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际相互依赖理论的其他论述

其他一些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在自己的代表作里亦阐发了独特的相互依存思想，而有的国际关系学者还对政治相互依存理论做了引申发挥。

（一）现实结构主义者的论述

肯尼思·华尔兹是当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国际政治理论》（1979）一书里论述了针对相互依赖及其国际事务管理的独特看法，而提出当今世界国际相互依赖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低的见解，更属不同凡响。

在他看来，“相互依赖”被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状态，即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对其他地方的某些人，或是所有的人造成影响。对相互依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根据市场理论来对相互依赖加以定义，对此人们可以理解。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能或不能构成一个市场。通过关注某些地区生产成本、商品价格以及产品质量的变化是否会对其他地区的类似变化做出反应，人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反应十分灵敏，那么参与者之间就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赖。

肯·华尔兹明确指出，相互依赖意味着彼此的互惠性。如果两个或是更多的行为者之间彼此基本均等地依靠对方提供商品或服务，它们就是相互依赖的。如果中断联系，或是减少交换的成本对各方来说都是基本均等的，那么它们就是相互依赖的。相互依赖意味着各方互为依赖。这一定义使人们能够确认或紧密或松散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从数量上看，当各方对彼此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依赖加大时，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随之增强。从质量上看，当各国依靠彼此提供更为重要的在别国更难获得的商品和服务时，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随之增强。该定义包含两个部分：在彼此互动中国家所获得的总体利益得失；以及对这些得失的分配的平等性。彼此之间交换程度很高的相互依赖的各国，将经历或是服从于高度相互依赖所导致的普遍脆弱性。

他还认为，在任何国际政治系统中，某些主要国家和次要国家都是紧密相互依赖的，而另一些国家则严重依赖他国。然而，系统相互依赖的紧密抑或松散则取决于大国间依赖程度的高低。对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进行衡量发现，与20世纪早期相比，当今时代的相互依赖在许多或是在所有方面更为紧密。我们之间的差异在于概念，而非对经验事实的分歧。他们衡量的是某些国家或者所有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我们需要一个关于相互依赖的系统性概念。系统中大国的排列情况影响它们采取行动的能力、机遇以及趋向。当大国的数量减少时，相互依赖也随之减弱。

他又对“不对称依存”做了自己的解释。不对称依存指的是不互相依赖但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影响的国家。“不对称依存”这个术语的使用意味着有人注意到了不均衡的情况，担忧想避免直截了当地指出国家之间是不平等的这一事实。

肯·华尔兹特别评论了相互依赖的经济学。那些有关美国与几乎所有国家都紧密相连的看法，将相互依赖的含义从国家所处的状态转向了政策层面。那些谈论心理和政治相互依赖的学者由此得出这一结论：由于美国关注其他许多国家的福祉，并未影响他国而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美国是与各国紧密联系的，并受到了约束。一个国家如果有能力并有选择行动的自由去关心他国的福祉，那么它就会被认为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相互依赖的经济学将让位于我们关注他国的政治学。所以美国不能将相互依赖经济理论付诸实践。我们也不能采取相互依赖的政策，因为相互依赖只是一种状态而非一项政策。依赖他国的国家必须使其行为服从于依赖对象的偏好。而我们则相反，可以充分利用有利的经济条件以实现国家的政治利益，正如人们所预期的，相互依赖的经济状况使得美国能够追求自己的目标。

（二）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论述

作为国际关系社会建构学派的领袖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1999）一书里，同样涉及对于国际相互依存关系的看法。

按照亚历山大·温特的看法，如果互动对一方产生的结果取决于其他各方的选择，行为体就处于相互依存状态。虽然相互依存常常用来解释合作，但是它不仅仅局限于合作关系。敌人之间可以是相互依存的，朋友之间也可以是相互依存的。要成为集体身份形成的原因，相互依存必须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因为一旦集体身份存在，行为体就会把对方的得失作为自己的得失。主观相互依存和集体身份之间的关系是建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问题是把客观相互依存转化为主观相互依存。

亚·温特分析了基欧汉和奈对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区分。敏感性测量的是一个行为体环境的变化会在多大程度影响到其他行为体，这表示，个体行为体面对的结果是被集体控制的。脆弱性测量的是行为体终止一种关系需要付出的代价。当这两个因素都处于高度不平衡状态的时候，就出现依存现象，而不是相互依存现象。敏感性似乎更接近相互依存的实质意义，但是脆弱性却是决定国家怎样采取回应行动的关键因素。脆弱的国家比不脆弱的国家更易于接受高度敏感的状况。

亚·温特阐释了国际合作的意义与实施条件。当人们在社会困境中选择“不合作”的时候，同时也就再造了造成困境的利己身份。亲社会行为则相反：自我在社会困境中选择合作，就含蓄地承受了集体身份，他的行为好像是对他者的“关心”，即便是在一开始自我的行为是出于自私考虑的。自我的行为向他者发出的信号是“我希望你也以同样的行动作为回报”（即确定他者角色）。

在非语言交流情况下，只有在长期的合作行为之后，才能产生信任感，即自己采取集体身份而不被别人利用。在语言交流过程中，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先建立起来，然后“产生从逻辑上似乎是信任的前提的行为”。这样的信任被称为“诱发性”信任，因为行为体通过向对方转达期望合作这一信息而诱发他者的合作行动。

他还认为，担心被利用的心理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正常心理，也正因为如此，相互依存不能构成国家间集体身份形成的充分条件。国家只有在克服了这种心理之后，才能够进行合作，仅凭相互依存不能保证克服这种心理，但是，实际上国家确实克服了这种心理：如果担心被利用的心理是主要的制约因素，那么现代国家就根本不会有这么多的合作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合作是由于当今的国际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而不是霍布斯文化，因此也就减弱了被利用的代价。即使国家之间的合作被利用，国家的生存也不会因之而出现危险。进而，这种洛克文化已经在国家社会中得以充分内化，也就是说，国家不会认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他国家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国家对利用别国采取节制的态度，不是因为它们被迫这样做，也不是因为这样做对它们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它们希望这样做，其他国家也知道这一点。

（三）政治相互依存理论的发挥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希尔撰写的《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2003）一书，专门探讨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对外政策问题。其关于“政治相互依存”的具体论述，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实际上又与“经济相互依存”紧密相连，因而对于国际经济协调运作同样具有比较深刻的启示意义。

1．政治相互依存的若干特征

克里斯托弗·希尔认为，国际政治体系的抽象特征是“政治相互依存”的一个方面，值得人们关注的主要有：

负责管理国家或者组织的行为体（如政府等），在寻求某种平衡的同时，还致力于：（1）获得收益；（2）得到保障以避免受到实际的或者潜在的威胁；（3）避免因外部原因而付出过多成本，受到过多制约；（4）坚持自己认可的秩序规则；（5）为维护固有的价值和特定领域里的技术优势（如不扩散）而建立某种国际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多数行为体（如政府等）会不断遇到困难和困扰。长期的平衡行为，使决策者们发现自己处于相互依存之中。

相互依存主要与国际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但也是国际政治体系的核心概念。它的主要特征是敏感性和脆弱性，即使国际政治中那些强大的行为体也要面对这种现实。也就是说，一个行为体发生变化时，其他行为体会受到干扰，因为这些行为体内部体系的某些部分是与外部体系紧密相连在一起的。这种情况要么表现为直接的但最终可控制的反应（例如通货膨胀的转移）的“敏感性”。或者是表现为更严重的“脆弱性”，演变成实际上的混乱（如海湾战争期间石油供应减缩）。

相互依存的作用首先表现为对国内社会的直接冲击效应，人们很难简单地把这种冲击和对外政策分开，它们很快就能让国家间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如果国家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不管是同处一个地区共同体之内，还是存在敌对关系，冲击效应会更为明显。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变化通常是紧密相关的。

2．政治相互依存的主要来源

克·希尔进一步阐发了政治相互依存的主要来源。即其还源自无政府社会的共同成员资格，它们对对外政策行为体的态度和行为影响不可被低估。它们产生于相互依存的五个来源之中，同时也体现在这五个来源之中。这五个来源是：

（1）国际组织的制度网络。不管国际组织具有什么特性，现在对国家来说，参加国际组织是一种行为规范。所有国家都是国际组织成员，多数国家兼有各种不同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身份，这些国际组织有的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的；有的是技术性的，有的则是安全组织。这种现象表明：一方面，国际组织都具有一定的功能；另一方面，国家不愿意被排除在一个共同的体系之外。这两方面的因素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不断扩展的网络，弱国对国际组织作用的体验比强国的体验更为深刻，例如，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把结构性调整政策强加给了第三世界。然而，即使是强国也必须接受政府间组织的谈判和妥协。

国际组织还为一些大国难以接受的思想观念提供了一个平台。例如，要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议程，也增强了新兴国家和跨国政治团体的信心，使它们能够挑战西方富国集团的霸权。发达西方小国通过特别会议促进环保和人权关切的能力，也体现在影响议程设置途径上。它们还发现，通过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集团可以提高形象，表达自己的关切。

（2）国际法。它更应该被理解为是政治相互依存的一种来源，而不是一种治理框架。国际法过于基础和零散，很难被国家“遵守”，但它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协议和原则，是国际体系中的各种不同思想观点都要以之为参照。毕竟，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制定的，它有两个重要功能——既确立主权，又制约主权。除此之外，国际法还促使国家按照统一的程序参与共同对话过程。

另外，国家总是感到有必要为违反国际法寻找理由，但这种行为遭到激烈的批评。所有国家都需要国际法的保护，以便从事交往活动、管理特定领域的问题（如原子能和民用航空）、免遭非法干预、建立互惠原则。国家既遵守国际法，也把它当作可以利用的工具，只不过它们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表明，决策者不得不越来越关注外部环境的这个层面。

（3）非正式规范。它们与国际法不同，却密切相关。有的非正式规范超越了正式规则，有的滞后于正式规则。不过，非正式规范同样具有效力，甚至比国际法影响更大。“规范”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通常都认可的普遍性原则和工作前提，数量众多，形式各样，具有普遍性、不精确性，常常遭到破坏。此外，它们处于演化过程之中，而且同时具备多种发展前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属于强制规范。不过，法律只为这些规范提供了部分合法性。由于具有普遍性而且难以执行，这些规范的合法性，还来自它们作为国家间的、不断向其他行为体扩散的共同话语的存在。话语的本质是包容并强调某些价值，同时排除或者忽略另外一些价值。

（4）国家间的等级关系。在任何社会环境中，行为体或单元都必须认清自己在体系中所处的位置，通常指强弱排序和实力排名。各国都很清楚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能影响什么，不能影响什么。它们不会根据经合组织的指标和任何关于财富和权力的正式分类来认识自己的位置。决策者一般会根据具体情况，把本国归入某个特定地区或者某些问题领域。它们需要简单的行动原则，所以倾向于把地理相邻程度和比较优势规律当作指导行动的经验法则。

国家之间的等级关系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反抗这种秩序会面临很大困难。当前，现状的受益者大都是西方国家。苏联解体之后，小国反抗西方的正统地位更加困难，尤其在对外政策方面。

（5）国际非政府组织。如果所有的对外政策都受其他国家的制约，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跨国关系同样能够产生政治敏锐性和脆弱性。国际非政府组织既和政府发生互动，也有其独立的互动领域。它们在国家管理体系中从事游说活动，和政府机构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都发生密切关系。此外，它们还越过政府直接影响国内公共舆论。这样，双层博弈成为三层博弈，官方决策变得十分复杂，同时还带来新的现象，即“民间”或“地方”对外政策，因为它们源自公民社会和地方政府。国际非政府组织总是能够产生一些难以抗拒的影响，国家决策者必须把它们看作国家外部环境的特定组成部分。

3．政治相互依存的战略选择

鉴于上述的看法，克·希尔提出了政治相互依存的战略选择问题。他指出，尽管国际体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互依存，但这并不意味着个别行为体没有机会采取独立行动。挑战大国意愿的国家总是存在的，即使维持时间不长，也相当重要，因为体系过于庞大（地理上）和复杂，个别国家难以控制和管辖。因此，在相同条件下，国家总是拥有不同的总体战略选择，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

第一种是顺从。面对来自体系的压力，多数国家选择了顺从，要么顺从相邻强国的意愿，要么顺从同盟或其他外交联盟，或者顺从由共识和霸权共同制定的普遍规则。

第二种是中立。中立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从技术层面上保证国家避免卷入武装冲突。人们使用这个概念来概括各种能够避免对主要国际政治集团做出承诺的手段和方式。中立国家的实际数量远远多于人们的想象。

第三种是固执己见。固执己见的国家的实际数量远比人们想象的少得多。实际上，很少有国家愿意从总体上和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挑战现状，承担招致其他国家敌意的风险。如果某个国家以难以控制的方式固执己见，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边缘国家。这种现象说明了国际体系的保守性。有些边缘国家，如利比亚和革命后的伊朗，避免这种强求一致的顺从。它们的边缘地位，部分是自己选择的结果，部分是被强加的。“冷战”后，一个不受欢迎的政体会使国家沦为边缘国家。

第四种是孤立。孤立是国家的边缘地位造成的，也可能是国家刻意追求的结果。在多数观察家看来，它们的政策是时代错误和弄巧成拙。但是对有些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通常别无选择，因为孤立需要独裁主义来贯彻执行）来说，孤立是对它们所认为的非法外来干预或者文化污染的一种自然反应。作为一种自我依靠和主权独立的形式，孤立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但也可能仅仅是一种替代选择。另外，孤立和中立一样，从来不是绝对的。国家之间总会有一些接触，贸易往来暗自受到欢迎。最终，少数相对孤立的国家将十分渴望摆脱孤立境地，它们一般是通过外交承认来做到这一点。在抵抗国际体系的压力方面，和以上三种战略相比较，孤僻战略的持久性较差。这种战略大多与特定的领导人相联系，是各种别具一格的对外政策立场中的一种。但是，它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为此付出了无情的政治代价。

上述这些抵抗、退出或者偏离对外政策正统的各种战略是否恰当，只有历史和人民才能作出判断。尽管受到国际体系中遵从和保守主义的压力，行为体仍然有很多背离常规的选择。如果存在清楚而理性的政治选择，国家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成本的考虑。

应当看到，这些国际关系学者的有关阐述同样给国际经济协调运作提供着比较深刻的启示。肯尼思·华尔兹关于一个地区生产成本、商品价格以及产品质量是否会对其他地区的类似变化做出灵敏反应是存有紧密相互依赖的必要条件，以及相互依赖意味着彼此的互惠性的重要论断，亚历山大·温特关于把客观相互依存转化为主观相互依存和国家对利用别国采取节制态度的重要思想，都是发人深思的理论见解。而克里斯托弗·希尔对于所谓的政治相互依存的深入阐发，如相互依存主要与国际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但也是国际政治体系的核心概念，一国对外政策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于相互依存的五个来源之中，以及一国面对相互依赖局面拥有不同的总体战略选择等，都有益于国际经济协调相关思路的深化。当然，至于否定相互依赖经济学一类的见解，则是值得认真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