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主张为共产主义提供“理论论证”

十九世纪初期在英法产生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被其后继者，特别是巴贝夫、欧·罗德利克、巴扎尔、皮埃尔·勒鲁、维克多·孔西德朗、埃蒂耶纳·卡贝、迪奥尔多·德萨米以及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等人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发挥，而且搞了一些实际的实验，试图在实践上加以实施，并想通过变革社会，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弊病。蒲鲁东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财产？》，更是接受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劳动创造财富的思想，洞察到私有财产是近代社会的基础，认为有些财产并不是劳动所得，得出“财产，就是盗窃”的结论。这些思想在法国已经广泛传播开来，并强烈地影响到当时的工人运动。但是，这些思想在德国影响甚微，直到1840年才渐渐传人德国，而且还加上了德国特有的抽象的性质，被化为一种非现实的理论。然而，在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下，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弊病的思想，却引起了德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

1842年10月，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就遇到了对共产主义发表意见的难题。当时，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因为《莱茵报》刊登了一些论及社会问题的短评，而攻击它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马克思当时还受着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也没有机会追本溯源地去研究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且要从根本上批判地分析这些理论，必须对现存的社会生活作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莱茵报》当时在理论上并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认为它并不是基于对当代社会关系深刻研究的基础之上。但是，对于像勒鲁、孔西德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智慧的作品，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不断地、深入地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

为反驳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攻击，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指出共产主义已经成为法英两国人民的最大问题，但是，“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末，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青年马克思不仅非常辩证地对待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思潮，而且以鲜明的语言提出为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的问题，这预示着他终生为之而奋斗的远大抱负。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寻找更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著作来认真研读。其中最主要的有法国傅立叶和圣西门的——马克思在上中学时就听威斯特华伦谈论过他们了——以及英国的欧文的著作。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家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苦难和罪恶，并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未来社会提出各种构想。尽管他们对受尽折磨的贫苦工人深表同情，并希望唤起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但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家不理解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而是寄希望于统治者和有产者的理性和良心，因而他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只能陷于“乌托邦”的空想。

这时，马克思还不满足于阅读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他还参加由一个科伦知识分子团体举办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他结识了卡尔·路德维希·德斯特尔医生。几年以后，这位医生成了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同盟中的同志和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