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广西西江流域生态文化研究纲要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人类文明和文化都根源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作为生态环境的产物，一切文明和文化都是某种类型的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给予的赠礼”。这句言简意赅的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尼罗河之于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意义。作为埃及的生命之水，尼罗河赠予了埃及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在这块水土丰美的土地上，适宜万物生长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埃及璀璨文明得以诞生和发展的母床。无独有偶，纵观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无一不是滥觞于水土资源极为优越的江河流域，除埃及尼罗河流域之外，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以及中国的黄河流域，都以其得天独厚的水土生态环境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久远的文明。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古文明之花的绽放决非偶然，而是由江河的生命之水浇灌而成的。
中华文明之所以如同绵亘悠长的江河一般源远流长，正是得益于横贯九州大地的大江大河，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轫于不同地域空间的江河流域。就此而言，中华文明的摇篮不只是黄河流域，尽管它是中原文明的发祥地，早在一体格局尚未形成的远古时期，岭南地区的百越文明就独立萌生于西江流域。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远在旧石器时代，柳江人就已经繁衍生息于西江流域，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的开创者之一。文明火种的薪火相传，不仅有赖于世代相续、不断壮大的族群，而且根植于人们生存须臾不可脱离的自然环境。一方水土不仅养一方人，而且为人们创造和传承文明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西江干流横贯广西全境，从各个不同方位注入西江的大小支流与干流呈叶脉状纵横交错于广西境内。西江水系流经的地域，占据广西总面积的八成以上，因此，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广西西江流域具有广西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西江水系与流域生态环境的形成，从根本上决定了广西西江流域悠久历史文明的发展面貌。西江水系的形成，是一个地质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一亿年之前的白垩纪，西江水系开始发育，干流和主要支流的雏形出现，此后历经数千万年漫长岁月的地质运动，奠定了西江水系的基本格局。与此同时，在西江水系形成的过程中，年深月久的水流侵蚀和冲刷以及其他地质运动的共同作用，形塑了西江流域的自然地貌。山地、丘陵、盆地和平原构成了西江流域的基本地貌特征，这些形态各异的地貌空间成为人们世代安身立命的家园。
丰富的水源、肥沃的土地以及适宜的气候所构成的生态环境，为西江流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西江干流及各大小支流形成了如织的水网，丰沛的水源为万物的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乳汁。肥沃的土壤不仅滋生和养育了地面上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而且为人们拓殖自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考古发掘表明，广西西江流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稻作文化中心之一。西江流域大部处于低纬度范围，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区，常年高温多雨，日照强烈，雨水充足，这些优越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宜于万物的生长。雨水、土壤、气候以及在此基础上生长的动植物，相互关联、彼此依存，编织成一张环环相扣的生态网络，构成了人类繁衍生息的生境。自人类活动的踪迹出现伊始，百越先民就分布于西江流域的各个地方，拉开了文明创造的序幕。远古时期，人们仰赖丰裕的自然资源，过着采集渔猎的生活，直接从自然当中获取生活资源。人们洞居穴处，聚群而居，集体劳作，形成了“小型社会”的社会生态结构雏形。随着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和技巧的改进，以及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开垦土地、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桂林甑皮岩出土的文化遗存，南宁地区河畔台地发掘的文化遗存，以及其他地区的出土文物，均以大量物证反映了当时西江流域原始先民的生存状况和文化形态。
从发展的角度来说，任何人类文明和文化都不能脱离一定的生态环境。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的发展史。自西江流域最早的居民迈出开发自然的第一步，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沿着祖先的足迹前行，永不停息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地适应自然环境，遵循自然规律，充分把握和利用天时地利，开掘自然蕴藏的丰富资源和潜在的生产能力，从而使族群的生命能在这块土地上传承下去。在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域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反映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地域生态文化。
人们安身立命的物质生活，最能体现生态文化的本质。民以食为天，食物是满足人们生存的首要条件。劳作活动的产生源于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从采集渔猎到农业耕作的变化，劳作方式和对象的改变，不仅反映了人们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彼此消长。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西江流域的先民以采集渔猎的方式直接从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源，基本上处于完全依存于自然的状态。随着劳作模式向植物种植的转变，意味着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中，人开始从完全依赖自然迈向改造自然，而且宣告了一种新的文明模式——农业文明的诞生。西江流域的农业文明催生了以“那文化”为核心的稻作文化。那文化的出现，是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人们综合利用气候、水源和土地等自然因素，在不同的地形地貌空间种植水稻，使整个西江流域呈现出稻作文化的景观生态。当然，由于西江流域地域辽阔，不同地方的自然条件差异显著，由此形成了因地制宜的不同的劳作活动模式，生存于不同地域的人们相应选择了适合于本土的劳作方式。虽然各自的劳作方式互不相同，但在取法自然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总而言之，西江流域的人们在耕作土地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耕法自然”的劳作方式体现了典型的农业社会的生态文化特征。
人立身于天地之间，需要一定的庇护和栖身之所。从最初的风餐露宿、洞居穴处，到后来的构木为巢、营造村舍城池，人类栖居环境的发展变迁，折射了人类从被动适应自然环境到主动改造自然环境的生态关系的变化。广西西江流域山川秀丽、气候温润、地貌多样，这些自然生态条件造就了适合人类居住的栖居环境。在采集狩猎的原始社会，天然的岩溶洞穴为原始先民提供了最初的栖居场所。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人们的栖居空间从逼仄封闭的洞穴转向平旷开放的空间。构木为巢、以居其上，是人们第一次利用林木资源为自身营造居所，虽然简陋，却为西江流域传承至今的干栏建筑创制了原型。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人们的栖居环境与耕作空间紧密相连。水土丰美、林木茂密的地方成为人们栖居环境的首选之地，西江流域但凡依山傍水之地，既是农耕发达地区，也是人群密集的栖居空间。村落栖居环境作为农耕文化的产物，基本上受自然地貌的影响。在复杂多样的自然地貌影响之下，西江流域的村落栖居环境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尽管这些栖居环境的自然地貌相差较大，但都遵循居法自然的生态原则。这些村落的选址和布局充分考虑到农耕生产的方便和水土资源的充裕，同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营造宜居的村落，使村落与生态环境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西江流域的城市基本上都筑城于江河之畔，濒水而居成为西江流域城市的总体栖居环境状貌。优越的江河水环境奠定了营建这些城市的自然生态基础，城市与自然山水的浑然一体，是城市居法自然的完美体现。作为人自身营造的栖居环境，自然环境直接决定了建筑物的营造。自然地貌、气候和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建筑物的形制和风格。因此，不管是村舍还是城市建筑，都普遍遵循筑法自然的原则。在西江流域，由巢居演变而来的干栏建筑，既能因地制宜，适应不同地貌的自然环境，又能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易于建造，便于生活，从而成为西江流域村落建筑筑法自然的典范。西江流域山水相连的地形地貌，决定了城市营建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山形、水势来规划城市布局，筑造各种建筑。利用山形水势的地利之宜，是西江流域城市建造筑法自然的突出特征，体现了人们巧妙利用自然的高超生态智慧。栖居生境既有赖于自然天赐，还需依靠人自身的保护与营构。西江流域的村落大多山环水抱，因此对山林和水源的保护和营构成为村落栖居生境的重要内容。人们在神灵崇拜的影响与村规民约的约束之下，形成了保护自然环境的文化习俗。在传统风水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大力营构栖居生境的林木和水系，使之成为富于诗情画意的田园画卷。西江流域的许多城市都拥有青山绿水的先天优越环境，加上历代的保护和营构，形成了天生丽质的自然山水与匠心独运的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使山水田园城市成为更适合人们居住的栖居空间。
在广西西江流域的地域空间里，栖居着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一方面，稳定可靠的农业耕作导致了安土重迁的定居生活，人们聚集于一定的地域空间形成规模不等的聚落，共同劳作和生活，由此产生了社会生态结构的重大变革，以共同的地域空间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族群社会随之出现，西江流域的本土族群——百越民族，就是建立在“那文化”基础之上的共同体；另一方面，百越民族内部的分化组合如同西江水系一样枝干交错，沿着江河的流向不断迁徙流动，在分布西江流域的过程中，各族群之间形成了错杂而居、相互融合的地域和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从而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百越民族共同体。这样一个动态平衡的社会生态结构，一直维系着西江流域在地理空间上与外部空间发生联系。秦朝疆域向岭南地区的拓展，最关键的环节就在于沟通长江水系与西江水系。灵渠的修建，使得岭南岭北两大水系贯通起来。水流的融汇，不仅是地理空间阻隔的突破，为政治版图的统一创造了条件，更是民族和文化之间藩篱的破除。随着军事征服，郡县制在西江流域建立起来，在制度上与中原地区接轨。秦汉两代，大批军队的南征以及随军家属的南迁，外部族群开始进入西江流域，自此以降，历代都有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这些外来族群沿着西江水系扩散，逐渐遍布于流域的不同地域空间，与本土族群错杂而居。不同族群之间的日益融合，促进了思想、文化、经济以及生产工具和技术的传播和相互借鉴。尤其是中原汉族的陆续迁入，所带来的精神层面的思想文化与器物层面的技术工具，极大地推进了西江流域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西江流域和中原地区长期的全方位交相往来，使西江流域不仅在地理上成为历代大一统王朝版图的一部分，而且使这一流域的各个民族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使西江流域多民族的和谐共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西江流域数千年的社会生态结构的发展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悠久的社会生态结构演化图景。
广西西江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仅提供了百越民族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而且成为滋生地域文化的精神沃土。这一流域所萌发、传承和积淀下来的礼仪风俗，既是特有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也是其自然和社会生态的文化表征形式。在原始社会，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主导了人们对自然万物的认知，孕育了膜拜自然图腾、与自然血脉相连的原始生态文化。西江流域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化育了百越民族源远流长的图腾祭祀礼仪，在对始祖神灵的顶礼膜拜中寄寓了对自然的敬畏。一方面，广西西江流域各地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各种不同图腾神话和图腾崇拜活动产生和形成的沃土；另一方面，整个流域大致相似的生态环境又催生了不同民族的共同图腾崇拜，如蛙图腾不独为壮族所信奉，稻作农业的生态环境使得百越民族普遍敬仰蛙图腾；山居环境是瑶族、苗族等山地民族共同崇拜盘瓠的自然生态根源。因此，图腾礼仪是生态环境催生的精神果实，是对自然之母的生命礼赞。生产活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对象化活动，必须以自然环境中的水土资源和农作物作为劳作对象。土地是万物生长的根基，农耕社会伊始就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西江流域适于稻作生产的土壤，创造了与自然生态环境高度适应的稻作文化。在稻作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源自先民的土地祭仪活动源远流长，深刻地揭示了人地之间的生态关系。人们对田公地母的祭祀礼仪，表明了人们对土地的虔诚感恩和敬畏心理，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生态规律潜移默化式的自觉遵循。雨水是滋养润泽万物的乳汁，广西西江流域是传统的稻作农业区，雨水直接左右着水稻的播种、长势和收成。在人们的眼里，雷和蛙是主宰雨水的神灵，与稻作农业构成了一条“雷→蛙→雨水→水稻”的因果链条。因此，对雷和蛙的祭祀礼仪反映了雨水与稻作农业之间的生态因果关系，是稻作文化生境的文化表现形式。世代相袭的族风民俗折射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生态文化，广西西江流域民族众多，栖居于不同地域生态环境中的不同民族，形成和发展了各自独具民族特色的风俗，折射出本民族社会生态的各个面相。西江流域各民族的社会组织，通过族群民主协商的方式，制定人们共同遵守的乡规民约，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深入民心，潜移默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习俗，形塑了族群社会生态的风貌。这些社会组织虽然分属不同民族，名称分殊，结构和功能方面也存在差别，但在凝聚族群共识、维护族群社会秩序和利益等诸多领域所形成的族风民俗，却在精神层面共同建构起区域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生态文化。西江流域各少数民族盛行踏歌为媒、依歌择偶的婚恋习俗，反映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婚恋生态文化，通过男女婚恋关系，充分展现了一种自由、平等、互尊、互爱的社会生态精神。
西江流域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学艺术。根植于这片生命沃土的文艺作品，以充满神奇色彩和丰富想象力的故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山野民歌等作为载体，折射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多变的多维生态关系。西江流域各民族如同世界各地的其他民族一样，有着各自的创世神话，反映了人们对生存于其中的自然世界的认知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生态关系。这些神话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人如何在依存于自然的同时，又不屈服于自然、改造自然。其所彰显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化生，表明了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充满张力的对立统一的生态关系。一方面，神话故事充盈着对自然的神化和崇敬，以一种血亲式的情感维持着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又存在着相竞相生的竞争生态关系，最鲜明的表现是射太阳神话和洪水神话，这说明了西江流域的水旱灾害是比较严重且频繁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射太阳神话和大洪水神话。但西江流域各民族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并不是那种表现人的绝对主宰的现代主体意识，而是表现了对恶劣自然环境的克服。在社会生态方面，西江流域的文学艺术也同样反映了人与人之间既和谐共生又相互竞争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人们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和追求自由的理想，各自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取向不可避免会激发矛盾冲突，从而形成一种竞生态的社会生态关系，各种民间故事对此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对自由、和谐生活的追求以及对理想爱情的向往，更是各民族生命共同体的主旋律，在各种形式的民族音乐、舞蹈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西江流域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学艺术，如同这一地域自然生态的丰富多样性，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动态变化的多元生态关系。
广西西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多元自然生态环境与多元民族社会生态结构的结合，赋予了西江流域生态文化显著的民族性特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融会贯通的多元生态文化不断与时推移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西江流域生态文化的民族性首先表现为世居民族的本土民族性。百越先民及其后裔世代繁衍生息于西江流域，与这一方水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生态纽带关系。其一，是各少数民族对生态环境的顺应。依循季节气候从事生产劳作活动，因地制宜进行种植蓄养、安排衣食住行，根据自然属性以实现物尽其用。其二，是各少数民族对自然利用的实用性。利用自然环境促进生产，利用自然改善生活，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三，是各少数民族促进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注重水土和林木资源的保护，通过各种风俗和款约禁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注重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保持自然资源的可再生性；注意防范自然灾害，通过各种措施应对自然界的潜在危害。西江流域生态文化的民族性还表现为，在更大范围内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西江流域生态文化的民族性，是在“多元一体”的多民族社会生态文化环境中孕育而成的，既是本流域各原住民族的共同凝聚性，又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而相互融汇，从而具有中华民族的共通性。其一，西江流域生态文化是各民族相互交流、共同创造的产物。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征，使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样一种多民族社会生态格局，自然而然也促进了各民族方方面面的实践经验以及风俗习惯的交流融合，因而在生态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呈现出某些共性，最终构成了作为整体的西江流域民族生态文化。其二，西江流域生态文化对中原民族生态文化的接受和融汇。秦汉以降，历代统治者通过实行“和揖百越”“羁縻州制”“改土归流”等多民族地区管理制度，同时对百越民族倡行文教，推广儒家学说，输出技术和器物，极大地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发展。由此，西江流域的民族生态文化逐渐走出其原生状态，汇入中华民族生态文化的一体化洪流之中。其三，西江流域生态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天人合一”，追求与自然和谐一致。它要求克制人欲，不贪婪地向自然索取，而是“乐天知命”，崇尚简朴，把回归自然当作最高的人生理想及生命本真状态。西江流域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深深浸染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彰显了“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西江流域生态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产生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它在当今时代也需要进一步发展。从总体上来看，西江流域生态文化是农业文明时代的重要成果。而在中国现代化的工业文明进程中，具有“天人合一”历史传统的生态文化随着农业文明的日渐式微而边缘化。然而，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日益严重，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弊病，呼唤着一种拯救人类社会的新文明——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这意味着生态文化焕发了新的历史生机。因此，广西西江流域生态文化的时代性问题，实质是如何做好西江流域生态文化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的问题，是如何使西江流域生态文化“当代化”的问题。必须使西江流域生态文化之类的传统文化走出边缘状态，做好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促成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