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代主义戏剧思潮的引进

一 现代主义戏剧思潮的引进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使中国这个古老而封闭的老大帝国空前地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于通过各种方式把中国纳入其体系中，欲图利益尽收；另一方面，中国的有识之士又不得不抱着屈辱的心态向西方探寻拯民于水火之中的良方。在经历了器物（洋务运动）—制度（维新变法）的尝试失败后，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文化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众望期许下掀起了新一轮的救国热潮，文学这个古代士子们心中用于消遣抒怀的“雕虫小技”如今变成了能“疗救愚弱国民”的伟大事业。“文学的变动是时代变动的反映。这时代变动的起源是东西文化的接触。这接触期间正值欧美强盛而中国衰弱，一接触之后，两两相形，中国的各方面的弱点陡然暴露”，在民族危机的促发下，以“谋环境的适应，合时代的进化”为标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把西方上百年的各种文化思潮都搬了过来，而且还舶来了一种新鲜的文学样式——话剧。

尽管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新古典主义、新浪漫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众多流派在五四时期都纷至沓来，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现代主义思潮还是因其在西方文艺思潮中的领头地位而受到了特别的瞩目。

早在五四运动以前，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文学思想就已经开始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影响，并开始逐渐向中国传播，最早涉及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引介文章有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王国维的《叔本华与尼采》《尼采氏之教育观》《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尼采氏之学说》等，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均作于1907年）中也明确地对现代主义思想先驱的反抗精神与超拔性格表示了深切的赞赏，与此相呼应的还有钱智修的《现今两大哲学家概略》《布格逊哲学说之批评》，谢无量的《德国大哲学家尼采之传略及学说》，刘叔雅的《柏格森之哲学》等。另外，在心理学方面，王国维还翻译了海甫定的《心理学概论》，钱智修也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梦之研究》。总之，在五四之前，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就已经逐渐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最初的这些译介文章为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打下了初步的基石，并表现出了侧重于现代主义艺术精神与现实作用的双重倾向。王国维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和吸收多在艺术层面，但更多的介绍者还是青睐其面对传统时大胆反叛的异端姿态，这种对现代主义有所偏颇的激赏，成为中国反传统思想解放运动的有力支持，到五四时期被发展到了极致，同时也成为中国早期文化人对现代主义误读的基点，为现代主义在中国早期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五四时期，文化界对“新浪漫主义”的介绍更加繁杂（由于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都有偏重主体的特色，而被称为“新浪漫主义”）。具有代表性的介绍文章有田汉的《新罗曼主义及其他——复黄日葵兄一封长信》，昔尘的《现代文学上的新浪漫主义》，沈雁冰的《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李达的《新浪漫主义》，汤鹤逸的《新浪漫主义文学之勃兴》等。在介绍新浪漫主义这种整体性文学思潮的同时，现代主义思潮当中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众多流派也都被同时介绍了进来，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章有雁冰的《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谢六逸的《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郭沫若的《艺术之象征》、洪瑞创的《中国新兴的象征主义文学》、李石岑的《象征之人生》、章锡琛的《风靡世界之未来主义》、马鹿的《未来派跳舞》、沈雁冰的《未来派文学之现势》、郭沫若的《未来派的诗约及其批评》、幼雄的《表现主义的艺术》、海镜译黑田礼二的《雱飙（Strom）运动》、海镜译梅泽和轩的《后期印象派与表现派》、“德国文学研究专号”、华林一译斯宾加的《表现主义的文学批评论》、胡梦华的《表现的鉴赏论——克罗伊兼的学说》、汪亚尘的《印象派到表现派》《论表现主义艺术以后的感想》、郭沫若的《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印象与表现》、幼雄的《达达主义是什么？》等。

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戏剧作家、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文章也络绎不绝，据统计在1918年10月宋春舫发表的《近世名戏百种目》所涉及的13个国家、58位作家的100个剧本以及1919年到1924年全国28种报刊共发表的包括莎士比亚、易卜生、萧伯纳、王尔德、斯特林堡、梅特林克、契诃夫、安特莱夫等40位外国剧作家翻译的81部剧本中，现代主义剧作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另外，除了滕若渠的《最近剧界的趋势》、赵英若的《现代新浪漫派之戏曲》、张鸣琦的《新浪漫主义的戏剧》等从总体上对西方现代主义戏剧作介绍的文章外，当时在西方出现的各种现代主义戏剧的流派都被注意并介绍了进来，重要的文章有雁冰的《表象主义的戏剧》、王瑞麟的《“未来派戏剧”与“漫剧”》、宋春舫的《现代意大利戏剧之特点》、马鹿的《戏剧上的表现主义运动》、程裕青译山岸光宣的《德国表现主义的戏曲》、宋春舫的《德国之表现派戏剧》、宋之的《法兰西战时之戏曲及今后之趋势》、汪亚尘的《德国之表现派戏剧》、章克标的《德国的表现主义剧》等。涉及的现代主义戏剧家就有王尔德、梅特林克、霍甫特曼、安特列夫、哈森克勒维尔、斯特林堡、武者小路实笃、奥尼尔、托勒、凯泽、叶芝、约翰·沁孤等多人。出版的现代主义戏剧集就有《梅脱灵戏曲集》《史特林堡戏剧集》《约翰·沁孤戏曲集》等几种。宋春舫还综合翻译发表了《未来派戏剧四种》，介绍了未来主义戏剧。另外，还有许多单独翻译的剧作，如梅特林克的《阿拉亭与巴罗米德》《马兰公主》《白黎爱和梅立桑》《丁泰琪之死》《室内》，安特莱夫的《邻人之爱》《狗的跳舞》，斯特林堡的《人世间历史之一片》，恺撒的《从早晨到夜半》，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哈森克勒维尔的《人类》，王尔德的《自私的巨人》《一个不重要的妇人》《莎乐美》等。

在五四时期，西方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和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各种流派都已经被介绍到了中国。

二 介绍引进中的误读

从以上系统的资料整理，我们可以看出五四前后中国文化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引进是大规模的，但却是零散的，没有体系的，这种译介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因个人偏好而对现代主义的选择和介绍。但他们对现代主义理解中不约而同地自觉取舍却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与特定的时代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五四时期进化论的文学观念和实用主义的文学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以其令人撼服的文学进化观念而获得合法性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其他一系列赞成文学革命的呼应文章都是以文学进化的必然逻辑作为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论据的。根据“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文学观来看，正在西方风靡一时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必然是最先进的文学思潮，也必然代表着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方向。茅盾曾经十分急切地表示中国翻译的小说都“不合时代”，原因是“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进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表象主义（Symbolism）、新浪漫主义（New Romanti-cism），我国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代表西洋文学最新潮流的新浪漫派作品不但“兼观察与想象，而综合地表现人生”，可以补救写实主义“丰肉弱灵”“全批评而不指引”“不见恶中有善”之弊，而且“声势日甚，他们的确有可以指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的能力。我们定然要走这路的”，所以“表象该提倡了”。进化的文学观念使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现代主义文学有着很高的期望，他们自然而然地走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热情地翻译、介绍和引进，希望在现代主义文学中能够找到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因素，为中国文学的转变和社会的革新做出贡献。

文学革新本身就是新文明诞生的先声，鲁迅当年就曾强调“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文学思潮的引进是为了起到“改良思想”的作用，而不是随意为之的。“我们决不愿意空标一个写实主义或象征主义，新理想主义来提倡外国文学，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使中国社会里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得的文学才介绍。”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正是因为看到了“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时，才对文学表现出了超常的热情。现代主义文学作为西方文学潮流的最新方向，也同样是因为与其他的文学思潮相比可能会对中国的现实更有作用时，才被介绍进中国的。这种进化的观念和有用的先见必然制约了五四知识分子对现代主义的理解，造成对现代主义的误读。

具体地看，五四时期中国作家对现代主义的认识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第一，表现“灵的觉醒”和人生隐秘的一面；第二，运用直觉、暗示、象征等艺术方法；第三，立足于现实人生和科学的精神。李达说：“描写人生神秘的梦幻的方面，暗示人生隐蔽的一面，把人所不能见到的真相，用具体的方法表现出来，叫做新浪漫主义。”五四时期的作家们认为“新罗曼派的文学是发于那种近代思想界最显著的现象‘灵的觉醒’的文学”。“灵的觉醒”是对个性的重视和张扬，这正是五四时代用来对抗传统的重要口号。在五四文学宣言《人的文学》中，周作人提出了批判禁欲主义的“人的灵肉两重的生活”，认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并希望用文学建立塑造出灵肉一致的健康的文学。“灵肉一致”不同于旧浪漫主义的绝对主观，是“要从眼睛看得到的物的世界，去窥破眼睛看不到的灵的世界，由感觉所能接触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觉的世界的一种努力”。“旧罗曼主义之言神秘，徒然讴歌忘我之境，耽于梦幻空想。全然与现实生活游离，而新罗曼主义New-Romanticism，系曾一度由自然受现实之洗礼，阅怀疑之苦闷，陶冶于科学的精神后所发生的文学，其言神秘，不酿于漠然的梦幻之中而发自痛切的怀疑思想，因之对于现实，不徒在举示他的外状，而在以直觉intuition暗示Suggestion象征Symbol的妙用，探出潜在于现实背后的Something（可以谓之真生命或根本义）而表现之。”田汉的这段话可以看作五四作家对现代主义理解的经典表述，它既概括了现代主义的产生历程、精神气质，又标明了现代主义的表现内容、方法和特色。但这种解释也很清晰地传达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田汉是在强调现代主义“受现实之洗礼”“陶冶于科学的精神”和表现现实“根本义”的重要前提下才肯定它的，这种强调在认可现代主义的同时自然放逐了现代主义所表现的不可知性和神秘性。这种取舍和认定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是十分自然的也是相当普遍的。昔尘同样曾指出：“新浪漫主义所以和旧浪漫主义不同，就是因为含有现实感和科学的观察的分子。最近的新文艺，一方面能够描写实人生的一件事情，而不受实人生的事实所束缚；一面又能抒写超自然，却绝不是脱离实人生的文艺……从前浪漫派，只晓得从天上的幻境求他的美，自然派却把地上的现实生活全看做丑，实在都不是办法。新浪漫派却用从自然科学得来的精微的观察力和强烈清新的主观力，在向来只当做丑的现实生活里，寻出诗的美的新领域。所以他们可算得从地上尘界里开拓出天上乐园的人。”胡愈之说：“新浪漫派的文学和从前浪漫派的文学，虽都是以情绪主观为本位的，但旧文学偏于空想，新文学却富于精微的观察力；旧文学所有的只是空洞的‘惊异’，新文学的‘惊异’却都是从现实生活中体会出来的。”吴云也说：“新浪漫主义虽反抗自然主义，主张主观、直觉、情绪以创立一个新的美好快乐的世界，但是对于自然主义的注重于现实一点，却非常尊敬，而且保持着新浪漫主义所描写的新梦，是以现实做根据的梦。”可见，五四知识分子固然也看到了现代主义对世界神秘性的探索，也看到了直觉、暗示、象征的妙用，但他们却更着重于科学性的前提和现实性的表现这两点，而这两点也正是他们认为现代主义之于中国文学和中国现实社会最有作用的特点。

对科学性和现实性的强调在对现代主义戏剧的解读中同样存在。事实上，在对现代主义戏剧的介绍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是以这两点为基准来评价它的得失的。1920年，宋春舫在介绍表现主义戏剧时对它“一方面承认世界万恶，一方面仍欲人类奋斗以剪除罪恶为目的”极为赞赏，认为“表现派之精神在奋斗”，不愧为“鼓动的讲坛”“呐喊的戏剧”“足当文学革命四字无愧”。郭沫若也因此表示：“德意志的新兴艺术表现派哟！我对于你们的将来有无穷的希望。”但在赞赏的同时，宋春舫又指出：“表现派之缺点。在无逻辑之思想。剧中情节。与世间事实。不相符合，剧中人物。如恺石所描写。举止狂暴。仅持情感。似无理论之能力者。自吾人视之。非疯人院中人物。即孩提耳。”表现派虽“欲改建一理想之世界。然彼等实未能示吾人以理想世界果何如者”。洪深在介绍表现主义戏剧和它的两位代表作家恺撒和托勒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倾向，他认为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恺撒“对于人类是极富同情心的；对于人生的不平，是十分愤慨的。不过他的思想不够科学化；所以见解不广大，也不彻底。社会到底在那方面脱节，怎样便可纠正，他的戏虽然是很动人，但却不曾一贯地恰当地解答的”。而托勒的人道主义意味又太重了，洪深为他“始终也不是科学现实的革命思想者”而表示遗憾。很明显，浓重的科学情结与现实情结始终支配着这两位戏剧家对表现主义的评价。对象征主义的评价也是一样，茅盾因为安特列夫的作品是“讲人生问题的，是讨论什么东西可以引人光明而不失望”，而对他表示赞成，鲁迅也认为他的作品“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未来派也是因为“赞扬物质文明”，其艺术方法“删去空疏之浮词。迭用迅速之语法。为明晰直截之叙述”。“实厌弃过去之古董文明树立进步的新文明之声也。”“主旨是在于反对一切因袭的东西”而被肯定的。但它同样又因为太脱离实际的表现而获罪，宋春舫批评“未来派的学说，以及他们对于戏剧改良的表示，完全是一种‘狂人’的学说，他们所刊的剧本，也是‘狂人’的剧本”。“未来派的戏曲，完全是一种‘没理由’的滑稽剧。”因为“我们脑筋里，向来是没有这种东西。”郭沫若也因未来派“没有人生的批评，没有价值的创造，没有作家的个性”而对它颇有微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并不是全盘接受的，他们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和评价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取舍，也造成了他们对现代主义文学理解的偏差。当然，除了现实的功用目的带来的对现代主义的误读以外，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状况也使他们很难理解西方现代主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中的精神苦闷。他们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和接受只能是十分有限的，甚至还存在着某种根本上的误解。比如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现代主义的介绍过程中，非常强烈地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而且特别地强调了现代主义“科学的”一面，但实质上这些恰恰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着力要打破和反思的主要对象。“五四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具有西方美学的现代主义那种艺术性的反叛意识，但他们并未抛弃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信心”，而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这种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信心从本质上完全根源于对他们社会发展现代化的关注和期望。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踏上中国大地的第一天起，它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扯上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赋予了现代主义文学以特殊的特色和风貌，也决定了它在中国大地的冷热沉浮与命运遭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