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党员干部信教问题的思考
——读陈奎元著《西藏的脚步》札记
近些年来，关于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的讨论，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2008年，由国家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委托国家级宗教研究机构，开展对当代中国基督教现状的调查。该课题组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综述“学者们的意见”提出，为“建立适应社会进步的、合作式的新型政教关系”，应采取“‘开放与宽容’的政策处理党员信教问题”。
由此，这个议题由少数学者的“百花齐放”式的思考，升级为国家级研究机构的政策建议，由学术的边缘地带，进入主流话语圈的核心地带。这个议题不断升级的态势，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分析该课题组建议采取“‘开放与宽容’的政策处理党员信教问题”的思路，笔者得知，其理论依据是“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属于不同的价值维度”，“在实际存在中应该和平相处、和而不同”。而其重要现实依据之一是，“党员信教现象”，“在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中甚至比较普遍，而信教停止的命令又难见成效”。
我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只是纯理论的研究，还是实践的研究。即使看似中立，其背后依然存在着相应的价值观。学术研究与实践功能存在共谋的关系，尤其是涉及政策设计的研究课题。
本文论述的重点不是哲学层面的理论分析，而是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笔者选取20世纪90年代的“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西藏自治地区为典型案例，并以时任西藏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同志的自选文集《西藏的脚步》为重要历史文献，来考察这个议题。
一 应当“开放与宽容”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吗？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思想的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其中，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众日益增多。宗教学研究逐渐由边缘学科发展成为“显学”。
随着“宗教热”的兴起，一种“精心呵护”宗教文化的学术倾向也逐渐升温。有一些人士极力推崇某种宗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还有一些权威人士大力倡导“宗教神学”，并积极推动这种“宗教神学”成为国家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方向。这种思潮已经开始影响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
有一位研究当代宗教的学者，在执笔课题组的综述报告中提出，为“建立适应社会进步的、合作式的新型政教关系”，应采取“‘开放与宽容’的政策处理党员信教问题”。这位学者论证了该政策建议的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其中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党员信教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这种政策调整的重要现实依据之一。文中这样写道：
鉴于党员信教现象已经出现，在一些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中甚至比较普遍，而信教停止的命令又难见成效，学者们提出要总结越南和古巴等国的经验，创造中国党员“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不冲突的新模式，做到政治上忠诚与宗教内遵纪守法相结合，有利于传统的“政主教从”模式下的信息通报、参与式监督和管理，使党员在信教时仍然能够发挥“联系群众纽带”作用。
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党员干部信教的问题，应当“开放与宽容”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吗？“实践出真知。”我认为，实际工作者有时比书斋中的“唯美主义者”更有发言权。让我们看一看“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西藏自治地区的社会现实，再读一读来自少数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的亲身体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二 来自雪域高原的声音：共产党员必须坚持无神论
西藏可谓典型的“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20世纪90年代，陈奎元同志曾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近期，笔者再次阅读了他的自选文集《西藏的脚步》。陈奎元同志不是沉醉在书海中的哲学家，或许他论述的某些学术观点有商榷的空间，但是作为担负西藏自治区第一把手重任的领导干部，这部文集是他工作历程的真实纪录，也反映出他励精图治的艰难探索。
1992年1月8日，陈奎元同志已过知天命之年，奉命从内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接替胡锦涛同志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这本文集多半是作者1992年至1998年在西藏的讲话稿整理而成。正像作者所说，“讲话俱是针对具体的对象与问题，不像学者撰写文章那样条分缕析、层次分明，含蓄深沉。有些言辞观点，意在振聋发聩”。作为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同志肩负着发展与稳定两个重任，即一手抓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一手抓反分裂斗争，维护社会稳定。落实这两个重任是全书的主线。
1992年6月，刚到西藏不久的陈奎元同志，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员要尊重群众的信仰自由，但是党员自己必须是无神论者，不应朝神拜佛，坚持党的信仰才有资格当党员，求神拜佛就不配当党员。”此后，在驻守雪域高原的艰难岁月里，陈奎元同志多次重申，“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共产党员必须坚持无神论”。在这部40万字的文集中，笔者浏览统计了一下，关于这类论述至少有30次。
在20世纪90年代，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这样大张旗鼓地论述“共产党员必须坚持无神论”，是颇具特色的。陈奎元同志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他这样高调地论述“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必须是无神论”，是因为当时西藏地区复杂的社会形势，即反分裂斗争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分裂集团的首领达赖喇嘛，利用藏传佛教，作为分裂祖国的精神工具。
三 分裂主义势力的力量和社会基础不可低估
在走马上任之初，陈奎元同志说：“原以为，刚刚解除戒严，分裂主义势力受到应有的教训，西藏的安定不会有问题，进藏初期，主要考虑的问题是抓紧时机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西藏经济落后于祖国内地，最大的差距在于科技落后，振兴经济首先要重视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在经济工作中，自治区党委强调制定政策，要“时刻不忘农牧民的利益”，“为他们开拓广阔的生产致富途径”。共产党打天下，管天下，依靠人民，为人民谋幸福，这是大道理，“有必要经常讲，它管着很多小道理”。
但是，藏独分裂分子举着“雪山狮子旗”不断闹事骚乱，使人民群众难以安居乐业，严重地干扰了经济建设的大局。分裂活动不断加剧的严峻形势，使陈奎元同志认识到“与分裂主义的斗争，我们一直是防御作战。分裂主义势力处在主动出击的位置上，主动权操在他们手里”。因此，自治区党委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争取掌握反分裂斗争的主动权上。陈奎元同志指出：
反分裂斗争要进一步深入，就必须从战略高度出发，全面地在各个领域回击敌对势力，瓦解他的基础，为西藏的长治久安，为国家的安定深谋远虑，把真正的铜墙铁壁牢牢地树立起来。
1993年10月，为确保西藏经济繁荣和长治久安，陈奎元同志请求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1994年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汇报工作时说：
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始终存在。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内外分裂主义势力，加剧分裂活动。长期处在封闭的环境下，人民群众受宗教影响至深，对达赖的迷信源远流长，分裂主义势力的力量和社会基础不可低估。
历史上，西藏地区曾经长期奉行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藏传佛教与社会和民众的关系，同祖国内地的各种宗教相比，大不相同。
公元7世纪，佛教从中原唐朝、尼泊尔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13世纪，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法王八思巴，放弃地方割据，将西藏正式归属元朝管理。西藏成为元朝时期全国13个省之一。在中央政权的支持下，萨迦派在西藏确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佛教才在西藏站稳脚跟。
其后，世代更迭，至明末清初，在明清王朝的支持下，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崛起，成为西藏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教派。清王朝为加强对西藏的治理，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确立了他们在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地位。
至1959年3月10日，反动分子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即日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的职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实行社会改革，下令废除达赖统治下的政教合一制度，废除封建农奴社会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至此，20世纪50年代末，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对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体制被历史终结。
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格鲁派在西藏地区实施的政教合一制度，长达300多年。这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是十分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西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十分艰难复杂的局面。
四 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独分裂势力，是西方列强遏制中国的棋子
除藏传佛教长达数百年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外，流亡境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继续从事藏独分裂活动，成为“图谋乱藏祸教”的现实社会根源。
西藏人民抛弃的政教合一的制度，由逃到国外的达赖，畸形延续下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等外国势力的支持下，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建立的“西藏流亡政府”，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达赖主宰政教一切最高权力，任人唯亲，家族专权。“流亡政府”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重要部门的大权，均由达赖兄弟姐妹把持。达赖集团在“流亡政府”中建立的家族专制，具有浓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超过历世达赖喇嘛的权势。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成为在西方国家眼中坚持社会主义的唯一大国。西藏问题又成为对中国实行高压的借口。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西方国家一方面重新给予达赖集团大量资助，一方面把诺贝尔和平奖授给达赖。
冷战后，美国的右翼势力在世界推行新干涉主义，这成为藏独分裂势力发展的支柱。美国国会通过的《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由总统小布什签署成为正式法律。该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包括提供275万美元支持达赖集团、要求在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确立“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的法律地位等。该法案使美国以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制度化。2002年到2006年，仅“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就向达赖集团提供了135.77万美元的专项资金，“作为活动家们应对紧急危险时期的资金”。2007年9月，美国国会授予达赖国会最高民政类奖——国会金质奖章。美国政客们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支持，使其气焰更加嚣张。
2008年的“3·14”拉萨暴力事件，就是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独分裂势力，用暴力分裂祖国的恶果。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藏独分裂活动始终延绵不断，成为威胁祖国统一的一颗毒瘤。
五 在西藏反分裂斗争中，党内不纯是心腹之患
达赖喇嘛为首的藏独分裂势力，不断兴风作浪，企图颠覆西藏的社会主义制度。面对这样严峻的时局，1992年6月，刚到西藏不久的陈奎元同志，就明确地指出：在西藏反分裂斗争中，关键在于各级党组织是否坚强。
当时，达赖集团利用宗教侵蚀党员干部队伍，态势比较严重，十分令人担忧。有些党员脚踩两只船，抱着“现在做共产党的官，一旦西藏变天，再做达赖的官”的思想，严重动摇了党的组织基础。1993年9月，陈奎元同志指出：当前分裂主义势力的气焰并没有降下来，分裂活动总的趋势是在上升，分裂活动的规模、声势都在扩大，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进攻。现在我们与达赖集团斗争是被动应付，见招拆招，见式拆式，主动进攻很少，听任达赖集团放肆地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甚至在党内达赖集团也有市场。他严肃地指出：
中央和区党委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这是对共产党员最起码的要求，并不是什么过高的要求。达赖集团靠宗教麻痹群众，欺骗国际舆论，掩护他们分裂祖国的罪恶企图。如果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统一，就不能够有力地同达赖集团斗争。许多同志反映，有些党员干部，参与宗教活动，家中设经堂，挂达赖相片，房顶挂经幡，在马路上转经。当了多年党员还居然以为信宗教有理，不作自我批评，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干部队伍在政治立场上不一致，比敌对势力活动的危害更严重，党内思想不统一就不能领导群众同分裂主义势力作斗争。
达赖集团的渗透攻势，主要利用宗教为精神武器，重点指向党员干部队伍和知识界。在西藏地区宗教气氛比较浓厚的环境中，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思想混乱、立场不清、组织不纯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有些党员干部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公开悬挂宗教标志，居然以为信教有理。有些教师利用讲坛，灌输“经文”，宣传宗教“有神论”，影响青少年，为“藏独”势力张目。
与此同时，达赖集团加紧对社会基层的渗透和控制。他们认为：“控制一个寺庙，等于控制共产党的一个地区。”相当一部分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难以发挥领导核心和行政领导职能。有些党员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却频繁地参加宗教活动，甚至说“今生靠共产党，来生还要靠达赖喇嘛”，思想严重蜕化。有些寺庙人多势众，气焰甚高，压制了基层政权和基层干部。在少数地方出现了不是政府管寺庙，而是寺庙管政府的不正常状况。
必须清醒地看到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正如陈奎元同志所说：“党内不纯是我们的心腹之患。接班人不纯是我们的后顾之忧。”作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心腹之患”是他的燃眉之急。要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取得反分裂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六 需要中央的权威声音，在党内进行振聋发聩的教育
面对西藏“政教合一”历史传统形成的比较浓厚的宗教气氛，面对有些党员频繁地参加宗教活动的现状，面对有些党员“今生靠共产党，来生还要靠达赖喇嘛”的思想，能够采纳本文开篇时提到的那些“学者们”的建议吗？即“创造中国党员‘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不冲突的新模式”，“使党员在信教时仍然能够发挥‘联系群众纽带’作用”。
让我们看一看西藏自治区党委的决策和实践。党委决定，要下大力气，加强党组织建设，保持党的沌洁性。一是“在党内进行振聋发聩的教育”；一是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陈奎元同志高屋建瓴地指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思想武器，“需要中央的权威声音”，“在党内进行振聋发聩的教育”。
为坚决抵制宗教势力对党组织的渗透活动，陈奎元同志多次重申党的原则和纪律。1992年12月，在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他斩钉截铁地强调：
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对参加宗教活动的党员，要耐心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划清无神论和有神论的界限，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对那些参与煽动宗教狂热、支持滥建寺观教堂的，要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仍不悔改的要开除党籍。
面对达赖集团咄咄逼人的攻势，陈奎元同志再三强调，要纯洁和加强党组织，必须端正风向，要真正扶正抑邪。对违反党的纪律，丧失立场，参加宗教活动的行为必须禁止。1993年9月，在部署反分裂斗争的战略会议上，他义正词严地说：
要正视我区党员队伍自身存在的问题。中央明文规定共产党员不得参加宗教活动，不得信仰宗教。党员干部参加宗教活动不予禁止，长此下去，他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达赖一边，就很难说得清。纯洁和加强党组织，加强我们干部队伍是根本任务。
必须把风向端正过来，坚决地宣传党的主张，对违反党的信仰和纪律，丧失立场，参加宗教活动的行为必须禁止。
1994年9月，自治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中央明确地规定，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必须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包括有神论），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热地同志代表党委提出具体的要求，这是对党员的政治要求，也是政治纪律，谁不肯遵守，就要受到追究。在那次会议上，陈奎元同志语重心长地说：
作为一名党员，要有党员的骨气和形象。在党员的行列里他是党员，在教徒行列里他是教徒，这不成了两面派么，怎能分清你是真党员还是真教徒？共产党员要言行如一，表里一致，要敢于并善于用自己的先进思想和先进行为去影响和引导群众。怕有人讥笑就不敢坚持共产党的原则，那不是太软弱了么？懂得道理固然重要，敢于在实践中坚持这些道理，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共产党员要有先进分子的骨气和形象，要言行一致，要表里如一，敢于坚持共产党的原则。在西藏地区的实际工作中，那种表面上敷衍党中央，内心视宗教为神圣的党员，在关键时刻曾严重干扰全局的战略。党员干部责任重大，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决不能允许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鱼目混珠。
七 高举还是降下共产主义旗帜的大是大非问题
1995年7月，陈奎元同志在自治区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要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他大声疾呼：
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这并不是新的、过高的要求。拜佛、拜佛，特别是拜反对共产党、分裂国家的政治集团头子达赖，与共产党的立场、世界观是对立的。有神论与无神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共产党员信宗教，不能用民族和历史来掩护，这是坚持还是放弃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高举还是降下共产主义旗帜的大是大非问题。
无神论是人类社会文明和思想智慧的结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固然是必要的，不可削弱的，但是，要消除宗教有神论的社会现象，根本的途径是消除这类现象存在的现实社会条件。现实社会是由经济、社会（狭义的社会概念，指社会保障、城市化等）、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简单打倒宗教”的文化主义相反，共产党人要团结各阶层民众，包括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齐心合力地为铲除宗教的社会根源，创造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根据不同的国度和社会发展程度，共产党人要制定相应的纲领和策略，将科学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纳入整个共产主义事业中。
根据党中央权威指示精神，经过自治区党委坚持不懈地“在党内进行振聋发聩的教育”，全区党员干部的素质不断提高。1996年9月，陈奎元同志在全区干部会议上讲话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热地同志代表区党委作报告，提出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并提出具体明确要求。当时在自治区一部分地区、县，有一些干部，包括各种层次的领导干部，不赞同报告中的意见和要求。有人提出不允许党员干部家中设佛龛、挂达赖像，会造成许多家庭离婚。从那时到现在，两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听到为贯彻这个精神有一户家庭离散。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两年的实践，大家认识普遍有了提高。”
至少从西藏加强和纯洁党组织的实践来看，学者们所说的“信教停止的命令又难见成效”结论，是值得质疑的。事实证明，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党员干部至关重要。保证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党员干部。西藏自治区有9万名共产党员，只有党内思想一致、政治坚定，组织纯洁，形成坚不可摧的核心力量，才能带领西藏230万人民大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永远脱离残暴的封建农奴制度。
八 精神领域是我们与达赖斗争的主战场
藏传佛教曾一直是垄断性的社会意识形态。达赖集团在西方遏制中国的势力支持下，以藏传佛教为精神武器，“图谋乱藏祸教”。因此，我们和达赖集团斗争的主战场是在精神领域。陈奎元同志指出：“十四世达赖把宗教当作政教合一制度的精神武器，破除它的宗教偶像，是对他复辟阴谋最有力的打击。因此精神领域是我们与达赖斗争的主战场。”
由于被分裂主义势力利用，藏传佛教中的消极因素恶性膨胀，佛教的宗旨和教义被歪曲，僧规戒律遭到践踏。大量热衷信教的群众，甚至一部分党员干部，沉迷宗教世界观，不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奉献社会，造福人民，徒劳无益地祈求个人的来世幸福；不以有限的资财谋求发家致富，无限制地向寺庙施舍；不让子女接受现代教育，把未成年的幼童和少男少女送到寺庙为僧尼。
在有些县，寺庙数超过了乡镇数，僧尼人数超过了在校学生人数。如：昌都地区的丁青县，有乡镇15个，学生1702人，却有寺庙55座，僧尼2951人，僧尼竟占全县总人口的5.39%。这样不断攀升的高比例的僧尼，不从事生产，不繁衍后代，长此以往，将会妨碍西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藏民族的兴旺。
这些消极的思想和行为，妨碍科学技术的传播，阻碍生产力发展，贻误民族进步事业。藏独势力在社会精神生活中极力扩大宗教的阵地，企图利用宗教，把人民群众和青少年拉向分裂主义阵营。
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用唯物主义世界观，影响和主导思想文化阵地，教育引导群众，培养青少年一代。特别是在达赖集团利用宗教大力渗透的形势下，共产党人不能放弃精神领域的领导权，否则，既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也不可能推动社会的科学发展，更难以实现西藏地区的长治久安。
九 引导人民群众从宗教的严重束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
鉴于这样复杂的社会状况，在西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共产党人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世界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97年5月，陈奎元同志在自治区人大、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指出：
西藏曾经长期奉行政教合一的制度，藏传佛教与人民、与社会的关系，同其他宗教、同传统的佛教大不相同。由于历史的原因，藏传佛教在西藏政治上的作用，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与我国其他任何宗教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西藏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如果放弃对人民群众进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如果不能引导人民群众从宗教的严重束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就没有办法在思想、政治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绝不是什么向宗教开战，不是剥夺信教和传教的自由，而是在宗教气氛深深笼罩人民的情况下，正当地行使宣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权力和自由。
在西藏地区，藏传佛教长期与政治结缘，在达赖分裂集团的操纵和利用下，它不仅妨碍政治稳定，同时也妨碍科学知识的普及，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束缚至深，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严重的障碍。共产党从西藏人民的福祉出发，对群众进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引导人民群众从宗教的严重束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
1997年7月，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陈奎元同志沉痛地指出：
西藏群众用大量的时间去磕头、转经；很多人放弃生产劳动，成年累月长途跋涉来拉萨朝佛；受宗教误导的一些陈规陋俗不能破除，怎能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些人不赞成我们谈论宗教问题，不赞成政府管理宗教事务，仿佛只有宗教界的领袖才有资格谈论宗教。涉及到宗教问题，党和政府就得闭嘴，照这样的思路，宗教必然要凌驾于社会之上，绝不可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宗教是人类社会处在不发达时期形成并延续下来的产物。它经过千百年的历史，与群众的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传统信仰结合在一起，宗教的存在将是长期的历史现象。我们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目的是照顾群众的信仰。允许群众信仰宗教，决不意味着共产党员也可以信仰宗教。共产党人代表先进的力量，必须坚持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共产党人要善于做群众的工作，经过长期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逐步减少宗教对群众的束缚，为群众谋得更多的利益，引领人民群众走向幸福的康庄大道。
（原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第2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