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山林劳作与“靠山吃山”的森林生态文化

广西山多地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由于西江流域覆盖了广西地域的大部分，因而自然地貌总体上也具有这一特征。相对平原、盆地等水平地貌而言，山体呈现为一种纵向、立体的地貌。从劳作活动的角度来看，虽然肇始于山林的采集、狩猎活动是人类最初赖以生存的劳作方式，但一旦走出山林，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人类的活动空间已从封闭的山林不可逆转地向开阔的水平地带拓展。无论从农业生产的方式、规模，还是从人口分布的密度来考察，山林作为人类最早的家园，已日益归于沉寂。不管是从宏观的世界范围，中观的中国疆域，还是微观的广西西江流域来看，山林大都是少数族裔的生存空间。

尽管广西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以稻作为主，然而着眼于自然生态格局，山林地貌的体量之大，对于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开发利用山林，不仅直接关系到当地的居民的生存，而且深刻影响到整个流域的生境。在广西西江流域的山林版图上，真正意义上的“靠山吃山”的地域分布并不广，主要集中在红水河上游、柳江上游以及西江重要的水源地金秀大瑶山等区域。这些地域的面积及其人口，在整个流域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却左右着西江流域的整体生态安全。

一 绿色水库的破坏和重建：两种对立的“靠山吃山”生态文化

位于红水河上游的天峨，林深箐密，享有“绿色水库”的美誉。据地方志记载，“苍岭天峨，雄峙南北，盘江清水，流贯中央，虽溪清幽，仍若烟瘴，平畴殊少，仰给梯田，茅屋栖岩，斯诚贫瘠”。“全县有国土资源478.8万多亩，其中水田仅有5万多亩。山上植被丰富，新中国成立前，被人们称作 ‘多见木叶少见天’的地方。”由此可知，历史上的天峨山清水秀，林木繁茂。但另一方面，由于适于农耕的土地非常有限，民众的生活十分贫困。不过，在人口稀少的情况下，人们尚能自给自足，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微乎其微。但随着人口的增多，迫于生计压力，人们不得不将劳作活动的范围拓展到山林，形成一种破坏性的“靠山吃山”的生计模式。虽然从短期来看，通过对森林的大量砍伐、改林为粮，既促进了木材产业的发展，又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人们的经济收入和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生态环境破坏所导致的负面影响逐渐凸显出来。“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使粮食与林争地激烈，撵山毁林要粮的情况严重……产业结构和资源的保护、开发欠合理，山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老祖宗留下的林木和新造的人工林被过量砍伐和火毁的情况严重，每年森林消耗量达25万立方米，而增长量只有18万立方米，年森林赤字达7万立方米。”这种透支式的山林劳作和消耗不仅难以为继，而且代价巨大。森林的萎缩，造成水源的枯竭和水土流失，致使农作物的收成受到严重影响，这进一步引发人们垦山种粮，从而形成恶性的生态循环。

尤为严重的是政策导向的劳作活动对山林生态的破坏，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跃进”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重挫社会生态，而且以毁林炼钢和毁林种粮为导向的劳作活动，对山林生态环境的破坏产生了极具灾难性的后果。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之下，天峨的山林也在劫难逃，“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烧矿窑，烧土高炉，毁去大量原生林作木柴，烧火炭。特别是石山上的原生林木几乎被砍光。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农民毁林种粮、毁林搞工副业现象极为严重，每逢冬垦春播，山火频繁，无数黛绿峰峦毁于火舌”。这种杀鸡取卵式的劳作活动，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上的改善，反而造成自然资源的极大消耗和浪费，人们的生活更加困苦，留下了惨重的生态灾难和惨痛的经验教训。

在生态灾难触底反弹之后，人们痛定思痛，重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根据天峨山多地少的地理特征，人们因地制宜，确立了“以林为主”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不再以开发山林、砍伐林木为主，而是以种植林木、养护山林为主。即使开荒种粮，也采取粮、林相结合的耕作模式，既保持了水土，又提高了粮食产量。并且若干年之后，退耕还林，恢复地力，形成山林生态的良性循环。洞里村绿化荒山和纳尚林业专业屯就是典型的个案：

 

八腊瑶族乡洞里村，地处海拔1200米高处，1969年开始兴办村林场。建场初期，各队社员轮流当场员，全村划出5510亩荒地，作林场基地，到1978年已有1662亩成林，其他的荒山也全部绿化完毕。1985年全村已有人工林1.98万亩，水源林5千多亩。在全村19个村民小组管辖的范围，形成“山顶一把伞，山腰一条带，山沟山冲满桐茶，山脚碧水常流”的良好环境。1983年夏，出现一场罕见暴雨，日降雨量150毫米，良好的森林植被把雨水涵养住了，未发生洪灾，只有3亩沟边田被淹没，其他田地安然无恙，全村粮食总产量61.5万公斤，与增产的1982年持平。1984年，遇上秋旱，500亩川谷在林间未受旱，收获比1983年增长4万多公斤。洞里村对成年林实行计划间伐，对疏林地补充植树造林，对高大的枫树和泡桐只修剃残枝留下涵养水源，林下山地全垦栽上杉木苗，让疏林荒山变成混交林，既保证幼苗有充足的水分，提高成活率，又能使成年杉木标直成材。1985年他们补充种植2000多亩，全村生态保持良性循环。

 

洞里村长年不懈的植树造林，所产生的生态效益非常显著。成千上万亩的山林形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绿色水库，兼有防洪、抗旱的双重功能，保障了粮食生产的丰收和稳定。林木间伐和补种树林，既开发了木材产业，又有利于林业的永续发展。洞里村的山林经营活动，开辟了一条生态良性循环的道路。

 

向阳村纳尚屯，地处红水河新街滩之上。1969年，从东兰县板升公社迁居此地的杨仕伦5兄弟组成生产队。虽然政府提倡“以粮为纲”，但他们从实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以林为主，靠林致富。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做到口粮自给，他们实行林粮间种，荒开到哪里，林也种到哪里，3年后退粮还林，每3—4年就可有一片荒山郁闭成林……1985年，全队2000多亩荒山已全部绿化。

 

纳尚屯在“以粮为纲”的时代，不盲从错误的政策，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业，这不仅是一种勇气，更是生态智慧的体现。林粮间种和退粮还林，既能保证粮食的自给自足，又促进了林业的良性发展。

洞里村和纳尚屯的植树造林活动是天峨“以林为主”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如今的天峨又重新焕发出绿色水库的生机与活力，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绿色水库不仅惠及自身，而且福泽四方。它不仅为中国第二大水电站龙滩电站提供了丰沛的水利资源，而且通过涵养水土，有效地降低了河流的泥沙冲刷，使红水河流域呈现出山青水绿的生态景观。

二 杉海、林海的农林复合型山林耕作生态文化

柳江上游的三江、融水等侗族和苗族聚居区，历史上一直是山林种植和木材采伐的重要地区。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三江，是侗族世代居住的主要地区之一。这里山峦叠嶂、江河蜿蜒，森林遮天蔽日、桐茶漫山遍野。其中，杉木的种植很有代表性，侗族山区因广泛种植杉木而被称之为“杉海”。三江下游的融水，则是苗族的聚居地，境内的大苗山古树参天、杉林似海，素有“林海”之称。栖居于这片杉海、林海的侗族和苗族，主要从事山林劳作活动。

三江侗族山区的生业模式，属于农林复合型的生产活动。在主要发展林业的基础上，辅以农作物的耕作以自给自足。当地侗民将这种生产模式称为“三五七制”，其主要生产程序和耕种对象如下：（1）第一年，在新开垦的土地里种植玉米籽和油料作物种子（油桐籽或油茶籽）。当玉米成熟的时候，油桐、油茶籽已长成树苗；（2）第三年，在同一块地里种玉米或木菇，当它们成熟之际，油桐、油茶苗就长得很茁壮了；（3）第四年，不种粮食作物，只给土地松土除草，当年就可以收获桐果；（4）第七年，油茶树枝头结满茶果。这种耕作方式，是生态智慧本土化的结晶，人们巧妙掌握和充分利用了不同作物的生态时空位置，使粮林作物都获得了丰收。侗族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三年杂粮五年桐，七年茶果满山红”，生动形象地体现了人们高超的耕作智慧。

尽管侗族山区森林茂盛，似乎并不存在林木资源匮乏的问题，但可贵的是，侗族人民不只是看重眼前利益，而是目光长远，既见树，更见林，立足于生态安全和生态综合效益的长远考虑，对林地进行因地制宜的利用：其一，居住环境的林木保护。侗族村寨一般依山傍水而建，村寨背后山上的所有草木都被视为神圣的风水林而受到保护，严禁砍伐和破坏。流经村寨旁边的溪流、江河两岸，都种植有竹子等护岸林。这些举措不仅美化了侗族的居住环境，而且发挥了涵养水土的生态功能。其二，地尽其用，林粮果蔬混合种植。侗族地区山多地少，平坦的土地都被开垦为耕种粮食和庄稼的田地，但人们还是充分利用土地空间，在田埂上和菜地里套种各种水果，在村寨周围种植油茶、油桐等经济林木。农林复合型的多元耕作，最大限度地开掘了土地的潜力，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而且形成了以村寨为单元的小型生境的良性生态循环。其三，薪炭林的生态开发。侗族日常生活中煮食和取暖所需的能源，基本上取自山林中的薪柴，消耗量很大，因此，如何维持林木的采伐和保护之间的平衡状态，就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生态问题。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积累和发展了具有高度生态智慧的薪炭林生态开发经验。“对薪炭林地侗族具有一套合理的轮歇制度，砍伐后有一段自然恢复期，经过恢复期的林地在物种多样性及森林群落特征上基本相似于天然林，侗人将自己的薪炭林地划分为若干片，根据自己的用材目的及每年需柴量确定砍伐面积，然后在年初便将一年所需薪材砍下，按计划分批进行使用。在分块上又有讲究，他们砍柴不是沿等高线横砍，而是沿等高线垂直竖砍。这是由于砍后的木柴并不立即拉走，而是堆放在原地，到需要时方取回，由此如若横砍，倒下的树木便会压在下一层的其他树木之上，影响其生长，故进行竖砍，即沿山脊线砍……除砍伐有讲究外，侗族在砍伐时特别注重从中保留母树林（分不同树种），以利于其自然更新，侗族在砍伐过的轮歇地种旱作物2—3年后，进行人工造林。林木生长前5年，侗民在林内套种芋头、玉米、红薯等粮食作物和油桐、油茶等经济作物。这样，地力也得以提高，利于林木的进一步生长发育。”薪炭林管理和开发的一整套制度，完全遵循了山林树木生长的生态规律，并创造性地实施林粮兼种，不仅使人们获得了物质上的经济利益，而且提高了林木生长的生境，发挥了长远的生态效益。

“九山半水半分田”，是人们对融水自然地貌准确而形象的说法。境内的大苗山因苗族聚居而得名，融水历史上也俗称“大苗山”。大苗山苗族是一个典型的山林耕作民族，尤其是具有悠久的种杉历史传统和丰富的种杉经验。历史上，苗族因各种原因而被迫迁徙，陆续迁入南方山高林密的山区。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苗族“每迁到一地就围栏而居，开荒种地，把带来的杉木种子和玉米、荞麦种子一齐播种，待杉木长大后另开新荒地，长此下去既维持了生计，又把杉木养大，也扩大了杉木的种植区域”。同侗族等山区少数民族一样，苗族的生业模式也属于农林复合型的生产活动，因地制宜，种植适于山地生长的杂粮和林木，使不断迁徙的人和物能够落地生根，具有很强的生态适应性。

经过苗族薪火相传的世代经营，大苗山杉木遍布，杉林似海，被誉为“杉木之乡”“杉木王国”。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众多苗民为筑就“杉木王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甚至毕生的精力。其中，四荣乡一户苗族山丁两代人，就为一山主种下5万株杉木。叶长发是当年闻名遐迩的“木材大王”，其拥有的杉木疆域之广、杉木数量之多在民间广为流传：“天有边，地有边，叶长发的杉木看不到头、望不到边”, “荒山烧也尽，泉水有断流，叶长发的杉木年年砍不尽，代代拉不完”。在长期的山林种植活动中，融水苗族总结出一套种树的方法，山歌《种杉种竹》如是歌唱：“开荒要烧火，种树要锄坡。起畦撒杉籽，挖坑竹才活。竹编篓和笼，又编篮和箩。起楼要梁柱，杉木用处多。种杉和栽竹，苗地要选合，岭上种杉木，杉木爱土厚；冲底育杉秧，杉苗喜又乐。岭顶栽楠竹，楠竹眼泪落，河边竹安家，竹子笑呵呵。”杉木和竹子是两种生态习性不同的树种，各有适宜其生长的生态环境和生态位，岭上种杉、河边植竹，因地制宜、各安其位，营造出良好的生境。

虽然历史上的大苗山古树参天，浓荫蔽日，青杉满岭，翠竹映江，保持着人与境谐的优美生态环境。但是，“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政策导向，导致了山林毁弃的严重生态灾难，“20世纪50年代的 ‘大跃进’，全县大放木材 ‘卫星’，使60万立方米杉木惨遭滥伐；而 ‘大炼钢铁’所乱砍的水源林、风景林等至少在6万立方米以上，森林资源遭到大劫难。在‘农业学大寨’期间，片面强调 ‘以粮为纲’，导致山区毁林开荒或毁林造田……由此造成了水土流失、生态失衡、灾害频繁的恶果”。罔顾自然规律和生态环境的生产活动，非但不能造福于人们的生活，反而因为生存根基的破坏，人们遭到了自然灾难的无情报复。融水山林破坏的生态悲剧只是同一时期全国范围内森林生态破坏的一个缩影，满目疮痍的河山促使人们幡然悔悟，认识到森林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生态屏障，山林劳作逐渐从以采伐为主向种植、保护双管齐下转型。融水大苗山地区采取退耕还林、保护原始森林以及建设珠江防护林工程等多项培育、保护山林措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生态环境有了显著改善，重现山清水秀、碧水长流的优美自然景观。

三 大瑶山“种树还山”与“吃山养山”的山林耕作生态文化

在自然地理特征上，金秀大瑶山地区呈现出山体庞大、林木广茂、雨水丰沛、河流密布的自然面貌，拥有广西最大的水源林带，一直是西江的重要水源中心。这种地位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瑶族的耕作方式。历史上，大瑶山的山林耕作传统主要是“种树还山”和“吃山养山”，在农林复合型的劳作活动中，对山林的养护非常重视，保持了大瑶山山长青、水长流的良好生态环境。

作为山地民族，瑶族具有植树造林的悠久历史传统。大瑶山瑶族最主要的造林方式是“种树还山”。由于山多地少，许多没有土地的瑶民为了种粮维持生计，向山主租赁土地进行耕作。为了日后偿还土地租金，瑶民不仅耕种粮食作物以自给，而且同时种植杉木、油桐等树苗，等到地力贫瘠，无法继续种植粮食作物时，将土地和林木一起交还山主，林木成为人们偿还土地租赁的实物租金。大瑶山瑶族山丁“在向山主租得山地后，从开始种植农作物的第二年起，必须在农作物中间种杉树幼苗，待树苗长高，不再适宜种植农作物时，将山地连同杉树一起还给山主，另外租山耕种”。“种树还山”的耕作模式，实现了各方的利益最大化，不仅解决了广大无地瑶民的生计问题，而且作为实物租金的林木既给山主带来了一笔丰厚的固定资产，还涵养了水土资源、优化了生态环境。正如瑶民歌谣所唱：“靠山吃山要养山，桐茶杉树满山冈。山清水秀人添寿，幸福生活似水长。”由于瑶族世代“种树还山”，大瑶山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天然水库”，为西江建构了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据统计，大瑶山水源林带，“每年蓄水25.02亿立方米，通过26条小河，输向周围7县，成为当地近百万人口生产、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曾经四上瑶山、对瑶族有过深入调查研究的费孝通先生，将大瑶山瑶族的耕作模式总结为：“以粮养林，以林蓄水，以水供田，以田植粮。从林粮矛盾变成林粮相济。”粮（杂粮）→林→水→田→粮（水稻），这一环环相扣的耕作模式，因循和适应了大瑶山的立体生境，适合坡地生态位的“种树还山”，在解决山地居民生计的同时，打造了一个绿色水库，给山脚平地提供了不竭水源，使水稻种植成为可能，满足了平地居民的生活需要。因此，这种耕作模式不仅促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通过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各安其位的民众当中营造了一个和谐共生的社会生境。

在“无山不成瑶”的大瑶山，瑶族日常生活煮食取暖所需的能源，基本上取自山林中的薪柴。柴和米一样成为人们每日生活中的必需品，巧妇不仅难为无米之炊，同样也难为无柴之炊。薪柴成为人们消耗量较大的一宗生活物品，因此，如何维持薪柴采伐和林木养护之间的平衡，既不因采伐过量而超出山林的生态负荷能力，又不因过度控制而导致薪柴短缺影响生活，就成为一个需要具有高度生态智慧才能化解的难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瑶族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的“吃山养山”薪炭林采伐管理制度。“瑶族聚居的地方，每年都要烧大量的柴火，管理不善，山林就被 ‘蚕食’，以至毁灭，但寨堡的民众对薪炭林实行有计划地分片砍伐，每年砍一次，每次砍一片，按户平均，每户可得六十担左右，够烧一年。砍伐时间规定从正月初到清明节止，清明后正是树木生长期，就不准再砍了。砍时不准挖兜，不准放火烧，不准锄地种作物，以利保护水分和生机。这样第二年长的树木比较整齐、葱绿、粗壮，十年至十五年后又可再砍，如此这般地往返循环，山林砍不尽、用不完。这个规矩是群众共同议定的，大家务必遵守，是瑶寨的 ‘森林法’，这就是采育结合、选管并举的方法，这种方法从古沿袭至今，形成了一种风俗。”瑶族的薪柴砍伐，充分考虑到了林木生长的地利和天时因素，循地利、遵天时。轮伐制度使土地获得了生养休息的机会，能够较快地恢复地力，为林木的交替生长创造了地利条件。因时采伐，符合林木的生长规律，使薪柴资源能够得到永续利用，正如古人所倡导的，“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只有“吃山养山”，维护山林的良好生境，才能实现“靠山吃山”的可持续生存发展之路。

广西西江流域的山林劳作活动，主要集中在西江上游和中游的山区，居民多为世代栖居于此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人们发展出“靠山吃山”，以林业为主、兼种粮食作物的生业模式。这种因地制宜的生业模式，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山林生态环境，较好地解决了人们的生计问题，而且上、中游地区的广袤山林，作为绿色天然水库，为西江流域沿线地区尤其是下游地区提供了可靠的生态屏障，维系着数千万民众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