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任继愈先生的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
任继愈先生在当代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一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任先生的研究领域，从哲学、历史学、宗教学到图书馆学、教育学等，丰富多彩。对于任先生的学术贡献，多数人是有口皆碑；而对于任先生的思想贡献，却是见仁见智。当前，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学术大家的评价，众说纷纭。人们往往对专门学术领域贡献突出的先辈赞扬声很高，而对于那些引领时代精神的思想家，却由于种种原因，褒贬不一。
目前，我主要的科研工作是，努力将科学无神论——这个濒危学科建设起来。这也是任先生生前的殷切嘱托。在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工作，谈一谈对任先生科学无神论思想的认识。
第一，“研究宗教，批判神学”
。
这是任先生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撰写文章的主标题。我们正在参加任先生文集的整理工作。按照编委会的分工，我们负责整理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这一卷。重读任先生的这些文章，深深感到“研究宗教，批判神学”是他一生坚持的学术理念。而当前，“研究宗教，批判神学”似乎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某些宗教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物大力倡导文化神学，其中声音最大的是“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在当前“宗教热”的声浪中，也有人振臂高呼任先生的学术理念，其中就有我们任继愈研究会的理事长杜继文老师。201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杜老师，那篇访谈录发表时，用的题目就是“研究宗教，不能忘记批判神学”。
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研究宗教、批判神学”。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精神，任继愈先生创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任先生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奠基人。回顾这些年宗教研究领域中的风风雨雨，我赞同杜老师的判断，“我们部分地贯彻了‘研究宗教’的要求，但忽略甚或完全忽略了‘批判神学’的任务”。
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宗教热”的逐渐升温，一些人士极力推崇某种宗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还有一些权威人士大力倡导“文化神学”，并积极推动这种“文化神学”成为国家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研究方向。这种思潮已经开始影响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
随着“宗教热”的兴起，宗教在高等院校的传教活动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特别是基督教汉语神学运动，进入大学讲堂和国家研究机构。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聘请外国神学家长期开课，讲授《圣经》。一些传教士以教授的身份登上大学讲台，组织出版传教著作。北京某著名大学翻译基督教丛书，出版美国威廉·邓勃斯基的《理智设计论》，大力推销这种现代版的神创论——智能设计论。在当代中国大学校园里，海外基督教教会成为传播福音的主要力量。校园基督教传播的组织形式是不断建立发展校园团契。而网络传教成为其重要的虚拟形式。校园基督教传播的隐性方式是进入教学领域，进行文化宣教。在这样扩张态势的传教中，大学生基督教徒出现比较快的增长趋势，有些博士成为职业传教士。日前，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教授竟向中央主管部门建议，开放国家重点大学，与神学院合作，培养神学家。培养神职人员是神学院的职责。站在国立大学的讲坛上，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传播宗教，属于违法行为。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国家三令五申的重要法规。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特别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2011年5月，党中央下发关于做好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的文件。我认为，其中有三句话特别醒目。第一句是“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第二句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第三句是“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抵御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的基础性工作”。我认为，以中办的名义发出这样的文件，这是前所未有的重要举措。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已经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上当前的工作日程。
我们反对宗教信仰向教育领域渗透，是贯彻“政教分离”的国家法律，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不是对宗教信仰者的敌意。信不信教，应当完全成为个人的私事，信仰是公民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但是在国家的决策上，没有上帝和神灵的位置。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批判，是人类社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自我批判、自我提高，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科学无神论是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
我记得，2005年11月，中国无神论学会在北京召开学术年会。在那次会议上，我被推举为新一届学会的秘书长，接替李申老师的工作。在那次年会的开幕式上，任先生即席发表讲话。他说：“中国无神论学会责任重大，它关系到上层建筑问题，关系到国家兴亡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科学无神论是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就是要劳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创造幸福。……如果科学无神论在我们国家站不住、立不稳，老百姓安身立命要靠求神，那么我们立国就失去了根本，就可能国家衰败。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任继愈先生生前三十年如一日，担任中国无神论学会的理事长。他多次论述科学无神论的道理。他指出，无神论就是实事求是，认为世界上没有鬼神上帝，也没有天堂地狱，不存在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如《国际歌》中所唱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前提和思想基础。科学无神论世界观诞生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彻底否定了神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发展的高级形态。它进一步指出鬼神观念存在和传播的社会根源，只有消除有神论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人类社会才能最终抛弃有神论的观念。一个时期以来，有种舆论，力图把科学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剔除出去，这是危险的，既不符合人类历史和当代社会世俗化的潮流，也与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相悖。
任继愈先生一生经历丰富多彩。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高举科学无神论的旗帜。
我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无神论事业的发展，经历过两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第二次是2009年冬至2010年春。这两个重要的转折点都与任继愈先生密切相关。
我们大家都知道，1978年年底，“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任先生就创建了中国无神论学会。其后，由于种种原因，学会的工作曾一度沉寂。
20世纪90年代，打着“特异功能”旗帜的新有神论泛滥成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1996年，在任继愈先生的倡导下，中国无神论学会恢复工作。1999年，在党中央的直接部署下，任先生领导学会同仁创办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这是当代中国科学无神论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10多年来，中国无神论学会和《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为宣传科学精神，开展无神论教育，推动科教兴国的战略，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9年冬至2010年春，科学无神论事业的发展迎来了第二个重要的转折点。2008年至2009年年初，任继愈先生抱病多次找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商谈，研究科学无神论事业的发展。1月6日，任先生致函陈奎元院长，提出“急需建立一个无神论研究机构”。陈院长批示说：“任继愈老先生为宣扬无神论奔走呼号，其精神令我们钦佩。中国社会科学院理应为研究、弘扬无神论作出贡献。这与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完全符合的。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经常去跪拜神佛，‘以人为本’岂不成了空话。”
在任先生去世2个月后，200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实施方案》。根据任先生的信函和陈院长的批示，这个实施方案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组建“科学与无神论研究室”，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这是具有转折性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不但能够推进科学无神论学科的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而且必将影响全国有关领域的思想趋势和学术结构向良性转变，对先进文化的建设和民族素质的提高，都能产生积极的作用。
宋代的爱国诗人陆游，在其绝笔诗中写道：“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任继愈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英灵。任先生，在您去世5个月后，“科学与无神论研究室”成立。这是自20世纪您创建的“科学无神论研究室”被更名后，目前中国再次出现的实体性无神论研究机构。在您去世9个月后，2010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成立了“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这是当代中国第一个“科学与无神论研究”的社会平台。两年多来，科学无神论这个濒危学科，招聘专业研究人士，选编专题研究文集，出版学术研究丛书，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我们一定要继承任继愈先生的崇高精神，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将科学无神论学科逐步建设起来。让任先生的遗愿化为实际的宏图。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