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问题的提出

学界对于《法苑珠林》的态度主要有三类：一类将其视为知识的资料，史据的来源；第二类将其视为叙事文学的汇集；第三类将其视为思想史的资料。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公元7世纪的人们在经历了一个变化与动荡的时代之后，想要给面前的世界一个清晰而又明确的知识和思想的秩序，类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知识主义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又不可避免地使得类书打上它所处时代的文化烙印。类书提供了知识，蕴含着思想，也呈现了文化，它是文化发展的一种结果，《法苑珠林》也是如此。

那么，《法苑珠林》究竟体现了文化怎样的发展？在文化的发展中，它表达的主体——佛教，自身有没有改变呢？

宗教的自我成立，在于思想，而宗教于社会的成立，则在于文化的影响，它必须参与社会文化的营建，在这一过程中，宗教影响社会文化，也改变着自己。如果佛教自身没有发生一定改变，那么《经律异相》与《法苑珠林》不应有如此大的不同，它们应该体现基本相同的佛教知识，可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在对《法苑珠林》的研究中，除了已为研究者提及的编撰特征以外，有一些事类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如君臣、纳谏，又如审察、思慎、俭约、惩过、和顺、诚勖，再如忠孝、不孝、报恩、背恩、善友、恶友，另外还有祭祠、求雨、占卜……这些事类乍看之下似乎并不属于佛教重点处理的问题，但详加审视，觉得它们呈现了一个非常立体的社会文化切面，能够显示出佛教在中国本土社会文化中，把握自身资源，着力参与的层面，以及参与的方式，参与的方向。这些层面包括巫术文化，君臣之道，儒者品质，普遍伦理……虽然每一层面打上的烙印的程度并不相同，但对某些层面而言，它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对于佛教自身而言，这种参与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有些是它的努力所在，但有些未必是最初预料到的。佛教其实一直在处理应对现实问题中发展，是具有偶然性的。另外，它和道教的关系从《破邪篇》来看，可以说是完全相斥的，这和它在进入时期对道家哲学的借助非常不同，这说明两种宗教在哲学的层面可能关系亲密，而在文化的层面，最起码在态度上，可能表现为坚决的排斥，当然也有时代文化的原因，因为初唐政治的某种倾向而迫使它表现出这么坚决的态度。《法苑珠林》也并不乏本色的以佛教特质为主体的事类，体现佛教对自身文化独特性的着力保持，比如大乘佛教之“六度”，僧人之受戒与持戒……但不得不承认，除了这些最为核心的理念，就连同属佛教自身文化的信仰形态也发生了改变。

从大的方面，我们可以说《法苑珠林》体现了佛教进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各个层面发生作用和转化的方式；集中一点，我们可以说《法苑珠林》体现了佛教与儒道两教在社会文化的层面进行整合互动的路径。不仅《法苑珠林》，官方的《艺文类聚》一百卷、道教的《无上秘要》一百卷也是如此，只不过各自的主体不同，体现的程度也不同，《法苑珠林》是知识的协调和文化的整合方面做得较为突出的一部。它的基本功能是供人们择取知识，但它同时又是一枚文化动态发展河流中的切片，这个切片体现了前面的运动结果，现在的运动样貌，以及下一步的运动倾向。这也是晋唐佛教与儒道二教的互动关系，在史实的梳理和哲学的探讨之后，另具的角度和空间。

我们今天提及中国本土文化无非“儒、释、道”，但其中之佛教，却本是异方文化，进入中国本土后，不断地与“儒”、与“道”相整合，最终也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血液。由魏晋到初唐，整合进行了大半段，但并未最终完成；唐代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三教之间，特别是儒与释之间，于哲学上作出的调整和反应已为研究者普遍关注，但在文化上，相应的反应与调整其实也在发生。文化与哲学有密切的关联，但文化不等同于哲学，我们去探讨文化上的互动关系，也是对文化与哲学间关系的一种拨明。不过文化之洪流，大而宽阔，透过《法苑珠林》这枚切片，以佛教为主体，进行一次具体而微的透视，正是笔者的初衷；另外，对于类书研究来说，也是一种方式的扩宽。

二 研究综述

（一）关于《法苑珠林》的研究

由于《法苑珠林》的类书性质和它独特的体例特征，围绕它的研究是多层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1）文献研究，（2）佛教史和佛教哲学的研究利用，（3）文学研究，（4）文化、思想研究。

文献研究方面，有关学者已进行了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大陆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周叔迦、苏晋仁两位先生对《法苑珠林》进行了系统的校注，2003年其成果由中华书局出版；台湾学者丁敏《法苑珠林之研究》对《法苑珠林》一书的作者、版本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梳理；陈昱珍1991年写作了《〈法苑珠林〉对外典运用之研究》, 1993年发表《〈法苑珠林〉所引外典之研究》，对《法苑珠林》所引用的外典俗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吴福秀《〈诸经要集〉与〈法苑珠林〉版本流传之研究》对两部佛教类书的版本流传情况作了整理和介绍；另外尚有一些关于《法苑珠林》细节考证方面的单篇论文，都从基础文献方面，对《法苑珠林》的面貌作了澄清。

佛教史和佛教哲学的研究利用方面，汤用彤、吕澂、季羡林、方立天、孙昌武等知名学者都在著述中提到过《法苑珠林》一书于佛教史的地位与价值；张小讲的专题研究《〈法苑珠林〉与佛教的民间化——简论两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运用《法苑珠林》所提供的信息，对两晋南北朝佛教的民间信仰形态特征予以了一定辨析；方立天先生以《法苑珠林》之《三界篇》《劫量篇》为中心探讨了佛教的宇宙观。

文学研究方面，《法苑珠林》“感应缘”被视为六朝志怪小说的重要来源与叙事文学的集成，程毅忠、侯忠义、李剑国等学者都关注了《法苑珠林》中大量的印度民间故事和“感应缘”中的志怪小说；安正熏《〈法苑珠林〉叙事结构研究》通过探析《法苑珠林》所引佛教典籍的叙事结构和“感应缘”中志怪小说的叙事结构，分析了中印文化交流对中国叙事文学发生的影响；蒋玮《〈法苑珠林〉中的女性故事研究》通过对《法苑珠林》中女性故事的分析，探讨了唐前期女性在男权话语中的存在状态及解脱之路。

在文化与思想研究方面，倪赟岳《从〈法苑珠林〉佛教传道故事看佛教对“地方”的建构》从佛教故事的地域性着手，探讨佛教文化接受的地域特征；台湾梁丽玲所做的《〈法苑珠林·敬法篇〉感应缘研究》，主要探讨了这一篇章感应缘中佛经灵验的类型，并且得出《敬法篇》感应故事的流行正与各时代流行的佛经相吻合的结论。吴福秀的博士论文《〈法苑珠林〉分类思想研究》，力图从知识分类的角度，将《法苑珠林》的分类与时代思想和撰者的个人思想结合起来，从而对那个时代的知识体系和思想发展状况有所揭示，这标志着《法苑珠林》的思想研究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不过该文主要完成的工作仅止于运用传统目录学的方法对编纂者“分类思想”有所揭示，作者也承认回避了更进一层的哲学与文化的探讨；任丽鑫《〈法苑珠林〉与君臣观》一文以《君臣篇》《纳谏篇》等篇为中心，分析了《法苑珠林》所体现的君臣观，提出《法苑珠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文献价值；早在1987年，台湾傅世仪先生发表了博士论文《〈法苑珠林〉六道篇感应缘研究》，通过《六道篇》感应缘的研究，探讨华夏本来存在的幽冥世界与佛教“六道”世界的关系，从而印证佛教中国化的轨迹；直到2008年，大陆也发表了另外一篇相同类型的文章，刘丽娜《〈法苑珠林〉感应缘中的鬼》通过对《法苑珠林》感应缘中与鬼相关故事的研究，探讨佛教的鬼观念与中国传统的鬼观念在《法苑珠林》中所表现的交汇与融合，说明佛教有意识的本土化在佛教传播过程中的意义。

从以上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与佛教学者已经对《高僧传》 《弘明集》《广弘明集》等文献做出的研究相比，《法苑珠林》的研究都尚处于正在开展的阶段，从文献到文化的各个层面，虽然已经呈现一种纵深的立体的面貌，但在各个层面都还留有很大空间，尤其是《法苑珠林》文化内涵的研究方面。应该说，佛教中国化历程在《法苑珠林》中的体现是学界共识。如陈昱珍在关于外典的研究中即评价道世引用外典是为了“达到护教及调和中印文化的目的”；安正熏在文中也特别注意到了《法苑珠林》的文化含义，并专用一节，从宇宙天文观、轮回果报观、道德伦理观三个方面，梳理“述意部”中中印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线索，在结论部分也特别提出了《法苑珠林》体现了中印文化交流的背景，也体现了三教互相融摄的情况。吴福秀从文献学知识分类的角度切入，试图将文献学的分析与知识思想史的探求相结合，所做的工作也是为了证明《法苑珠林》对知识的分类，实有着思想史方面的价值。只是，学者们已做的工作重在证明《法苑珠林》具有丰厚的文化信息这一结论，并点明它体现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的整合，但其主题还是文献和文学的研究，在证明之后，对《法苑珠林》中如何呈现这一信息，呈现了怎样的信息，尚未有系统和专门的研究出现。笔者以为，这些证明的工作给了本书以理论的支持，也留给本书以深入研究的空间。

（二）晋唐儒释道关系研究

儒释道三教关系是历史、哲学、文学、文化都绕不开的话题，很多前辈学者在各自研究领域内都已给予相当的关注。汤用彤先生所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就特别注意到三教关系的动态发展，提出佛教起初附于道教，发展之后借佛玄争辩辨明本宗，汤先生的研究至今仍是儒佛道思想互动的重要参考资料；方立天先生的佛教史研究格外关注三教于哲学上互动关系；荷兰学者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也是着重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调整，以及中国本土文化在应对时的反应和变化；赖永海所编著的《中国佛教通史》也将这一关系作为通史的重要内容，在每一时间段内都详细呈现；洪修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以佛教为主体，梳理了整个历史进程中三教之间的关系，他的另一本书《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则分类收入他多年来三教关系研究的论文。在这些前辈学者的研究中，虽然未使用“互动”或“整合”这样的词语，但都有着“互动”和“整合”的眼光，他们已做的扎实工作是本书的重要基石。

近年以来，围绕“互动” “整合”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专题研究，200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洪军教授《中古时期儒释道整合研究》一书，王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中古时期儒释道的问题，多年来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该书是用历史学的方法，以隋唐为重点，系统梳理了魏晋至隋唐三教之间的论辩，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三教各自的理论发展，分析了三教的整合情况及其对于思想史的意义，提出没有隋唐时期三教思想的整合，就没有宋明理学的产生。2011年，吕玉霞发表了博士论文《魏晋时期儒佛道思想互动研究》，讨论了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初次碰撞中，儒佛道三家是如何安顿自己的思想体系，如何于交流中各取所需，最终完成初步融合的。

另外，还有一些对佛教文献的专题研究也实际以三教交涉为主要内容，如刘立夫教授的博士论文《弘道与明教—— 〈弘明集〉研究》，李小荣教授的《〈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梳理的主要问题都是夷夏之争、因果之争、形神之争等几个核心问题，这其实也是由三教交涉产生的问题。三教关系研究方面的单篇论文也有一些，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回顾三教关系研究，能够发现，“互动”与“整合”的视角从这一命题走入学者视野伊始便已具有，只是于近年才被明确提出。但切入点主要在历史与哲学，虽有论著以“文化”命名，如刘立夫教授《佛教中国伦理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关注点实际仍为哲学方面。倒是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在“佛教东传及其思想史意义”之后另设的一节“佛教征服中国？”更符合文化层面的意味，且深入精辟，其中提到君权，提到伦理，提到方术……认为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位置的同时，自身的立场也发生着静悄悄的挪移。而佛教与中国文化究竟在哪些层面发生了互动，怎样互动，互动的结果与方向如何，这些正是本书的空间所在，前辈与时贤已做的工作为本书提供了基石。

（三）类似方法的研究

2005年，日本出版了坂本广博《経律異相の研究——梁代の仏教文化》一书，该书以《经律异相》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南朝佛教文化的特征，兼及其与北朝佛教文化的不同。之所以以《经律异相》为中心，是因为这是一部类似于外国神话、小说类的总集，是一种“异文化”，上承释僧佑的《释迦谱》，下启唐道世的《法苑珠林》。通过该书可以看到东晋时期慧远和罗什有关“法身”“轮回”“报应”等争论的延续，并一窥有梁一代对异族文化的接受以及当时佛教文化的氛围。坂本广博通过一部类书而讨论一个时代的佛教文化的做法，为笔者提供了很多先行的经验。

除此之外，复旦大学刘鹏于2010年的博士论文《梁代僧尼传记中的话语权力——以〈高僧传〉、〈比丘尼传〉为中心的研究》，一变以往侧重僧尼传记告诉了我们什么的研究眼光，转向探讨各种话语权力对僧传叙事的影响，该文认为：王权、士大夫、僧史家都在僧尼传记的书写中体现了自己的话语权力，发现和分析这些传记中的“话语成分”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僧传。虽然研究对象不同，具体问题也不同，但这种看待佛教文献的眼光和方法对笔者也深有启发。

三 研究方法、目标

本书一方面从文化看类书，另一方面，也从类书看文化，以类书文献本身为中心，具体方法和目标有以下几点：

（1）择取佛教文化与中土文化冲突、转化过程及佛教在中土立足等中的几个核心问题：佛教与祭祀，佛教与中土巫术传统，佛教与儒治社会伦理，佛教因果论对中土善恶报应观的转化，透过静态的知识去看动态的文化发展。

（2）具体行文思路中，以“为何设篇”来揭示其背后文化的进程；以“知识呈现”来反看当时活生生的文化面貌，以及道世这位“切片加工者”的编撰思路；从切片的角度来展望其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三个问题中，又以解决前两个问题为主。

（3）类书编撰中提供的信息也可作为研究中的重要材料，而这点是向来被忽视的。本书第六章以《法苑珠林》中两篇与佛教音乐相关篇目的编撰为依据，对佛教音乐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