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经学视野下的纬书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学无疑居于核心地位。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以后，经学就成了古代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从那以后，中国历史虽然经历了数十次的朝代变更，经学形态虽然发生了多次变化，但经学的地位却基本上没有被动摇过。
纬书可以说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变种。因为其思想受到谶的影响，因此，其诞生之时，就与谶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大致看来，历史上对于谶与纬的关系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谶与纬异名同实。顾颉刚说：“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立的：经是直的丝，纬是横的丝，所以纬是解经的书，是演经义的书，自《六经》以及《孝经》都有纬。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其实内容并没有什么大分别，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又因为有图、有书、有谶、有纬，所以这些书的总称，或是图书，或是‘图谶’，或是‘谶纬’，或是‘谶记’，或是‘纬书’。又因《尚书纬》中有十数种为《中候》，亦总称为‘纬候’。”
其弟子陈槃对此作了更为系统的论述，其说：“谶纬之称，不一而足。统而言之则曰‘谶纬’。‘谶’出在先，‘纬’实后起，‘谶’书之别名也”；“所谓谶也，符也，录也，图也，书也，候也，纬也，汉人通用，互文，未始以为嫌也。盖从其验言之则曰‘谶’，从其征信言之则曰‘符’，从所谓《河图》文字之颜色言之则曰‘绿’。从其有图有字言之则曰‘图’，曰‘书’，从候望星气与灾祥之征候言之则曰‘候’，从其讬《经》言之则曰‘纬’。同实异名，何拘之有”；“所谓‘谶’、‘符’以至‘候’、‘纬’之属，无不自邹衍书变化而出。邹衍之书，以验为第一义，故由此而依讬之书如‘符’、‘录’、‘图’、‘书’、‘候’之属，亦曰‘验’书，旋又转为‘谶’书。谶亦验也。时君尊经，始有‘纬’书，用是为阿谀苟合之工具。由‘谶’至‘纬’，不过形式上一转变，从而标新名目。其实质则‘谶’、‘纬’一也”。陈槃的这种看法在学界影响甚大，现在几乎已成定论。后来钟肇鹏也说：“汉代的谶纬是儒学宗教神学化的产物。在汉人的著述中所谓‘经谶’、‘图谶’实际上都包括纬书，而‘谶’、‘纬’也往往互称，并无区别。”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谶、纬有别，谶是一种预言性的东西，而纬则是用来解释经书的。胡应麟说：“世率以谶纬并论，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纬之名，所以配经，故自《六经》、《语》、《孝》而外，无复别出。《河图》、《洛书》等纬，皆《易》也。谶之依附《六经》者，但《论语》有谶八卷，余不概见，以为仅此一种。偶阅《隋经籍志》，注附见十余家，乃知凡谶皆讬古圣贤以名其书，与纬体制迥别。盖其说尤诞妄，故隋禁之后永绝，类书亦无从援引，而唐、宋诸藏家绝口不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讬诸孔子。其他私相譔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二者均认为谶、纬有别。《四库提要》作者还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当成纬书，这显然是不对的。不过其指出谶、纬一开始并非就合在一起还是很正确的。
这两种说法各有所据，皆有道理。不过从词义和历史来看，第二种说法更为合理。从词义来看，谶是应验的意思。《说文·言部》说：“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释名》说：“谶，纤也。其义纤微而有效验也。”而纬则是与经相对应的意思。《说文·糸部》说：“经，织从丝也”、“纬，织横丝也。”段玉裁注曰：“‘织横丝’者，对上文‘织从丝’而言，故言丝以见缕，经在轴，纬在杼。《木部》曰：‘杼，机之持纬者也。’引申为凡交会之称。汉人左右六经之书谓之秘纬。”可以看出，谶与纬在含义上是完全不同的。陈槃等人虽然认为谶纬异名同实，但他们在谶的形成早于纬的看法上却是一致的。从这种历史的角度来看，谶的形成要早，而纬则在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后才逐渐形成，正如《四库提要》作者所说，二者初不相涉，后来才混在一起。其实，从内容来看，各个纬书都与其相对应的经书有着密切关系，这也是诸纬以其相应经书命名的原因。
以往对纬书的研究大都比较注重把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除了《易纬》之外，很少关注各个纬书的独特思想。这里或许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如《易纬》保存得相对完整，其他诸纬则佚失较多，很难把握它们的整体思想。但从现存资料来看，除了一些共同性的内容外，各个纬书之间的差别性也是很大的，其主要表现在它们对相应经书的解释和阐发上。这说明纬书的差别主要是由经书决定的。因此，我们打算从经学的角度来对纬书分别作一研究，以期展现出各个纬书的独特思想。
总的来看，本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各个纬书形成的研究，一是对各个纬书思想的研究。
在纬书形成方面，主要侧重从西汉经学传承的情况方面来分析各个纬书的形成。西汉经学发展到中期以后，都发生了一种歧变。这种歧变就是经学的发展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重大影响。在儒家的五经中，本来就包含阴阳五行思想，如“阴阳”出自《周易》、《诗经》，“五行”源于《尚书》，但它们并不是经学的核心内容。这种思想转变首先表现在《春秋》上。《春秋》是今、古文经学争论的最核心的经典。今文《春秋》在当时以公羊学为主。董仲舒是当时的公羊学大师，他的思想中就有大量的阴阳五行成分。《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说明阴阳思想在董仲舒那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他的思想在当时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为儒者宗”。我们从《春秋繁露》的篇目中就可以看出阴阳五行对董仲舒的影响。以阴阳命名的篇目有：《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天地阴阳》；以五行命名的有：《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其他篇目中涉及阴阳五行思想更是数不胜数。从篇名上可以看出，其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相当广泛，如社会尊卑秩序、天地自然、治理水灾、救治祸乱等。《汉书·董仲舒传》也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此后，西汉的公羊学传承都来自董仲舒。因此，《春秋纬》的形成必然与董仲舒的后学有关，因为当时传春秋学的只有董仲舒一系。如果我们承认《春秋纬》是解释《春秋》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其形成与董仲舒学派的关系。实际上，从内容来看，《春秋纬》确实与《春秋》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西汉经学中，春秋公羊学本来就有阴阳灾异思想，自不待言。然而这种思想的影响在西汉中期以后开始逐渐扩展到其他经典中，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易学了。我们知道，西汉易学本于田何，田何传丁宽、王同、周王孙等人，丁宽又传田王孙，田王孙传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可见，西汉易学传到施雠、孟喜、梁丘贺始有分派，在此之前，各家虽有不同，但并未明显分派。其中孟喜诈造了一部“《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从而改变了易学的性质，使易学变成了以阴阳灾异为主的象数之学。我们虽然不知道“《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但孟喜之父是当时的春秋学和礼学大家，因此，可以推断，孟喜的思想应当受到其父的影响。这样看来，易学的阴阳灾异学说与春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说明西汉易学的阴阳灾异思想是孟喜最先引入的，而《易纬》明显有这种特征，因此，《易纬》的形成与孟喜的易学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只易学有此转向，其余的经学传承也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西汉尚书学始于伏生，其传到汉武帝时出现了一个叫夏侯始昌的人，其学亦以阴阳灾异为主。《汉书·夏侯始昌传》说：“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夏侯始昌之前，阴阳灾异思想并非尚书学的重点。夏侯始昌则发扬了《尚书》及《洪范五行传》的灾异思想，而后又传于夏侯胜，从而形成大夏侯学。这种以灾异为主的尚书学可能直接影响到《尚书纬》的形成。从上面可以看出，夏侯始昌不但传《尚书》，而且还传《齐诗》。其对诗学的传承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夏侯始昌的老师即是齐诗始祖辕固。西汉齐诗自辕固之后，基本上属于夏侯始昌的系统。夏侯始昌授后苍，后苍授翼奉、萧望之、匡衡等人。从现存材料来看，《诗纬》的内容与翼奉思想的关系最为密切。
对于经学传承中以上的变化，史书都有明确的记载。对于礼学等传承，史书虽未明言，但通过分析我们也能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在礼学传承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孟卿。他是孟喜的父亲，也是当时的春秋公羊学大师。因此，他的公羊学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对其礼学产生影响。这说明经学发展到西汉中期以后，基本上都变成了以阴阳灾异为主的思想。正如皮锡瑞所说：“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皮氏指出了汉代经学的特点，但没有说明这一变化过程的原因。从历史来看，导致这一变化最重要的原因与统治阶级的重视有关。在经学中，春秋公羊学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影响最大。其受到统治阶级重视的原因之一就是其中的阴阳灾异思想。孟喜之所以要对易学进行变革，其原因可能即在于此。其他经书重视阴阳灾异思想，原因也在于此。这些为纬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上的资源。西汉中期以后政治动荡，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人们对于改朝换代的呼声越来越大，这是促使纬书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因素。正是这两种因素的促进才使纬书在西汉中期以后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纬书思想方面，我们着重分析各个纬书的独特内容，尤其注重其中的经学思想。以前学者之所以认为谶纬异名同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注意分析各个纬书中的经学思想。而我们在这里的主要目的即在于发掘它们中的经学思想。在现存纬书中，《易纬》保存得相对完整，因此，我们对《易纬》思想分析占的篇幅较大。从思想性质上看，《易纬》与孟喜、京房一系的易学相近，但由于各篇在形成时间上并非同时，所以我们主要以篇章为单位来对《易纬》思想进行分析。其他诸纬散佚较多，难以窥其思想体系，因此，只能以问题为中心对各个纬书进行分析，尤其注重各个纬书相对应的经学思想。如在《春秋纬》中，着重探讨其中的春秋学思想及其对《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的解释，从而展现出其对春秋公羊学发展的贡献。在《尚书纬》中，则分析其中的尚书学思想。由于《尚书纬》比较特殊，与其他诸纬不同，其中有一类称作《尚书中候》的文献，因此，我们单独对其进行研究。其他纬书也是如此，主要探讨它们与经学相关的思想。
由于我们以分析纬书的经学思想为主，所以主体内容以七纬为主。此外，《论语谶》虽然以“谶”为名，但其中也有很多与《论语》相关的内容，因此，也把它与七纬放在一起研究。《河图》、《洛书》虽然不在七纬之内，但其对七纬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把它们作为附论来加以研究。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来看出《河图》、《洛书》与七纬思想的不同之处。
总的来看，本书的目的主要在于从经学的角度对纬书思想进行研究，从而展现纬书在经学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诚然，纬书与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我们不能因为其受到谶的影响，就否定其与经学的关系。从思想内容和社会影响来看，纬书都是经学发展的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