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文化环境

民族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关于其发展轨迹和里程的记忆，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民族特质的沉淀。如果说政治法律制度是以一种外在的规范硬性地制约着民族共同体及其成员的活动范域和行为模式，那么，民族历史文化则是一种以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民族共同体及其成员行为方式的软性因素。

一 语言文化

语言文化是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民族的重要表征，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苏联是一个语言文化类型十分多样性的国家。从文化类型上讲，苏联各民族基本上可分为斯拉夫文化圈（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为代表）、北欧圈（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芬兰族为代表）和高加索文化圈（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族为代表）。从民族语言方面讲，苏联各民族又可分为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高加索语系（格鲁吉亚语、车臣语等）、汉藏语系、乌拉尔语系（爱沙尼亚语、莫尔多瓦语、马里语、科米语、卡累利亚语、芬兰语、匈牙利语等）、古亚细亚语系、闪—含语系等。其中80%以上居民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欧语系又可细化为斯拉夫语族（包括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保加利亚语）、列托—立陶宛语族（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拉丁语族（摩尔达维亚语）、伊朗语族（塔吉克语、奥塞梯语、库尔德语、塔特语、俾路支语、帕米尔语）、亚美尼亚语族（亚美尼亚语）、希腊语族（希腊语）、日耳曼语族（犹太语、德语）以及印度语族（茨冈语）等。阿尔泰语系又可细化为突厥语族（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楚瓦什语、巴什基尔语等）、蒙古语族（布里亚特语和卡尔梅克语）、通古斯满语族。

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反映了苏联文化宝库的丰富性，也折射出了苏联文化突出的异质性。一个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巩固，统一的语言和政治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这是民族交流与互动的基础，也是国家共同体巩固的文化纽带和精神纽带。由于文化具有稳定性、内聚性、亲合性和排异性，一旦共同的文化得以确立，它就会极大地形塑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共同个性、价值系统、心理倾向、精神结构和行为模式，从而为政治共同体的巩固奠定精神基础。

苏联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关于统一的“文化认同”的障碍，各个民族在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中，语言的相异性强化了民族共同体成员“我者”与“他者”的区分，操同一语言者，更容易被民族共同体成员视为同胞，而操相异语言者，往往则被视为非我族类。语言之间的相异性就成为了民族分界的一个依据，语言不通从整体上讲并不利于民族融合与国家建构。因此，推广同一的语言和以统一的公民教育体系塑造共同的政治文化，就成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一个必然选择，这也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通行的做法。苏联国语的推广和主流文化的打造，主观目的也在于建构国家的同质性。苏联的偏差在于，在国语的推广过程中，操之过急，走上了同化主义之路；在统一的政治文化的塑造过程中，“政治文化的同一性”伤害了“民族亚文化的多样性”，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组合本应是“一个交响乐团演奏一个共同的旋律”，苏联的文化组合却将其塑造成“俄罗斯文化的独奏”。在这样一种伤害少数民族语言权益与文化尊严的基础上去谋求族际政治整合，无异于南辕北辙，其结果不但不能塑造国家的同质性，反而使得国家共同体充满了离心的裂缝。

二 宗教信仰

“宗教是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深层生活的基础”，也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形态。沙皇俄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国家，有十多种宗教，40多个教派。公元988年之后，东正教成为了国家统一的政治信仰。东正教的创世论、上帝万能论、原罪论、救世论、末日审判论、上帝拣选论等基本教义，与俄罗斯原有的圣母崇拜、大地崇拜、万物统一思想、神人统一思想等传统观念交织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正教神学思想。例如，强烈的圣母保佑意识，相信有圣母——大地保佑俄罗斯民族可以幸福安康地世世代代生存下去，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俄罗斯都可以逢凶化吉，战无不胜；自负的上帝选民意识，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俄罗斯民族是上帝拣选的独一无二的优秀民族，它是“上帝的选民”，“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首要角色”；末日拯救意识，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的同时自然也就接受了末世论的历史观，相信历史是一个由罪过到获得恩典的过程，是一个由现时的苦难向理想的天国演变的过程，对历史持乐观主义态度。当然，除上述几个方面之外，“万物统一意识”、“神人统一意识”、“善恶分明意识”等都是俄罗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内容。

俄罗斯人所独具特色的东正教神学思想，构成了俄罗斯政治文化的重要来源，俄罗斯文化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爱国主义、民粹主义等都可以从东正教神学思想中找到源头。在沙皇俄国时期，东正教作为俄国的国教，政教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交织的关系。国家把东正教当作精神支柱给予扶持，受到恩宠的东正教则竭力为维护专制制度服务。政教之间是一种相生相随的同盟关系。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砸碎了政教之间传统的同盟关系，确立了政教分离的新型政教关系模式。为此，苏维埃采取了没收教会土地和贵重物品的种种行动，这些行动遭到教会强烈的抵制和反抗，随后又引发了苏维埃政权对宗教抵抗的强力镇压。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之后，东正教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教徒组成东正教内部的改革派，走上了与苏维埃政权合作之路，另外一部分教徒成立地下教会组织——“俄罗斯真正东正教教会”，走上了反苏维埃政权之路，还有一部分东正教徒流亡国外，形成“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东正教三大派别之中，“俄罗斯真正东正教教会”在20世纪20—50年代，拥有比较广泛的市场。一些不愿意参加集体化的农民、在消灭富农中被强行迁移到西伯利亚的农民，以及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农民大量加入此组织。反苏维埃政权教会的存在，恶化了信教民族成员对苏联的政治认同，导致了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冷漠，对主体民族的政治隔阂，从而妨害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进行。至于流亡在外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崇尚君主制，公开与苏维埃政权进行对峙和斗争，客观上恶化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外部环境。

三 民族性格

民族性格又称为民族心理素质，是一种带有民族特点的群体心理特征；它是各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由民族所处的生活条件和历史环境所决定的、表现出共同民族文化特点的一种精神状态。民族性格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它从深层次上影响着一个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政治取向和行为取向。关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有过精到而深刻的描绘，他认为，“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其特征是自相矛盾和极端对立的原则的混杂与结合。只能用矛盾这个词来说明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的特性。在同样的基础上，俄罗斯民族既是国家专制政体的民族，也是无政府主义的爱好自由的民族，既是向往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负的，又具有普世的精神，并尤其善于体现出全人类性；既残酷又具有非凡的仁爱，既热衷于施加痛苦，又具有近乎病态的同情心”。“俄罗斯民族是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与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放纵；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与普世主义、全人类性；世界末日——弥塞亚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诚；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与造反行动。”

俄罗斯这种“两极化”民族性格，使得苏联的族际政治整合呈现了多种“矛盾的统一”：两种背向而驰的“矛盾的做法”奇特地统一在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之中，一方面从经济上、物质上大力扶助弱小民族，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打压少数民族；一方面表现出无私的族际主义、国家主义，甚至国际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表现极度的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一方面表现出对国家的聚合与向心，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国家的分散与离心；一方面表现出极度的政治狂热，另一方面又潜藏着十分的政治冷漠；一方面表现出冷酷的暴烈风格，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悲悯的宗教情怀。苏联族际政治整合因为民族性格而产生了矛盾与对立，使得族际政治整合充满内在矛盾与张力。

四 民族隔阂

民族隔阂是指民族之间互相猜忌、互不信任、互相戒备、互相防范的心理情感及其外化为语言与行动的表现。在历史上，由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肆虐，沙皇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试图构建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宗教、一种语言”的社会格局，这导致了民族隔阂尤其是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隔阂十分严重。十月革命胜利后，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制度支柱。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铲除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生存的土壤，也并不意味着深厚顽固的民族隔阂在一夜之间会化于无形。此外，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本身也会产生一些新生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这些新生的矛盾与问题和既有的民族隔阂交杂在一起，很容易就会刺激少数民族关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肆虐的“集体记忆”与“过去镜像”，从而导致民族隔阂更加严重，迟滞国家一体化的进程。

族际政治整合，从整合过程来看，它是一个信息的采集与整理、决策与执行、控制与反馈的过程。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国族之间信息的双向流动，是族际政治整合最大限度地发挥整合效力的基础性前提。基于族际信息流动而生的政治沟通于政治共同体之意义，恰如血液流动之于生命有机体之意义。没有良好的族际沟通机制，也就无法奠定坚实的政治互信。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恰恰在这一点上因为历史上形成的严重民族隔阂而存在严重的不足。沙皇俄国遗留下来的严重的民族隔阂，所产生的恶果就是族际之间尤其是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存在严重的排斥心理。苏联成立之后，也没有能够建立制度化的族际政治沟通渠道，民族共同体只是单方面服从联盟中央的指令，这客观上影响了国家共同体的活力。除此以外，民族隔阂对族际政治整合的另一股冲击波还在于，民族隔阂影响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政治互信，加大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交易成本。族际政治整合是在国家主导之下，构建国家政治一体化的过程，它实际上也是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交易，赢得少数民族对国家共同体效忠的一个过程。苏联族际政治整合一个明显的历史包袱就是，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民族隔阂，少数民族对与主体民族的共处与融合抱有天然的警觉，这就无形中加大了族际政治交易的成本，导致苏共在谋求国家政治一体化的过程中，必然会耗费更多的时间成本、物质成本与精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