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鸦片基石论”的错误及其由来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化、刻板的教条。”从宗教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看，这一总结是完全正确的。建党90年来，我们党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当作科学真理来坚持，而且坚持在宗教工作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但这并不是说在历史和现实中就不存在把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话看成空洞、僵化、刻板的教条的错误倾向。把列宁的宗教观歪曲概括为所谓的“鸦片基石论”，就是这类错误倾向中的一种。
一 问题的是与非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我们党一向主张虚心认真学习、完整准确理解、掌握基本原理，然后运用基本原理来观察、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宗教问题，并在这种实践中真正地加以坚持和发展。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的基本观点，就是运用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观察分析中国宗教问题而形成的基本观点；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完善并确立的关于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方针，则是运用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制定的处理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宗教工作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的重要成果，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核心内容。事实证明，我们党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的这种态度是科学的，运用它来分析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实践也是成功的。
但是，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总有人不愿意通过认真阅读马列原著来掌握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再运用基本原理来观察分析宗教问题，而是把革命导师的某些话语断章取义，当作空洞、僵化、刻板的教条去到处生搬硬套。当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在现实中碰壁之后，不但不作反省，反而声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已经过时，要用非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去修正它。比如，有的人把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的某些话语加以割裂和拼凑，抽离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和“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两句话，把列宁的宗教观概括为“鸦片（基石）论”和“（同宗教作）斗争论”，就是一种颇为流行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的歪曲概括，它已成为一些人攻击、否定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的借口。
二 马克思的原意
1844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总结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历史意义时，先用一段话概括了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
又用一段话概括了宗教对人民的作用：“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对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我们应该结合时代背景、上下文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思想体系来准确地理解。从时代背景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总结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运动的历史意义，要求从“宗教批判”转入“政治批判”的宣言书。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已经打碎了罩在德国制度上面的神圣光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应该转入“政治批判”，直接“向德国制度开火”。从上下文看，“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对整段内容的形象概括，对它的“权威解释”应该是它前面的那段话，核心是说明宗教对人民的作用。从思想体系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包括宗教的本质、根源、社会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以及工人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宗教社会作用”的重要内容。
三 列宁的坚持和发展
1905年，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中对马克思关于宗教对人民作用的观点作了阐述：“对于辛劳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向他们廉价出售进入天国的门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一点人样的生活。”列宁先把马克思的观点具体化，再用马克思的原话来概括，最后用俄国人爱喝的“酒”来比喻说明，从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宗教对人民作用的观点。
1909年，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概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问题表示意见的经过”时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声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显然，列宁在这里引用马克思的名言是要说明，党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必须保持“世界观”的清醒和坚定——要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反对唯心主义和有神论。因为宗教有神论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信仰只是人民面对现实苦难无法摆脱时的无奈叹息和虚弱抗议，虽可获得一时的安慰，让痛苦减轻一些，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剥削和压迫、获得解放和幸福的问题，反而会成为妨碍他们进行革命的精神枷锁。本段的最后一句话，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显然是列宁结合当时的实际对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名言的具体理解和运用，是对当时控制在各国资产阶级手中的宗教的社会作用的批判。
列宁接着说：“但是，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主党人‘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即向宗教宣战……恩格斯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这个观点已经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接受，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给耶稣会士以自由，主张允许他们进入德国国境，主张取消对付这种或那种宗教的任何警察手段。‘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是爱尔福特纲领（1891年）的一个著名论点，它确定了社会民主党的上述政治策略。”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制定的《爱尔福特纲领》是在恩格斯指导下完成的，它在宗教问题上体现了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草案批判》中提出的“教会和国家分离。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的团体”的原则。列宁撰写此文，就是为了结合俄国革命的实际全面阐述这一原则，因为“这个策略现在竟然成为陈规，竟然产生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歪曲，使它走向反面，成了机会主义”。当时，“有人把爱尔福特纲领的这一论点说成这样，似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党，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对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对于我们党来说，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列宁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没有同这种机会主义观点进行直接的论战，但是他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不过不是用论战的方式而是采用正面叙述的方式。就是说，当时恩格斯有意地着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就是说，党要求国家把宗教视为私人的事情，保障公民信教或不信教的自由，但党不能把宗教视为私人的事情，党组织的成员必须坚持和宣传无神论。
四 列宁的总结和论证
列宁在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上述原则后指出：“从外表上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问题表示意见的经过就是如此。那些轻率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人，那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动脑筋的人，觉得这种经过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荒谬地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一方面主张‘彻底的’无神论，另一方面又‘宽容’宗教，这是多么混乱的思想；一方面主张同上帝进行最最革命的战争，另一方面怯懦地想‘迁就’信教的工人，怕把他们吓跑等等，这是多么‘没有原则’的动摇。在无政府主义空谈家的著作中，这种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可以找到不少的。”显而易见，当时有的人感到党既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又要求坚持和宣传无神论是矛盾的。在一些人看来，党既然坚持彻底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就不应该允许工人群众信教；在另一些人看来，党既然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就应该允许党员信教。因此，就产生了从“左”、右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攻击。
列宁指出，出现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主要是由于一些人不认真看待马克思主义、不懂得唯物辩证法、不了解党的历史造成的。他强调指出：“只要稍微能认真一些看待马克思主义，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就能很容易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虑的；在迂腐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采取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出于所谓‘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不要把人吓跑’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接下来，列宁就展开了具体的理论阐述。
五 列宁的具体阐述
为了阐明上述观点，列宁接下来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党坚持和宣传无神论的依据、方式和原则，以及“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原则在西欧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原因和在俄国革命中反对这种歪曲的必要性。
（一）从理论上阐述党坚持和宣传无神论的依据、方式和原则
关于坚持和宣传无神论的依据。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同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也毫不留情地反对宗教。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可见，宣传无神论的理由很简单：社会民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因此它也像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宗教有神论。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文中用了一个“但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比上述唯物主义更进一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像旧唯物主义那样抽象地强调“同宗教作斗争”，从而为下面的进一步论述留下了伏笔。
关于坚持和宣传无神论的方式和原则。列宁紧接着说：“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应当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为什么宗教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中，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阶层中，以及在农民群众中能够保持它的影响呢？资产阶级进步派、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传播无神论观点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马克思主义者说：这话不对。这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不够深刻，不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宗教的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制，面对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的资本主义（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带来的灾难和折磨多一千倍）捉摸不定的力量，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而这种力量确实是捉摸不定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的捉摸不定的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总之，党坚持和宣传无神论不是要一般地“同宗教作斗争”，而是“应当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也就是说要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制度，而且“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就是说，同思想宣传相比，推翻资本主义的具体实践更重要。当然，也不能因此就片面强调具体实践而放弃思想宣传。列宁接着说：“由此是否可以说，反宗教的启蒙书籍是有害的或多余的呢？不是的。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应当说，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
（二）从实践上阐述党的无神论宣传的基本原则
用具体事例来说明。列宁指出：“一个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原理没有深入思考过的人，也许不能理解（至少是不能一下子理解）这条原则。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进行思想宣传，宣扬某种思想，……要服从阶级斗争，即服从在经济政治方面实现一定的实际目标的斗争呢？”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反对意见也是一种流行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这证明反驳者完全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使这种反驳者感到不安的矛盾，是实际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即辩证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臆造出来的矛盾。谁认为在理论上宣传无神论，即破除某些无产阶级群众的宗教信仰，同这些群众阶级斗争的成效、进程和条件之间有一种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不是辩证地看问题，就是把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看作绝对的界限，就是硬把活的现实中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加以分割。”他举例说：假定某个地方和某个工业部门的无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相当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当然是无神论者，另一部分则信仰上帝，常到教堂里去，甚至直接受本地某一个建立基督教工会的司祭的影响。再假定这个地方的经济斗争引起了罢工。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考虑使罢工运动得到成功，应当坚决反对在这场斗争中把工人分成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无神论就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这倒并不是出于不要把落后群众吓跑，不要在选举时落选等庸俗考虑，而是从实际推进阶级斗争这一点出发的，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阶级斗争能把信基督教的工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无神论这方面来，而且比枯燥地宣传无神论还要有效一百倍。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环境中，宣传无神论，就只能有利于神父，因为他们恰恰最愿意用信不信上帝这一标准来划分工人，以代替是否参加罢工这一标准。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上帝开战，实际上是帮助了神父和资产阶级（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始终在帮助资产阶级一样）。”
总结概括出基本原则。列宁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即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对待反宗教斗争问题，他们进行这一斗争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而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善于估计整个具体情况，随时看清无政府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相对的，是可以移动、可以改变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既不陷入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抽象的、口头上的、其实是空洞的‘革命主义’，也不陷入小资产者或自由派知识分子那种庸俗观念和机会主义，不要像他们那样害怕同宗教作斗争，忘记自己的这种任务，容忍对上帝的信仰，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而是打小算盘：不得罪人，不排斥人，不吓唬人，遵循聪明绝顶的处世之道：‘你活，也让别人活’，如此等等。”他强调，“凡是同社会民主党对宗教的态度有关的具体问题，都应该根据上述观点来解决”。就是说，党既要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又不能放弃无神论宣传教育。
举例说明如何对待宗教徒入党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原则，列宁特别举了宗教徒入党的例子。他说：“例如，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司祭能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人们通常根据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对这一问题作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但是这种经验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应用于工人运动的结果，而且也是由西欧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种条件在俄国并不存在（关于这种条件，我们到下面再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在我国是不正确的。不能一成不变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宣布说司祭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提出相反的规定。如果有一个司祭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加入社会民主党，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党纲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同这个司祭的宗教信念的矛盾，也许只是关系到他一个人的矛盾，只是他个人的矛盾，而一个政治组织要用考试的方法来检验自己成员所持的观点是否同党纲矛盾，那是办不到的。当然，这种情况即使在欧洲也是极其少有的，在俄国则更是难以想象了。如果这位司祭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后，竟在党内积极宣传宗教观点，以此作为他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工作，那么党当然应该把他开除出自己的队伍。我们不仅应当容许，而且应当特别注意吸收所有信仰上帝的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我们当然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念的行为，但是我们吸收他们是要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来教育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积极反对党纲。我们容许党内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以自由结合原则所容许的一定范围为限，因为我们没有义务同积极宣传被党内多数人摒弃的观点的人携手并进。”列宁根据欧洲和俄国绝大多数工人信仰基督教的实际，强调社会民主党应当特别注意吸收所有信仰上帝的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但党吸收宗教徒入党并不意味着党允许自己的党员信教，党最终还是要通过思想教育和革命实践把这些入党的信教者改造为无神论者的。
（三）分析“宣布宗教为私人事情”的原则遭到歪曲的原因
列宁指出：首先是因为西欧“有产生机会主义的一般原因的影响，如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工人运动根本的利益”，但是除了常见的机会主义歪曲而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使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对宗教问题采取了目前这种可以说是过分冷漠的态度。这些条件分两种：第一，反宗教的斗争是革命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他们自己的革命时代，或者说在他们自己冲击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时代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完成了（或着手完成）这个任务。无论在法国或德国都有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这个斗争在社会主义运动以前很久就开始了（百科全书派、费尔巴哈）”。“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在欧洲已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一斗争所作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歪曲，而无政府主义者，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屡次说明的，虽然非常‘猛烈地’攻击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罗马语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德国的莫斯特（附带说一句，他曾经是杜林的门生）之流，奥地利8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宗教斗争中使革命的空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难怪现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要矫枉过正，把无政府主义者弄弯了的棍子弄直。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忘记西欧的特殊历史条件，那是不行的。”“第二，在西欧，自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以后，自从实现了比较完全的信教自由以后，反宗教的民主斗争问题在历史上已被资产阶级民主派反社会主义的斗争排挤到次要的地位，所以资产阶级政府往往故意对教权主义举行假自由主义的‘讨伐’，转移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德国的文化斗争以及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反教权主义斗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运动，是转移工人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的手段，——这就是目前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反宗教斗争普遍采取‘冷漠’态度的根源。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应该使反宗教斗争服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对抗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分子的反教权主义运动。”总之，“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原则在西欧遭到机会主义歪曲是有原因的，但俄国不存在这些原因，因此要反对这种歪曲。
（四）强调在俄国革命中反对机会主义歪曲的必要性
列宁指出：与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宗教批判”的历史任务不同，“在俄国，由于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这个任务几乎完全落到了工人阶级的肩上。同欧洲比较起来，我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的）民主派在这方面做的事情并不是（像《路标》中的那些新出现的黑帮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黑帮所想的那样）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俄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产阶级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成为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思想领袖，这一斗争还包括反对陈腐的、官方的宗教，反对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宗教的尝试等等。因此，如果说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政党要求国家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的主张偷换成宣布宗教对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本身来说也是私人的事情时，恩格斯纠正这种机会主义的方式还比较温和，那么俄国机会主义者仿效德国人的这种歪曲，就应该受到恩格斯严厉一百倍的斥责。”因此，“我们的党团在杜马讲坛上声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列宁也明确反对高喊“同宗教作斗争”的口号，因为“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政党有夸大反宗教斗争意义的危险；这样做会抹杀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同社会党人反宗教斗争之间的界限”。
六 我们党的态度和相关讨论
关于宗教对人民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早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神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之一，这一比喻与马克思和列宁的“鸦片”和“劣质酒”之喻是异曲同工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学习和运用，当时有人提出了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问题。为此，周恩来总理两次在讲话中明确表态：那是革命时期的口号，革命时期是要把原则讲清楚，现在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不必强调宗教就是鸦片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尊重各民族人民的信仰，同时要善于孤立少数顽固的反动分子。周总理说因社会条件发生根本变化而“不必强调”，并没有否定马克思那句话的科学性。他在同基督教界代表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我们不搞反宗教运动。我们所遵守的约束是不到教堂里去作马列主义的宣传，而宗教界的朋友们也应该遵守约束，不到街上去传教。这可以说是政府同宗教界之间的一个协议，一种默契。”更重要的是，周总理还亲自带头用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观察分析中国的宗教问题，使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的基本观点，为我们党既保障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又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后，1982年1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宗教问题上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全面阐述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实现宗教工作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重要成果。19号文件在讲到阶级社会的宗教时指出：“进到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受到这种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该文件没有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原话，但显然是坚持了他们关于宗教具有精神麻醉作用的基本观点。
2001年12月10日，江泽民同志发表《论宗教问题》的重要讲话。这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阐述党的宗教理论政策的代表作。他在讲话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宗教对人类的压迫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劳动群众受到这种压迫又无法解脱，就往往到宗教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剥削阶级也利用宗教作为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削弱劳动群众的反抗意志，分散劳动群众的反抗力量。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因此，必须进行社会变革，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消除宗教存在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这里，江泽民同志代表我们党第一次对马克思的原著进行了权威解读，同样认为宗教在阶级社会具有精神麻醉的社会作用。
此外，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学术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都对这句名言进行过讨论。经过所谓的“第三次鸦片战争”或“南北鸦片之争”，基本上达到了结合时代背景、具体语境和思想体系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名言的目的。因此，直到21世纪初之前，在我国并没有出现所谓“鸦片基石论”的歪曲概括。
七 歪曲概括的由来
近年来在一定范围内颇为流行的所谓“鸦片基石论”的歪曲概括，是在2001年12月之后才在社会上出现的。在此之前，有人在1997年左右发表的一篇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文章，对这种歪曲概括的出现发挥了酵母作用。
1995年8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首次公开了江泽民同志1990年9月的一个重要讲话，即《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宗教观》。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在向党员和干部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同时，还要加强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引导他们贯彻好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的有关法令。”他提出：“根据当前情况，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时，要特别注意重申和强调这样几条：第一，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无神论，宣传无神论。对一些党员中存在的非无神论思想，要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好世界观问题。第二，对群众进行无神论宣传教育，要同对党员的要求区别开来，并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说明宗教信仰的根源，下功夫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防止简单从事而伤害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防止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迫人们不信教。第三，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是说，既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既有信这一种教或某一教派的自由，也有信那一种教或另一教派的自由。不信教的要尊重信教的，信教的也要尊重不信教的。要依法切实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注意团结爱国宗教人士并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要大力促进信教和不信教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之间真诚的团结，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并肩战斗。第四，按照政教必须分离的原则，国家要求一切宗教都不得干预政治，干预政府事务，包括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等，都不得进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第五，一切宗教必须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要加强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使其自主地依法办好宗教。不准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特权和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对于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应依法惩处。”这一重要论述的发表，无疑对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宣传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当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要求在“努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中坚持党的宗教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时，有的人却没有坚持江泽民同志的五条论述，而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某些语录另行概括，提出宣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需要重申和强调的八个要点。可是，这一新的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了割裂和歪曲，与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正确理解和运用出入很大。首先，该文把我们党的宗教理论与马列主义宗教观割裂开来，把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凝固和限定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某些具体论述。其次，该文不顾及宗教的本质、根源、社会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以及工人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等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片面地理解为历史上对待宗教的某些态度和政策。最后，在该文的八条概括中，前六条都是讲如何“同宗教作斗争”的，第七条是讲“宗教信仰自由”的，第八条是讲上述七条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的”。在阐述为什么要“同宗教作斗争”时，该文引用了列宁那句话，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通过该文概括的“八条”及其相关论述，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们要同它作斗争。
此文的发表，引起了一些关心宗教问题的同志关注。经过几年的发酵，到2001年12月12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刚刚闭幕之后），一种把马列主义宗教观歪曲概括为“鸦片论”和“斗争论”的论调，就通过报纸、互联网和学术杂志在社会上出现了。
八 请看如何歪曲概括
让许多没有认真读过原著却又容易轻信的人想不到的是，相关文章并没有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内容，而是对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的论述进行了随意割裂和歪曲。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把列宁集中阐述“党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世界观”的一个段落中的一句话（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从整个段落中抽离出来，使其脱离具体语境而成为一般性论述，并概括出所谓的“鸦片论”。二是把列宁集中论述党的无神论宣传政策的一个段落（即“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中的一句话（即“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从整个段落中抽离出来，只引用“但是”前面的这句话而不要“但是”后面的更重要的其他话，把列宁认为有一定合理成分的旧唯物主义观点说成是列宁自己的完整思想，而去掉列宁更强调的辩证观点的另一方面。其结果，就是把列宁阐述的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片面地歪曲概括为“斗争论”。
相关文章还无视我们党“文化大革命”之前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文化大革命”之后19号文件的拨乱反正以及其他一系列发展创新，污蔑我们党长期以来受列宁“鸦片论”和“斗争论”的影响，把信教群众当作异己力量和斗争对象，把党的宗教工作说得一团糟。并以此为借口，要求立即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宗教学中的某些时髦理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宣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必须“率先与时俱进”。
上述论调出台后，立即引起各方关注。不少人感到相关文章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认为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早就应该变了——朝着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向变。因此，有几位老同志联名向中央写信，对有关文章的错误倾向进行严肃批评。当时中央对此高度重视，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拿出意见。有关部门相继拿出了意见，认为相关文章存在严重错误。这样，上述论调算是在宗教工作系统有了定论。但绝大多数干部对中央在这一理论是非上的态度并不知情。至于在社会上，这一错误论调不仅照传不误，而且借着互联网广泛传播。笔者当时参与了对该问题的研究，除了在内部对相关文章的错误倾向提出批评意见外，还撰写了一篇学术批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表。不过，总算有一位有相当地位和资历的老同志发表了批评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文件中没有“鸦片”二字，也根本不存在以所谓“鸦片论”和“斗争论”指导宗教工作的事，但该文没有揭露有关文章是如何歪曲概括马列主义的宗教观的，影响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有关文章继续在网络上传播，而且陆续有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体系歪曲概括为“鸦片论”和“斗争论”的新文章通过报刊杂志发表出来。有的文章甚至直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鸦片论”和“斗争论”，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直到近期我们党放弃“毒品论”改持“药品论”，把宗教当资本来利用，才有了宗教信仰自由。还有的文章将我们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说成是违背党的宗教政策的旧唯物主义。这些论调，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我们党的宗教理论政策产生误解，导致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
九 问题的归因和分析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是随着实践不断丰富发展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按照中共中央2002年第3号文件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包括宗教的本质、根源、社会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和工人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等基本内容。所谓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就是要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观察、分析和处理现实的宗教问题。但是，那些喜欢搞教条主义的人，却把马克思和列宁的某些话从整篇著作中抽离出来，变成脱离了时代背景、具体语境和思想体系的抽象教条，到处生搬硬套，甚至附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干了许多坏事和丑事。在搞教条主义碰壁之后，不但不去反省，静下心来把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搞清楚，反而把过去的“教条”歪曲概括为所谓的“鸦片论”和“斗争论”，诬蔑列宁背离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甚至提出了把一些唯心主义的思想观点掺杂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要求。
平心而论，笔者不相信相关作者的歪曲概括是别有用心，也不愿意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无知，而是倾向于将之归咎于近年来比较明显的信仰危机和浮躁之气：一方面是想发表意见、指点江山、成名成家，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读原著、做深入持久的研究工作，于是就走捷径抄语录，想当然地裁剪和摆布革命导师的话语，导致歪曲概括、谬种流传，迷惑那些同样不愿意读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原著却又喜欢人云亦云、跟风赶时髦的人。到目前为止，所谓“鸦片论”和“斗争论”的歪曲概括已经出笼整整十年了，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导致很多人一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反感，甚至发展到不允许别人提列宁的程度。笔者发表此文，比较充分地把自己在十年前就想说、后来的事实证明应该说，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说的话说了出来，一方面是想让那些愿意坚持真理的人了解真相，另一方面也是在相反的意义上对上述歪曲概括出笼十周年的一个纪念吧！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