋魏国公韩琦之裔韩冠卿讲学蕺山，称“贯道先生”。元韩琦八世孙韩性，字明善，蕺山讲学，四方学子，集于其门。时人敬称韩先生，赐谥庄节先生。王冕为其弟子。明自天启迄崇祯末（1621—1644）, “蕺山学派”创始人刘宗周，在蕺里书院讲学。立证人讲会，于月之三日，集门人讲肄。主“诚敬”、“慎独”之说，提倡躬行实践。从游者有清代史学开山之祖黄宗羲、著名戏曲理论家祁彪佳、绘画大师陈洪绶、思想家陈确、文学家张履祥以及姜希辙、章正宸、王毓耆、熊开美、周之璿、叶敦艮、叶廷秀等一代名士。1646年，刘宗周弟子张应鳌，字奠夫，嗣主蕺山证人讲会年。1716年，绍兴知府俞卿重修蕺里书院，改额“蕺山书院”。延师聚徒，复置学田13亩，岁收以供饩廪。1741年，绍兴知府周范莲延聘孙灏、方如、陈兆仑、徐庭槐诸名宿，相继主讲蕺山书院。1748年，绍兴知府杜甲请清代史学家全祖望主讲蕺山书院。1766年至1771年，铅山文学家蒋士铨担任蕺山书院院长。1803年，魏晋锡任蕺山书院院长，俞生生为教授。1865年，文史学家李慈铭任蕺山书院院长。书院人文荟萃，名师踵至。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赞道：“江浙名人大半出于门下！”

1901年，清政府通令全国改各地书院为兼习中学与西学的学堂。徐锡麟、钱绳武、王述曾、徐伟等创议改“蕺山书院”为山阴县立学堂，以启迪民智，教育人才。徐锡麟等人改建蕺山书院旧宇为校舍、置办设施及延聘教员。学务处照会钱绳武为学堂堂长，徐锡麟为总理。经费以书院原有校产之收息充之。1902年，山阴县立学堂正式成立，成为近代绍兴城区普通公立小学。1903年，设甲、乙两班，学生共36人，职教员9名。1904年，堂长钱绳武辞职，由国文教员陈邦翰继任堂长。添设丙班，共3班，学生53人。1905年，徐锡麟到校演说，刊布《山阴县学堂章程》，学生参加由徐锡麟发起的山会两县学堂体操运动会会操。1907年，陈邦翰辞职，县署照会何勋业为堂长，添设丁班，共4级，学生76人。

新建立的学校教育制度规定，高等小学堂学制四年，学生12岁入学，已超龄入学的范文澜受到特别“优待”，插入三年级学习。新式学堂熔“中学”与“西学”于一炉，学校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科目，并根据具体情况加开手工、农业、商业等“随意科”。这让他“大吃苦头”，因为许多课程以前从未学过，如英文和算术，连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都不知道，根本跟不上进度。范文澜不得不“笨鸟先飞”，请校长格外开恩，由同学陶治安帮助补课，晚上加开“夜车”，迎头赶上。

 

十四岁春天，父亲送我进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特别“优待”，教我插三年级。这真是大吃苦头的“优待”！第一次上英文课，就读“皇家读本”第二册“乌龟和兔子赛跑”那一课。连字母都没有认过的我，一进讲堂，即刻变成“傻瓜蛋”，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我立誓学乌龟，无奈使不上劲，想慢慢爬也不行。后来，坚决要求校长设法“救济”，校长准我课外学一个月的Primer，总算学得些字母，拼音，最简单的造句法。我拼命赶上去，白天有一位令人难忘的同学陶治安先生帮助我学习，晚上“非法”偷开夜车，大概一年后，才追上同学们。算学非伏案演草不可，而我的“夜车”只能躺在床上偷开，因此正式自习时间全部费在算学上。我连亚剌伯数字都没有看见过，凭空学起“命分”来，也难得陶先生的帮助，使我逐渐克服困难。英算两大负担以外，还要背诵易经书经（前清学校必须读经，而且很认真）。至于唱歌图画手工之类，只好敷衍塞责，骗取及格分数就满意了。

 

尽管小学课程很多，学业繁重，但范文澜并未完全改变贪玩的天性。入校第一天，同宿室的8个同学，还来不及记住各人的名字，就玩起了“耍老虎”的游戏。范文澜当“老虎头”，其他宿友当“虎脚”、“虎尾”，大家都蒙着范文澜的卧具作为“老虎毯子”，大声吆喝，闯入其他宿室。结果“老虎毯子”被没收，范文澜也被扭送报告校长。受到一顿严厉训斥，第二天一早就挂出“校长示”的木牌，历述其诸多“不是”，结尾云：“姑念该生未习校规，从宽免予记过，特此训诫，以策后效。”学校鉴于范文澜“性非驯良”，依照惯例将其搬到与校长室紧邻的一间宿室。

山阴县立高等小学堂校规极严。范文澜因反对个别不好的教师，触犯了校规，受到两次记大过处分。于是，范文澜“索性玩起来，读了两年书，记大过两次。学校讨厌我，又似乎不能斥退我，几次都 ‘从宽免予记过’，我糊里糊涂毕业了。”在烦恼中，他常常阅读《鲁滨孙漂流记》以及各种志怪小说，聊以自慰，甚至一度产生虚无缥缈、离群索居的念头。范文澜晚年感慨不已，“读书苦恼，游戏受罚，这就是我的小学生活”。1908年，山阴县立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有徐受谦、陈建功、茹秉铨、朱祖荣、孙达兰、范文澜、朱兆萃、蔡永铨、吴邦藩、何乃豫、庄子良、陈曰涛、汤贻湘、陶治安、施宝懿、孙芬兰等16名。成绩依次为最优等3名、优等10名、中等3名。第一届毕业生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和国际著名的数学家陈建功，1955年两人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山阴县立学堂的前身为蕺山书院，乃是浙东学派的大本营，范文澜从小受其熏陶，影响其后的治史。而浙东学派的历史观对范文澜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其专著《中国近代史》，未着重叙述社会各阶级相互关系演变的过程和关键，而是将批判和揭露满族统治者摆到首要地位。

 

范文澜生长于浙江绍兴，早年向往章炳麟等人的学问，又长期走着清代朴学家的治学道路，这都可以与浙东学派接上渊源。浙东学派，包括黄宗羲（余姚）、万斯同（宁波）、全祖望（宁波）、章学诚（绍兴）等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家。清末的章炳麟也被列入这个学派里面。熟知“夷夏之防”，抱着不同程度的反满观念，大概要算这个学派的思想特征。黄宗羲多次参加抗清斗争，著《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开中国学术思想研究的先河。万斯同师事黄宗羲，不接受清廷史官职位，独力撰成《明史稿》。全祖望治文献学，讲述明末节烈遗事，尝说“史臣不列节烈传，所当立传者何人？”据说晚清改革家受他暗示的不少。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其中讲到浙东学术，认为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其此所以卓也。”章炳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很深，究心明清间的掌故，鼓吹排满，提倡种族革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