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年。时至今日，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即使对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
20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乡村社会变革虽然在世纪末取得了质的飞跃，但变革的历史进程却仍在继续。“20世纪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是从“长时段”探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课题，而且也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农村变革、发展道路的重大课题。这是它所独具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当“三农问题”构成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和寻求解脱之路的现实需求，催促着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学理或学术层面的分析。诚如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详尽略远为旨。”
因此，由现代回观历史，从历史审视现代，就必然成为现代史学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勿庸置疑，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曾着力解决的问题。人们早己认识到，虽然近代农民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与传统社会并无质的差别，但是，近代以来的农民生存则也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变迁中的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因为“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逐渐提高……农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利结构的动荡影响，同时还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周期性振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我们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显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基本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我们知道，现代文化虽然并不一定与农村绝缘，但它是附丽于工业发展而进化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经济之急度崩溃，必然要发生愚贫弱私的现象，农业建设终究不能解救农民的贫困”。因此，在探求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中，汇聚的学识和学科范畴也是极其广泛的：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等。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范畴都将与历史学的实证方法相结合，构成这项研究的特色之一。
历史学的功用，可以在超越一时的模式，在历史解释的重构——比较和检验中，获取更深层的理性认识。
目前，学术界对此还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此书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反复修改提高而成，具有学术上的创新性、前沿性和研究主题的系统性、互补性。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感，当下中国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全面展开，农民专业合作社正蓬勃发展，中国社会变迁尤其是乡村社会变迁愈益深刻而广泛。学术理论研究没有终点站。期待纪荣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不断进步、勇攀高峰。
2008年10月8日于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