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大理社会经济的发展

洱海地区是我国西南重要的文明发源地。洱海东岸银梭岛贝丘遗址的发掘证明，人类先民早在5000年前就已经在洱海区域劳动、生息和繁衍，是云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苍山马龙峰的考古发掘表明，距今4000多年前，洱海之滨的先民已开始种植水稻，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之一。秦汉以来，洱海地区和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密切，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并成为中国内地和南亚、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南诏时期，洱海地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农业、手工业发展水平都已接近内地，为此后大理的经济发展格局奠定了历史基础。

唐、宋到元、明、清时期，大理洱海区域经济已成为全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央王朝的统一管辖下，农业、手工业发展水平大致与内地相同。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枢纽地位，以马帮为主要形式的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从而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商贸经济的发展。以下关为代表的商业性集镇地位不断凸显，以“三月街”为代表的大型商品交易中心影响力不断扩大。明、清以来，地区性的商帮也日益发展壮大，大理喜洲商帮在云南商贸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近代以来，已经积累了一定资本的喜洲商帮进行各种产业的投资，促进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矿冶、加工业、运输业、商业的发展，大理也成为仅有的几个在新中国成立前已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民国时期，大理白族地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较大发展，先后出现了“永昌祥”“锡庆祥”“福春恒”等大商行，在上海、武汉、重庆、昆明、宜宾、个旧等大中城市以及缅甸、印度等国设有商号。民族商业资本是在地主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家又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集中大量土地，后又投资到金融业和工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白族地区，传统的纺织手工业、蓝靛业、烟草业受到洋纱、洋靛、洋烟的大肆冲击。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横征暴敛，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大理地区民族工业也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遭到严重破坏，纷纷破产。

总体上看，长期以来，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白族地区生产水平较省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为高，与汉族地区基本相同，但其内部也有显著的地区性发展差异。一般来说，在大理坝区的白族农村，封建地主经济占绝对优势，而在公路交通沿线的下关、喜洲等少数城镇，资本主义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也是比较突出的典型。另有小部分居于山区的白族，则还保存着封建领主制、奴隶制以至原始公社的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