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

在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代表反对派社会思想的是两个流派，一个是青年德意志派，一个是青年黑格尔派。青年德意志派，也即文学评论派，是在1830年法国7月革命的直接推动下产生的一个具有革命色彩的团体，是由一些对普鲁士封建君主专制不满的自由主义作家、政治家和出版家组成的团体。由于受白尔尼的民主思想和海因里希·海涅的具有自由主义诗篇的影响，这个团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激进主义的派别。它在沉寂的德国，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要求实现立宪政治、言论和出版自由，也批判黑格尔哲学为现存制度辩护的保守思想，对于唤起民族的、社会的自我意识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运动在1835年失败以后，代之而起的就是青年黑格尔派运动，这个运动自始至终都同黑格尔哲学联系在一起。

黑格尔学派的形成。黑格尔1770年8月27日出生于德国符腾堡公国的首府斯图加特。早年受到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1788年秋季进入图宾根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1801年10月，以就职论文《关于行星轨道的哲学》在当时德国的哲学和文学的中心耶拿大学获得任教资格。他在耶拿大学讲授“实在哲学”“耶拿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哲学史”等课程。1816年他来到海岱山大学任哲学教授，开始享有盛誉。1818年10月，黑格尔受普鲁士政府之邀，到柏林大学担任教授，讲授“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等课程。这个时期黑格尔的业绩和声望达到最高点，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高深的体系，影响全德，乃至整个欧洲知识界。这时被任命为柏林大学评议会委员，参与了评定、审核新任教师的职称。1829年担任柏林大学校长，有了很高的地位。由于感染霍乱，于1831年11月14日在柏林猝然病逝。

黑格尔的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大逻辑》《小逻辑》《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等数十部。他的主要哲学思想就贯穿于这些哲学著作中。他在先前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包罗万象的庞大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以绝对观念为核心，从“理性统治世界”这个客观唯心主义原则出发，把整个世界描绘成是绝对观念展开和实现的辩证运动过程，也即绝对观念自身运动、外化为自然、又在人的精神和历史中回归自身的过程。在论述这一矛盾运动过程中，他阐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中的许多合理因素。恩格斯曾经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不仅如此，黑格尔还试图描述历史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所以，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但却最具历史感。他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也是一个辩证法大师。

黑格尔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在柏林大学期间，直到他逝世后的几年里，他的哲学在德国都占据统治地位，影响波及整个德国思想界，甚至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黑格尔周围团结了一批他的忠实的学生和信仰他学说的学者，形成了黑格尔学派，其重要标志就是1826年在黑格尔亲自领导下的“科学批判协会”和1827年创办的《科学批判年鉴》。这时，他的学派是统一的，达到了全盛时期。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知识界的影响，鲁道夫·海姆的一段话表达的最为清楚，他说：德国的知识分子“当时不是黑格尔分子，就是野蛮人和白痴，或者是不足挂齿的、智力迟钝的经验主义者。在那些兴办教育的权威们的眼中，做一个非黑格尔派那简直是犯罪”。但是，随着德国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黑格尔学派的分裂也在所难免了。作为当时的亲历者恩格斯后来这样描述道：“正是从1830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手；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渗入了各种科学，也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但是，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

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兴起。黑格尔学派的解体是由各种矛盾造成的。首先，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它的方法是科学的，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否认一成不变的终极真理的存在；但它的体系又是僵死的，承认绝对观念是发展的终点，也就是精神的发展完成于黑格尔哲学，从而又扼杀了发展。其次，是革命与保守的矛盾。具有革命意义的理论是批判与否定现实的，但它又可以做出为现实辩护的结论。这集中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的一个论断中：“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现实的。”维护现存统治的人认为，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是现实存在的，因而说明它是合乎理性的。持革命观点的人则认为，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当国家是必然的时候才是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才是现实的，而丧失必然的国家是不合乎理性的，因而不是现实的，从而否定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合法性。从黑格尔同一论断中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所以，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黑格尔的弟子各持一端，争论不休，黑格尔哲学的解体，黑格尔学派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当时的德国，具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政治和宗教。在18世纪的法国，是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而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则把这种斗争囿于理论的范围。正是围绕这两个方面的争论，最后导致黑格尔学派的解体。

在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的观点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用哲学论证宗教，恢复了宗教和哲学、信仰和知识的同一；另一方面，他又把宗教教义归结为简单的哲学信条，从而又否定了宗教的神圣性，取消了宗教的特殊地位。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出发，可以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结论：一是承认宗教和哲学的同一性，承认宗教的神圣意义，用哲学为宗教作论证，其终点便是神学；另一是否认宗教和哲学的同一性，把哲学看成是高于宗教，否认宗教的神圣意义，最后走向无神论。黑格尔学派首先是围绕这个问题争论愈来愈激烈。

黑格尔学派的分裂是由大卫·施特劳斯引起的。1835年施特劳斯在图宾根出版了他的《耶稣传》，该书公然认为哲学与宗教不具有同一性，基督教也并没有什么神圣的意义，《福音书》的记载大多数是不可靠的，它们不过是在原始的基督教社团内部无意识地形成的神话和传说。耶稣不是什么神人，只是一个到处漂泊的犹太传教士。这本书的观点像晴天霹雳一样，掀起轩然大波，它不仅遭到正统神学派的反对和咒骂，而且在黑格尔学派中也引起激烈争论，最后导致该学派的解体，分裂为左、中、右三派。

右派又称老年黑格尔派，他们大多是黑格尔的嫡传弟子，大学教授，代表人物有辛利克斯、加布勒、格舍尔、道布、辛宁等人。他们极力维护老师的学说，试图证明黑格尔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完全一致，辛利克斯甚至用神学观点修正黑格尔，他在《宗教与科学的内在关系》一书中，把宗教看作比哲学更适合认识上帝的手段。他认为，宗教是上帝的直接启示，所以他高于作为理性形式的哲学。在哲学上，他们大都推崇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把黑格尔哲学看作穷尽一切的绝对真理。在政治上，他们维护现存制度，反对任何社会变革。

左派又称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大学讲师，代表人物有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埃德加·鲍威尔、阿尔诺德·卢格、奥古斯特·冯·契希考夫斯基、莫泽斯·赫斯、麦克斯·施蒂纳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也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他比较早地批判灵魂不死，批判宗教神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个时期，也都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青年黑格尔派激烈反对黑格尔调和哲学和宗教的做法，认为只有哲学才能认识真理，他们中很多人最终走向无神论。在哲学上，他们特别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反对他的体系，并试图用各种方法改造黑格尔哲学。在政治上，他们反对粉饰现实，他们认为现实是不合乎理性的。因此他们主张批判和变革现存的制度。

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中派。其代表人物是卡尔·米希勒、卡尔·罗森茨、爱德华·甘斯等。他们对宗教持温和的态度，他们把宗教和哲学的内容看成是一致的，但又强调它们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在哲学上，他们认为黑格尔哲学已经达到了绝对真理，但又认为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造。在政治上，他们虽然把现实看成是理性的实现，但又认为这种实现还没有完成，就是说还要继续改造存在国家，使其真正符合理性。

在德国面临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下，理论争论主要成为左派与右派、青年黑格尔派与老年黑格尔派的战场。“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指宗教和政治）都可能是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能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诉求。

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封建专制势力还相当强大，政府的高压政策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使得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意见都很难问世，而对宗教的批判，相对地说要容易得多。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兴起首先是从批判宗教开始的。基督教作为普鲁士等级君主制的精神支柱，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起了极大的禁锢作用。它使人们漠视现实世界的苦难，而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天国。宗教批判是政治斗争的前导。要使人们思想得到解放，关心变革社会的现实斗争，首先就必须批判宗教。而宗教的批判，间接地就是对普鲁士国家的批判。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的出版，实际上是拉开了这场斗争的序幕。围绕对《耶稣传》的争论，使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逐渐团结起来，一场哲学—政治批判运动迅速兴起。

博士俱乐部和《哈雷年鉴》。1837年，在柏林出现了一个联合最激进的黑格尔主义者的“博士俱乐部”，其中集中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博士和学者，倡导“自我意识哲学”。俱乐部的思想领袖是柏林大学神学系讲师布鲁诺·鲍威尔，积极分子有中学教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柏林士官学校的地理教师阿道夫·鲁腾堡博士，以及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爱德华·梅因、卡·瑙威尔克、路德维希·布尔、麦克斯·施蒂纳和埃德加·鲍威尔等许多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卡尔·马克思也参加了该俱乐部的活动，并成为颇受赞扬的中心人物。

“博士俱乐部”不是某种形式上固定的、有正式会籍的组织，但其成员之间的友谊和思想联系是十分牢固的，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必须有相当高的才智。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94号希佩尔咖啡馆，就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在这里，他们一边喝啤酒和摩塞尔优质葡萄酒，一边讨论他们感兴趣的、正在思考的问题。这批俱乐部成员，年富力强，意气风发，富于天分和才华，激烈地争论着各种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青年黑格尔派把行动哲学和批判哲学作为政治武器，试图继续“青年德意志”的事业，通过批判现存制度，使普鲁士国家具有合乎资产阶级意向的、自由的性质，用他们的哲学语言来讲，就是使普鲁士国家成为合乎理性的国家。为了阐明他们的观点，批判他们反对的理论，青年黑格尔派把《德意志科学艺术问题哈雷年鉴》（以下简称《哈雷年鉴》）作为他们发表意见的论坛。

《哈雷年鉴》是阿尔诺德·卢格和特奥多尔·埃希特迈尔于1838年1月1日创办的，它在同老年黑格尔派所办的保守的《柏林科学评论年鉴》的斗争中，代表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观点和自由主义倾向。由于它捍卫批判的权利，捍卫科学和国家不受教会束缚的独立性，赞同施特劳斯对《福音书》的解释，因而遭到正统教派和保守派的激烈攻击，从而也越来越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1841年持反对派立场的《哈雷年鉴》被普鲁士政府查禁，代之而起的《德意志年鉴》就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思想阵地。这个杂志在1843年也被政府勒令停刊。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利用这些杂志和自己发表的论著，开始批判宗教，用自由主义观点阐释黑格尔哲学，进而开展政治批判，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

契希考夫斯基的《历史哲学引论》。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开了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宗教的先河。接着，契希考夫斯基在18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引论》中，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强调“行动”“实践”，开启了政治批判前奏。黑格尔认为，“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因此，哲学的任务只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它只能解释历史，而不能昭示未来。解释历史只是哲学的任务之一，哲学更重要的功能还在于预示未来，指导行动。针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一缺陷，契希考夫斯基认为，黑格尔之所以把哲学局限于解释历史，是因为他把思维着的理性，而不是把指导行动的意志，看作人类活动的真谛。“思维毋宁是意志的不可分离的因素，因为重新成为存在的思维首先是意志和行为。”因此，人类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历史规则的认识，而必须把这种认识付诸行动，并在行动中进一步认清自己的本质。他认为，历史的进程应该这样来决定，即用应有来对抗存在，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状。未来的哲学应该重视行动，必然是实践的。“实践的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实践底哲学，它对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最具体的影响，真理在具体活动中发展——一般来说，这就是哲学的未来的本分。”契希考夫斯基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第一个赋予“实践”范畴以重要意义的哲学家，他对“行动”“实践”的理解，也大大超越了费希特。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注意到要考察社会关系，并把当时的社会主义学说看作未来的原型。契希考夫斯基提出“实践哲学”是一大进步，对以后哲学思想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同费希特一样，他对“实践”的理解只限于理论批判活动，而不是感性的、物质的活动，不是变革社会制度的革命活动。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对于批判宗教，批判黑格尔哲学取得重大突破的应属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他在《哈雷年鉴》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开始放弃他原来的唯心主义观点，即认为理性是世界的内在基础，而概念是事物的本质，由唯心主义世界观转向唯物主义世界观。费尔巴哈发表的三篇文章是：1838年12月3日的《实证哲学批判》、1839年3月4日的《用以判断利奥和黑格尔派之间论争的真正观点》，和1839年8—9月间连载的、具有奠基性的论文《黑格尔哲学批判》。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批判调和哲学与宗教关系的观点，论证宗教和哲学是根本对立的，而且直接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为黑格尔哲学颠倒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思辨唯心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黑格尔哲学是思辨的体系哲学的顶峰。”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费尔巴哈提出了后来成为他人本主义哲学最高命题的自然、人、人的本质的概念，他写道：“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哲学是关于真实的、整个的现实界的科学；而现实的总和就是自然（普遍意义的自然）。”在这里，他为自己建立新的唯物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批判，集中地体现在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1842年出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1843年出版的《未来哲学原理》等书中。在这些著作中，他的人本主义哲学得到全面地阐发，并且彻底地否定了宗教。《基督教的本质》是从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出发批判基督教，把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宗教的争论提高到新的水平，对人类思想史发生了重要影响。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七年里出了三版。施特劳斯评价说，“他的理论是这个时代的真理”。恩格斯后来也指出这部书在当时起了“解放作用”。

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他那里，思维是主体，存在是宾词。当思维这个主体在《逻辑学》中认识到自己的抽象时，它就把自己外化为现实的存在，外化成自然界；而这个外化的自然界，一旦思维意识到它的异在，它就会重新扬弃这个异在，而回归到它自身。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这种自然为理念所建立的学说，无非是用理性的说法表达出的自然为上帝所创造的神学学说而已。他把黑格尔哲学称作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持”。但费尔巴哈并没有简单地否弃黑格尔哲学，而是对他进行了改造，他说：“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费尔巴哈十分显明地阐发了他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与黑格尔哲学体系彻底决裂。

费尔巴哈从人本学观点出发批判宗教，认为宗教并不神秘，它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在宗教中，“人使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这个对象化了的本质就是上帝。本来它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对象化，反过来却变成一种异己的统治力量，成为压迫自身的力量。就是说，神是人自己创造的，但结果人却向自己的创造物顶礼膜拜。虽然费尔巴哈还不是用科学的历史观批判宗教，但他更彻底地否定了宗教神学。

费尔巴哈的历史作用，是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宗教——政治批判是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一条主线，主要代表人物是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以宗教—哲学批判，从批判宗教神学，进而批判黑格尔哲学，走向人本主义唯物主义。而后来，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

施特劳斯与布鲁诺·鲍威尔的争论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分裂。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是图宾根的一个普通教员，青年时期就开始研究神学和早期基督教史，学习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哲学著作。1831年，他决心研究黑格尔哲学，慕名到柏林大学拜访黑格尔，并听他教授哲学课，可是听了两堂课黑格尔便猝然病逝。他离开柏林大学以后，在图宾根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并在那里教授神学和哲学。在这期间，就开始了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在1832—1835年间，他撰写了《耶稣传》，更系统地阐明了他的观点。如前所述，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断言：《福音书》所记载的故事，既不像正统的神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圣灵口授的神史，也不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哲学概念的象征，而是在原始的基督教社团中无意识地形成的神话和传说。他认为，这些传说的产生源于当时人们对救世主的普遍期待。在那个时代，世界上存在着普遍的苦难，而人们对这种普遍苦难又无可奈何，于是他们只得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于一个他们身外的至高无上的救世主。所以，人们在无意识地口耳相传中，把塑造出的东西都转嫁到耶稣的身上。在相互传说的过程中，最后就形成了《福音书》关于耶稣的那些神奇的故事。施特劳斯的理论缺陷在于，忽视了《福音书》作者的个人创造。

与这种见解相联系，施特劳斯把世界历史的基础赋予自我运动的“实体”。他认为，“实体”绝不可能在某一特殊的个人、某一特殊的宗教那里完全地实现，它只能通过整个人类的一切高级精神活动的总和才能实现。因此，施特劳斯仅仅把黑格尔哲学看成是“实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阶段。他的这种观点，不仅把黑格尔自认为完美无缺的哲学体系撕开了一个裂口，而且也导致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分裂。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长期生活在柏林，在柏林大学神学系学习神学，但他对哲学很感兴趣，常常听黑格尔教授哲学课，并认真地写笔记，整理得井井有条，被人们当作范例。1835年，霍托曾利用鲍威尔所做的关于黑格尔1823—1825年讲授美学时所做的笔记，出版了《美学》。1834年他完成学业后，获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并成为讲师、副教授，讲授《圣经》《新约全书》、基督教史，以及教义史等课程。他用黑格尔哲学解释宗教神学，持神学正统派的观点。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的出版，鲍威尔开始持批判的态度，以后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与施特劳斯站在一起批判宗教神学，并使他成为最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但是，在批判宗教神学中，鲍威尔不同意施特劳斯把“实体”作为世界历史的根源，而是把“自我意识”推崇为哲学的最高原则。

鲍威尔从1838年、1839年就开始发表文章批判宗教神学，他的主要著作有：《约翰福音史批判》（1840）、《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末日宣告》（1841）、《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1842）。在哲学著作中，他对福音书、宗教和黑格尔哲学做出了新的解释，提出了他的“自我意识哲学”。

鲍威尔认为，福音书是其作者的有意识的虚构，是哲学作者的自我意识的产物。第一个福音书的作者马可为了他特定的宗教目的，有意识地编造了关于基督的神话故事，写出了《马可福音》。接着，路加和马太又根据他们自己的想法，修改和补充了《马可福音》，这就是《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最后，约翰又根据希腊的“逻各斯”观念对这些福音书作了进一步的加工，形成了他的《约翰福音》。他认为，施特劳斯把福音书看成是基督教内部无意识形成的神话传说，就无法解释各福音书之间存在的不同特征。鲍威尔同时反对施特劳斯赋予福音书以“实体”基础，也就是反对说福音书具有现实的历史内容，反对把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按照鲍威尔的观点，福音书只是它的作者的纯粹的文学虚构，而耶稣也只是一个纯粹虚构的文学象形。在施特劳斯那里还保留了某些属神的内容，而鲍威尔则否认基督教有任何属神的东西，否定有任何神灵存在。

鲍威尔还指责施特劳斯高扬无意识的实体力量，会把历史归结为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本质。他认为，施特劳斯的观点必然导致忽视人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忽视人的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历史就是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他说：“实体只是体现‘自我’的局限性和有限性的转瞬即逝的火焰。运动不是由实体完成的，而是由自我意识完成的，自我意识才是真正无限的，它把实体的普遍性当作自己的本质，包摄于自身。”不论是神还是历史，都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物。在这里，鲍威尔和施特劳斯在宗教、哲学上的分歧，一目了然。

实际上，不论是施特劳斯的“实体”，还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都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实体不能离开主体（含自我意识），实体只有通过自身的否定运动，只有在转化为主体时，才具有真理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他们各持一端，争论不休，实际上这种争论仍然囿于黑格尔哲学的范围，抓住黑格尔的某一个概念，无限夸大，并将其发挥到极端。

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他们争论的实质作了揭露，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巴鲁赫·德·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这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两人十分彻底地把黑格尔的体系应用于神学。前者以斯宾诺莎主义为出发点，后者则以费希特主义为出发点。他们两人都抓住其中的一个因素批判了黑格尔体系中的另一个因素，并使每一个因素都获得了片面的、因而是彻底的发展。因此，他们仍然继续停留在黑格尔的思辨范围之内，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并认为，只有费尔巴哈才真正超越了黑格尔哲学。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施特劳斯在后来放弃了他先前的观点，他在1840年出版的《耶稣传》第4版中，否认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接着在《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和现代科学的斗争》中，接受了费尔巴哈等人的影响，认为基督教必然会同科学发生冲突。

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一批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以自我意识哲学为批判武器，批判宗教，也批判现存的封建制度，越来越从宗教自由主义，走向政治自由主义。当时的普鲁士政府的文教大臣阿尔坦施泰因，是支持黑格尔学派的，放任他们的活动，1839年还派鲍威尔到波恩大学担任讲师，在那里讲授神学，并答应很快提升他为神学教授。但是，1840年，德国形势发生了不利于左派活动的变化，主要是老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承王位，这对青年黑格尔派无疑是一场噩梦。他反对青年黑格尔派激进的批判活动，任命正统派分子艾希霍恩为阿尔坦施泰因的继任者，掌管文教大权。他掌权后，对青年黑格尔派运动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镇压措施，把持激进观点的黑格尔主义者开除出大学，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诗人格·海尔维格被驱逐出普鲁士，并先后查封了《哈雷年鉴》《德意志年鉴》等激进刊物。同时，把保守的谢林请到柏林大学讲学，批判黑格尔哲学。形势的这种变化，促使青年黑格尔派对国家、政府也采取越来越激烈的反对态度。

1840年一部分青年黑格尔分子组成柏林“自由人”团体，实际是“博士俱乐部”在不同形势下的继续，向着更为极端的方向发展。其主要成员有鲍威尔兄弟、布尔、科本、梅因和施蒂纳等人。他们信奉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相信自我意识是万能的，相信通过理论批判就可以达到自由思想，就可以消除一切不合乎理性和不符合“自由精神”的现存事物。他们把作为手段的批判当作了目的，认为自己的批判是“纯粹的批判”，是“批判的批判”。否定一切，试图通过“批判的批判”解决世上的任何问题。卢格曾去柏林说服柏林“自由人”，希望他们参加到共同的活动中来，但没有成功。卢格称他们是“理论上的虚无主义和实践上的放荡无忌”，不会有任何作为，只会损害青年黑格尔派进行的反抗运动。曾经对批判宗教神学有过“巨大功绩”（恩格斯语）的鲍威尔，成为思辨唯心主义主要代表人物。

1844年麦克斯·施蒂纳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创立了他的“唯一者”哲学，把“自我”发展到极端，否定“唯一者”的“我”之外的任何现事物，走向极端利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此书刚一出版便遭到普鲁士政府的查禁。这也意味着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已经寿终正寝了。

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马克思参加《博士俱乐部》还不到20岁，只是柏林大学二年级学生，他比布鲁诺·鲍威尔和科本等大多数成员小十多岁。从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是1837年秋天加入“博士俱乐部”的。是年11月10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在生病期间，我把黑格尔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还看了他大多数学生的著作。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见面，我参加了‘博士俱乐部’，在俱乐部的会员里有几个讲师和在柏林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鲁腾堡博士。这里的争论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把我自己同我想避免其影响的现代世界哲学连在一起的纽带越来越紧了。”直到1841年结束大学学习生活之前，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马克思一直都是“博士俱乐部”的成员。

这个时期，马克思积极参加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活动，同他们一起进行战斗，参加他们讨论哲学、宗教和政治问题，开始了他的哲学、政治活动。马克思也很关注自我意识哲学问题，为了探讨其深刻含义，他读了许多哲学书籍，如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斯宾诺莎的书信集，以及莱布尼茨、休谟和康德的著作。他还研究了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认为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怀疑论对古希腊这一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还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政治斗争，他撰写了批判黑格尔右派、神学教授海尔梅斯神学观点的书，并通过鲍威尔送往波恩出版，由于当时形势的变化，马克思放弃了出版该书的打算。马克思是否参加过鲍威尔著名的《末日宣告》的写作，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从他1842年3月20日给卢格的信看，他还是参加了一些工作。在这封回绝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写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为最近一期《轶文集》寄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了（因为这篇文章也是为《末日的宣告》写的）。”“博士俱乐部”的成员认为，马克思对鲍威尔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科本认为，鲍威尔的基本思想来自于马克思；但同时鲍威尔也影响马克思，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们的鸦片”，就来自于鲍威尔关于宗教是麻痹人民的工具的思想。关于宗教产生于愚昧和贫困，以及从宗教批判走向政治的批判等观点，可以说，他们互有影响。

青年马克思以其过人的才智和深刻的洞察力，很快就成为俱乐部的精神领袖之一，获得“博士俱乐部”的高度评价和赞扬。科本1841年6月3日在给已经从柏林到波恩的马克思的信中说：“自从我所尊敬的‘彼岸之人’去到莱茵河的彼岸时起，我才重新开始渐渐地成为‘此岸之人’。我重新有了自己的、也就是所谓独立思考出来的思想，虽然我从前的一切思想也并非来自远处，而正是来自舒岑施拉斯（马克思当时的住地——引者）”。布鲁诺·鲍威尔在谈到他的思想也来自舒岑施拉斯时说，“可见，你（指马克思）是一座思想的仓库、制造厂，或者按照柏林的说法，思想的牛首”。赫斯对马克思印象很深，评价更高，他在1841年9月2日给朋友奥艾尔巴赫的信中说：“你应该准备着去会见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虽然刚刚初露头角，但很快就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马克思博士，这个我所最崇拜的人，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人（至多不过24岁左右）；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辛辣的机智；如果把卢梭、伏尔泰、保尔·昂利·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从上述可见，马克思的过人的才智和聪慧在学生时期已开始崭露头角，赫斯信中的见解已表露无遗。

当时还未与马克思谋面的青年恩格斯，在一首诗里这样高度评价热情奔放、英勇无畏的马克思：

谁跟在他（鲍威尔）身后，暴风似地疾行？

是面色黝黑的特利尔之子，一个才智非凡的奇人。

他不是在走，不是在跑，而是在风驰电掣地飞奔。

鹰隼般的眸子，大无畏地闪烁，

紧握拳头的双手，愤怒地向上伸，

好像要把苍穹扯下尘埃。

不知疲倦的力士一味猛冲，

好似恶魔缠住了身！

虽然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深刻的影响，但马克思独树一帜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还是同俱乐部的成员的观点有着原则的区别。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继法国启蒙运动后，推动了德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但他们的活动始终囿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当时德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不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而是满足于单纯理论上的批判，并且沿着自由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的方向越走越远。而青年马克思当时已经认识到，必须向前推进唯物主义，必须进行政治批判，对变革现存的社会制度施加积极的影响。这种分歧最终导致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分道扬镳。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拒绝发表柏林“自由人”空洞无物、高谈阔论的文章，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观点，“清算了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才从而走向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