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伦敦大学博采获

1919年秋，傅斯年于北京大学毕业，正赶上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的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考，成绩优秀。但是，是否录取，山东教育厅内部为此经历了一番波折。一些思想保守、封建意识浓重的考官认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名噪全国，又是观点激进的《新潮》杂志的主编，思想偏激。如果让这样一位“不守本分”、经常抨击时政的青年出洋，日后会不会招惹是非？当考官们犹豫不决、欲作他图时，在教育厅某科任科长的陈豫（字雪南）站了出来，据理力争，说是如果成绩这样好的学生不能出国留学，那我们还办什么教育？其他人一时找不出更充足的理由反驳，也不愿就此闹成僵局，最后同意傅斯年出国留学，傅斯年总算通过留学考试，被录取为官费留学生。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从北京动身去上海，准备从上海坐船赴英国留学。傅斯年把这次到欧洲留学视为自己人生中的一次转折，他在行前致友人的信中表示：“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这就是说他把留学视为自己人生发展的新平台，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许多设想和心理上的渴望，要在留学的过程中去实现。他自己曾记述说：“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太多，一句话说，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过的我。这出北京的一天，虽然是出国门，但是长途的发轨自不免起了无数的感想，过去的、未来的、快意的、悲观的，对这霜雪飘零的景物，心上不免受些感动，人生的真价值于我，现在看来只是就其 ‘论而扩充之’，待后来充满了，作一个相当的牺牲。”

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与同学俞平伯在上海辞别送行诸友，登上了驶往英国的轮船。第一次远离祖国，傅斯年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对国家的现状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从他登上轮船不久给《新潮》社同学的信中有所反映，他除了向诸位同学报告他离开北京到上海的一路观感外，着重谈了对上海的印象。他说：“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 ‘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傅斯年与俞平伯等人于2月底到达英国利物浦，次日乘车去伦敦办理了入伦敦大学的手续。刚到英国两个星期，俞平伯突然不辞而别，乘船回国了。傅斯年与俞平伯是同学好友，又同是新潮社成员，而今俞平伯悄然离去，大出傅斯年意料。傅斯年听说后急忙从伦敦抄近道赶往法国马赛拦截，与俞平伯在马赛港口相遇，傅斯年力劝其回校继续留学，俞平伯最终没有被说动，乘船回国了。傅斯年事后在给胡适的信中对俞离去的原因做了解释并深以自责：“一句话说，平伯是他的家庭把他害了。他有生以来这次上船是第一次离开家。他受中国文先生的毒不浅，无病呻吟的思想极多。他的性情又太孤僻，从来不和朋友商量，一味独断的。所以我竟不曾觉察出他的意思来，而不及预防。他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之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

傅斯年从马赛回到伦敦，已是3月20日，随后开始了正常的学习。在伦敦大学求学期间，傅斯年本着“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心态，务求通博结合，触类旁通，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在大学时，他对许多学科领域已有所了解，受新文化的影响，希望再用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充实自己，在国内期间傅斯年已经阅读了部分外文原版著作，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对西方各类学科的知识还只是初步的了解。到了西方以后，眼界开阔了，许多知识都急需充实。于是他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师从史培曼（C. 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稍晚留学欧洲的同学好友罗家伦深知傅斯年专业选择的良苦用心，对此种选择解释说：“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新文化运动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除了心理学，傅斯年同时选修了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的课程。1920年8月，傅斯年写信给胡适，叙说了自己的学习情况和思想变化。信中说：

我到伦敦后，于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听讲一学期，现已放暑假。此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到也有趣。……我的本意，想入理科第一学年，Spearman不劝我这样，所以现在一面做Postgraduatework（研究生功课），一面再于Undergraduate（大学本科）之科目中选些听讲。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此后学心理学大约偏于Biological（生物学的）一派与讲Freudian Psycho-anlysi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一派。下学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科，斯年近中对于求学之计划比前所定又稍有变更。总之，年限增长，范围缩小。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二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着落。近来很不想做文章：一来读书之兴浓，作文之兴便暴减；二来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而空谈的文章便很觉得自惭了；三来近中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说冒失话；四来近中更觉得心里边Extroversion（外向）的趋向锐减，而Introvestion（内向）之趋向大增，以此不免有些懒的地方。

傅斯年除努力学习实验心理学和选修自然科学的课程外，对英国的文学、史学、政治学等也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因为有志于改造“中国旧剧”，傅斯年学习之余便挤出一些时间看歌剧、读小说，尤其是萧伯纳的剧作品，他几乎每本都读过。在伦敦时，他还曾帮助英国学者威尔斯（H. G. Wells）撰写了《世界通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部分。该书于1920年出版，十分畅销。除此之外，还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诸如《英伦游记》《留学英国最先要知道的事》之类的文章，向国内的读者介绍英国的风俗人情、留学知识等。

在伦敦留学初期，由于同学俞平伯不习惯异国他乡的生活毅然回国，傅斯年暂时失去了交流的知音。不过仅隔月余，刘半农携妻女到达伦敦大学留学，昔日的师生成为亲密的同学，傅斯年在精神上得到许多慰藉。

傅斯年和刘半农于1917年在北大相识。当时，刘半农教预科生，傅斯年已是本科生。虽然如此，傅斯年对刘半农仍执弟子礼，在学业上请他指导；刘半农也以老师自居，认真负责地对傅斯年给予帮助，两人关系较为密切。后来交往久了，师生的界限越来越淡，最后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1920年2月，也就是在傅斯年出国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刘半农也取得了出国留学的名额，踏上了去伦敦大学读书的旅途。

在求学的方向上，傅斯年与刘半农有所不同。傅斯年广收博采，贪多务得，意在用西方科学知识和理论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境界。刘半农则只对语言学情有独钟。他在北大时曾讲授音韵学、文字学，到英国后更加勤奋，天天泡在伦敦大学语音室里，后又赴法国巴黎大学继续研究，为撰写汉语四声方面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傅斯年对语言学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故刘半农常把自己的学习收获和心得说给傅斯年听，请傅斯年一起分享自己的喜悦；有困惑、不解时，也常找傅斯年探讨。傅斯年也总是十分坦率地把自己的看法、想法说出来，遇到意见不合，两人经常是激烈地辩论，乃至争吵，甚至动手打架。但这种辩论和争吵丝毫没有影响彼此的感情，反而因此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刘半农去世后，傅斯年曾深情的回忆他们同学共读的那段时光，留下的不是交恶的印象，而是美好的回忆。

刘半农后来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傅斯年也由英赴德继续深造，不过二人仍保持着经常的联系。1923年，刘半农论著《四声实验录》完成，特意赶赴伦敦请傅斯年为该书写序，但傅斯年认为，刘半农的著作为专门名家的书，请一个外行人作序，有些不妥；况且他的年龄比刘半农小，资历比刘半农浅，因而婉言拒绝。不过在刘半农的一再坚持下，傅斯年慨然受命，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长序，在序中对刘著的特色、研究方法等给予了全面的评价：“刘先生是位以言语学专门的人，于左文右史的忙劳中，抓定语音学，于语音学中，急于见鼓上出图的符验；这样的择路何等扼要，这样的选术何等迫切！但刘先生仍不舍推测故训的大本营；这样对付的法子，恰合这件学问在现在所处的地位和性质。”在谈到该书的价值时，傅斯年认为刘半农用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有许多“引人惊异”的地方。

傅斯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三年多，除学习心理学以外，兼收并蓄，广泛涉猎，其目的一是提高自己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为将来研究学问尤其是进行自然科学研究奠定基础。从傅斯年当时的思想观念来分析，他很向往自己将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这从他致胡适、蔡元培诸师友的信中有明确的表示。如他1920年在致蔡元培的信中特别强调欧洲现代性的大学都注重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信中说：“近代欧美之第一流的大学，皆植根基于科学上，其专植根基于文艺哲学者乃是中世纪之学院。今北大之科学成绩何若？颇是可以注意的。”而对自己从事社会科学学习颇感后悔，在同一封信中曾表示：“自念无力专致自然科，且恨且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