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学术文化异常繁荣，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然自唐代灭亡至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期间已相去近八百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能够有幸逃过天灾人祸、兵燹浩劫而幸存下来的唐人著作已为数不多。另外，唐代以后至乾隆之前，历代学者也曾致力于唐代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成果，人们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些成果，但因历时久远，分散各处，不易寻检。有幸的是清代乾隆年间，清朝的统治进入全盛阶段，富足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清王朝也非常注重利用传统的学术研究笼络广大知识分子，加之乾隆皇帝熟谙中国传统儒学，以“稽古右文”相标榜，深知“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经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的道理，以弘扬文治为最有效的治理手段。于是乾隆皇帝除发中秘之藏外，还广开献书之路，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征集图书。为保证图书征集工作的顺利进行，乾隆皇帝还制定了具体的采集办法和奖励措施。各地督抚大力搜讨，藏书家也纷纷呈献，在政府的运作和各地督抚的努力下，短短的几年时间，征集来的图书总数已达数万种，其中包括不少举世罕见或海内仅存的珍本秘籍，保证了《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留存不多、分散难寻的唐代文献也因此汇集其中，使后人得以窥探唐代文献的概况。

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汇总和整理传世文献的工程，共著录书籍3461种，存目书籍6793种，合计收书10254种。《四库全书》著录及存目图书上自先秦典籍，下迄清初文献，可以说是一部囊括古代文献的巨型丛书。其中以明、清文献居多，唐代文献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却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编纂《四库全书》之初，乾隆皇帝即要求各省督抚学政对搜辑之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不久，时任安徽学政的朱筠上书乾隆帝，提出了“著录校雠，当并重也”的主张及“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的建议。同时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纂修官要从大量内府藏本及征集而来的图书中选出入选书目以待乾隆帝定夺，也必须对所选之书“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对文献作者及内容作简要介绍。因此，《四库全书》著录或存目的每一部图书都附有内容提要。《四库全书》修成后，几经修改，又将这些提要汇集为《四库全书总目》，乾隆六十年 (1795) 校勘完毕，刊刻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是了解中国古代典籍概况及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一部重要目录书，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目录编纂的里程碑，而且阐明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学术文化史”。

《四库全书》著录或存目的每一部唐代文献也不例外，都有与之相应的一篇内容提要，这些提要既是清人对唐代文献内容的总结，同时也反映了四库馆臣对唐代文献的认识。众所周知，编纂《四库全书》时，首先要对内府藏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坊刻本 ( 即《提要》所说“通行本”) 等图书文献进行审查，决定去取。去取的总原则在《凡例》中已有说明：

儒者著书，往往各明一义，或相反而适相成，或相攻而实相救。所谓言岂一端，各有当也。考古者无所别裁，则多岐而太杂；有所专主，又胶执而过偏。左右佩剑，均未协中。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至于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骘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庶不乖于全书之目。

显然对那些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文献都在禁毁之列，其中以宋代反映抗金思想及明末清初的抗清情绪等涉嫌“违碍悖逆”的文献为多。因此，继征书之后，清政府又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对征集来的图书或删改，或抽毁，或全毁，对收藏禁书者严惩不贷。此次禁书的重点是宋、元、明三代图书，特别是明末清初涉及“斥金”、“斥元”及具有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的书籍。据不完全统计，纂修《四库全书》,“全毁书二千四百多种，抽毁书四百多种，共约三千种，删改书无法计算，禁毁书籍总数在十万部以上，因惧祸而私自毁弃者尚不在其内，销毁版片八万余块，杀害士人和其他无辜者以及惩办亲属均难以计数”。唐代文献因时代、内容等与当时的这场政治风波关系不甚密切而免遭查禁，实不幸中之万幸。从《四库全书》著录及存目的唐代文献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来看，唐代文献的著录存目也不同于其他文献，因此有必要结合《四库全书总目》对《四库全书》所收唐代文献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