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物质经济环境

当今世界就是一幅由各种系统交相互动组合而成的流动的图景。族际政治整合就是族际环境与政治系统两相互动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在族际环境系统之中，又存在物质经济系统、政治法律系统、历史文化系统和国际生态环境系统等多个子系统。在各个子系统中，物质经济环境系统对于族际政治整合的展开具有最为根本性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对物质经济环境系统的考察，是研究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首要前提。物质经济环境系统是一个涵盖经济水平、民族结构、地理环境、社会进程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体系。在这样一个复杂体系之中，苏联各个民族共同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民族结构的复杂性、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以及社会进程的非同步性，持续不断地给主导族际政治整合的政治系统输入“要求”，“刺激”政治系统在维护国家共同体的强大内在驱动之下，主动进行族际政治整合，保证族际环境系统与政治系统能够维持微妙的动态平衡。

一 经济水平

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将国内各个民族维系在统一的国家共同体中的过程，也是多民族国家通过协调族际政治关系而维持国家统一的过程。政治系统对各个民族共同体的整合，在内在上表现为政治权力的主导和推动，表象是政治系统通过对国家资源的汲取和调配，推动民族共同体经济水平的协调发展，从而为国家共同体的稳固奠定坚实经济基础的过程。国家对资源的汲取和调配关系到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能力，而这一切又是由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苏联成立之后，面对民族异质性十分突出的严峻形势，产生了急迫的族际政治整合要求。但是，由于长年累月与国内外反动势力激战，苏联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国家资源的汲取和调配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在20世纪初，俄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连年征战使工业生产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生产水平倒退了数十年。国家的煤炭产量、生铁冶炼量，以及棉织品产量都大幅下降，交通运输业更是陷于瘫痪，农业生产也未能幸免于难，谷物和技术作物的播种范围大面积缩小，土地耕种技术粗糙，粮食、棉花、麻类、甜菜、烟草等技术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大小牲畜头数量也急骤减少。对于经济状况的艰难，列宁评价道：“罗曼诺夫和克伦斯基遗留给工人阶级的，是一个被他们所进行的掠夺的、罪恶的、非常痛苦的战争弄得完全破产的国家，是一个被俄国和外国的帝国主义劫掠一空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完全破产”与“劫掠一空”的国家进行族际政治整合，让国家共同体焕发出巨大的向力心和凝聚力，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沙皇俄国遗留下来的区域经济极度分化的格局，更是使得苏联的族际政治整合雪上加霜。

在经济布局方面，苏联的经济发展布局呈现明显的非均衡性特征，新进的资本主义和落后的农奴制并存；先进城市工业区和落后的乡村并存。20世纪初，俄国还有77%的人口从事农业，农业占国民经济产值的2/3。许多地区和劳动部门正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在俄国43个省中，17个省份仍然以工役制（劳役制的继续）为主要剥削形式。农业技术十分落后。手工劳动、畜力牵引、原始的旧式农具还占优势。到1917年，还有一半的农户没有犁和铁耙。俄国的工业区仅集中在6个地区：中央工业区（莫斯科地区）、西北工业区（彼得堡区）、波罗的海沿岸工业区、南俄工业区、波兰工业区、乌拉尔工业区。按照列宁的说法，沙皇俄国留给苏维埃政权的，“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

苏联国家经济水平的总体低下性，限制了国家能力，也制约了族际政治整合所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而苏联经济发展布局的不平衡，潜藏着民族经济因滞后化而边缘化的危险，影响了各个民族共同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这对国家政治一体化的构建是一种很大的妨害，因此，扶助弱小民族，加快弱小民族的发展，促进族际经济均衡协调发展，就成为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一个出发点，并深远地影响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成效。

二 民族状况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民族状况十分复杂的国家。从民族起源方面，可以分为斯拉夫民族（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中亚突厥民族、高加索民族、波罗的海民族、东亚若干民族和原始部族、西欧部分民族等；从民族结构上讲，苏联的民族结构是“主体民族—少数民族”结构，俄罗斯作为绝对主体民族，人口占到全苏人口的50%左右，而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往往不足千人，如阿留申族和涅吉达尔族只有500来人。苏联的民族构成中还有众多的跨界民族，欧洲和亚洲的很多国家都有移民在苏联形成单独的民族，如法兰西族、日耳曼族、希腊族、芬兰族、波兰族、匈牙利族、罗马尼亚族、捷克族、斯洛伐克族、保加利亚族、阿尔巴尼亚族、犹太族、伊朗族、阿富汗族、朝鲜族、印度和巴基斯坦各民族等。

苏联复杂的民族状况对族际政治整合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民族异质性使得国族构建的难度大大增加。族际政治整合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使各民族超越狭隘的民族认同，上升为更高一级的国家认同，形成国家政治一体化。民族的异质性与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呈正相关关系。民族异质性越突出，族际政治整合难度也就越大。苏联民族起源的繁复性、民族认同的歧异性、宗教信仰的多元性、民族关系的多样性，客观上造成了苏联消除民族异质性、构建民族和谐、形成国家认同、模铸国族的难度增加。二是民族结构对族际政治整合的影响。苏联虽然是由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共同执掌国家政权，然而，由于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其他少数民族虽然也参与国家政权的分享与执掌，却并不能对国家政治权力体系形成有效的控制，也无法对俄罗斯族形成有力的制衡。如果俄罗斯族无法形成有效的自我约束，那么，在俄罗斯族政治霸权下，就很容易导致少数民族的政治边缘化。在苏联族际政治整合中，由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魅影总是时隐时现，少数民族的法定权利常常受到不正当的伤害，使得苏联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总是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内在张力。三是跨界民族对族际政治整合的影响。跨界民族问题的核心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优先序列问题。不过，跨界民族的特殊性在于，他们不但保持着对原属民族的认同，而且在本身的认同体系中，他们还具有更为多样的参照坐标体系。他们不仅将自身的境况与本国的其他民族，特别是主体民族两相参照，而且他们还与国家边界另一面的同胞作比较。这种比较产生的任何事实上和心理上的落差都有可能引发跨境少数民族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导致民族情绪和民族意识的反弹。除此以外，对于跨界而居的分裂的民族而言，民族统一主义是一个神圣的召唤，他们更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感召，也更容易受到民族分裂主义的蛊惑，这不但妨害了少数民族国族认同的形成，迟滞了少数民族融入国族的进程，而且还容易导致诸多的边疆问题，如国防安全、边疆安全、边境管理等问题。

三 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栖居、繁衍、发展的空间。地理环境的地形、地貌、气候、河流等都是影响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不同的气候形成人们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内心感情，不同气候需要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种类的法律，以及适合他们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虽然未免绝对，但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是生活在一定客观环境之中，以消耗一定的物质资源为前提，因此，客观环境本身具有的特殊性就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到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地理环境作为客观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国家文明与文化的产生、政俗与民质的形成、风俗与信仰的生成、精神与魂魄的演化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苏联是以沙皇俄国固有的疆域为原型构建起来的一个新型国家，其地理环境与俄罗斯帝国有着较高程度的同一性。在历史上，俄罗斯帝国版图辽阔广大，横跨欧亚，是大陆“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让俄罗斯置身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汇处，身受东西文化双重作用，形成了兼收并蓄、自成一家的独特文化体系。这种独特的文化体系，“从国家体制上看，俄罗斯的专制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绝对君主制，也不同于东方拜占庭式的专制君主制，而是一种俄罗斯特有的专制制度——沙皇专制制度”。这种沙皇专制的传统成为了俄罗斯帝国政治传统的主流，并深远地影响了即便是处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苏联政治文化。从文化构成来看，横跨欧亚的地理特征使得俄罗斯文化表现出了鲜明的二元文化特征，俄罗斯文化在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是由两个或多个互为依存、互为对立甚至互相斗争的部分或方面构成的，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矛盾的统一。如专制思想与自由精神、传统与反传统、官方文化与地下文化、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等。另外，特殊的地理位置还促使俄罗斯形成了独特的地缘政治安全观：“只有广阔的土地才能从异族的入侵中拯救俄罗斯。”按照基辛格的说法，“一方面辽阔的平原使其失去防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从而总是觉得缺少安全感。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地理上的障碍又使其对外扩张能够不受限制，从而膨胀了其扩张的欲望”。因此，寻找生存的领土安全、进行领土扩张和控制周边地区便成为了俄国国家安全思想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种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影响下，二战时期，苏联以武力威胁，“成功”地迫使波罗的海三国“自愿”地加入苏联，然而，苏联又无法将波罗的海三国有机地整合进入原有的国家共同体，从而埋下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失败的潜在隐患。

四 社会进程

社会进程在这里是指苏联各个民族共同体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所处的社会形态。相同的社会形态与相近的发展水平，是各个民族共同体达成政治共识的一个基本前提；相异的社会形态和悬殊的发展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各个民族共同体政治认知的不可通约，妨害国家共同体的凝聚和联合。由于在沙皇统治期间，俄罗斯族对少数民族实行残酷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和文化歧视，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社会进程呈现出鲜明的非均衡性。在十月革命前，各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发展进程大体上可以归为三类：一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芬兰、格鲁吉亚等民族已经不同程度地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已经基本形成；二是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阿塞拜疆和达吉斯坦等民族仍然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封建主义社会关系占统治地位；三是巴什基尔、车臣、印古什、奥塞梯、布里亚特，以及俄罗斯北部、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汉特、涅涅茨、埃克文、科里亚克、楚克奇、纳尔和爱斯基摩等许多小民族仍然处在游牧部落或氏族社会阶段，实际上原始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仍然占统治地位。

各个民族共同体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性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消除如此显著的差异性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过程。苏联成立之后，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发展阶段跃进了较为高级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阶段。但是，社会制度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民族政治心理、民族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会在一夜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传统社会发展阶段形成的政治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仍将在长时期内体现出极强的惯性和稳定性，影响各个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这就使得苏联在塑造统一的政治文化、打造统一的政治共识、形成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方面面临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