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与发展生产力 推进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问题最集中、全面、完整、系统的决议，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决定》对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改革、创新、发展和繁荣提出了令人振奋的原则、目标，清晰明确的方针、路线，以及极具现实针对性的若干重要举措。本文以中国电视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为切入点，围绕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推动文化体制与机制创新略陈己见。

一 中国电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

包括电视领域在内的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从来都不是孤立和封闭的，而是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和状态息息相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中，形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体制特征。鉴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实行强力威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实施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层面采取城乡二元分立的社会管理体制与治理模式。这样的体制特征，保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保证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是符合彼时历史发展阶段需要的正确选择。与此相对应，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在当时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满足了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稳定、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开启了新的局面，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政治上不断探索、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经济上成功实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社会建设方面突显以人为本、维护民生的社会主义特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与深刻变化着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相关联、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从相对单一的计划经济时代以意识形态宣传为主的文化体制，转向事业与产业、宣传与市场协调平衡发展的文化体制变革之路。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着力于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出发，适应中国已然达到的政治地位（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经济地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社会发展成就（社会管理不断完善）的需求而作出的又一重大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为深化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与创新确立了明确的目标与任务。文化体制改革与创新的目标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实现这一目标，《决定》要求“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任务，具体内容包括：（1）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2）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3）创新文化管理体制；（4）完善政策保障机制；（5）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6）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中国电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总体目标、任务与文化体制改革创新的目标、任务是完全一致的。

二 中国电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的问题与困境

中国电视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其发展速度之快在大众传媒体系与艺术文化体系中无疑居于领先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电视市场化、产业化的探索与发展极其迅猛。在巨大的产业利益诱惑下，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背景下，中国电视市场化、产业化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2010年电视广告收入已达679.8亿元，同比实现26.79%的收入增长。但是，中国电视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境。

首先，多元化的产业格局带来巨大产业效应的同时，电视传媒的社会文化责任担当却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状况，特别是在传播主流价值、推出优秀产品、营造文化氛围、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的践行有所不足和忽略，未能很好地协调社会文化使命担当与经济利益追求之间的关系。在市场化、产业化的浪潮中，在“娱乐至死”的环境下，个别媒体过度追求效率，忽视文化品格，出现了一些为人诟病的问题，如恶性竞争、低俗化、收视率至上等问题，严重损伤了中国电视的口碑、形象和尊严。

这些问题影响到社会层面，成为造成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的重要原因。传媒是社会道德与文化构建的重要力量，过去我们往往将传媒与文化分割得太清：传媒是传媒，文化是文化。意识到这一点，也就认识到电视传媒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参与引领社会思潮任务的紧迫性。保持中国电视主流媒体的地位，就必须保持应有的理性，必须担当应有的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

其次，在媒体自身内容和导向方面出现了舆论引导力不足，公信力、影响力下降，国际传播力不强等问题。中国电视对内面临舆论引导能力尚待提高的问题，要提高壮大主流舆论的能力，提高舆论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同时，中国电视也面临着精品力作的生产能力、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力度有待提高的问题，需要在社会生活中汲取素材、提炼主题，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电视作品。

中国电视对外面临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任务。现阶段我国电视媒体的对外传播力与我国的国家地位和社会需求不相符合、不相匹配，通过电视媒体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尚需加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尚需进一步增强。

最后，与出版、电影、演艺等领域相比，尽管中国电视经历了艰难而富有成效的发展，但电视领域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的步伐还略显迟缓，在宣传与市场，事业与产业的关系处理，以及人、财、物的管理等宏观、中观层面，不少媒体机构已然陷于落后的状态。这也与我国文化产业整体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的因素有关。此外，中国电视领域的发展也有其特殊困境：电视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刚刚确立其中国第一大大众传媒的地位，便在21世纪遭遇到新媒体越来越强烈的挑战与冲击，这是中国电视现阶段改革与创新面临的客观难题。

三 中国电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的原则和思路

中国电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的原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国电视的进一步发展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国电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要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状况相一致，不超前，不滞后；要充分发挥作为事业与产业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坚持宣传与市场、事业与产业、效率与品格平衡协调推进，提高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影响力，进而提升国家整体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力。

在探讨电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的思路时，我们需要融入以下背景进行思考：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世界传媒新的体制、机制和运行方式，来自于政治、市场、文化、社会及艺术和技术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制约，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迅猛发展带来的新需求，以网络、手机等为标志的新媒体快速成长带来的冲击等。通过对现阶段中国电视发展背景、现状与趋势的综合考察，我们认为中国电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应秉持以下思路。

（一）在宏观层面推进中国电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完善

在中国特色电视体制机制的探索中，经常会遇到法律与政策的屏障，推进中国电视内容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完善，可以有力保护、监控、推动电视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二）在中观层面建立有效的人、财、物管理体制机制

第一，近年来中国电视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才是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保证。在电视媒体人才激烈竞争的现状下，完善的人才管理体制机制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忽视人才队伍建设，再好的平台也会产生人才流失，生产力得不到有效释放。近年来各级电视媒体在人才队伍的建设方面实行了一些创新举措，涵盖了人才选拔、培养和使用等各个层面，有效地保证了电视媒体的可持续发展。电视媒体采用竞争上岗、公开招聘、选拔考试、国际国内培训、建立首席制、完善职务和业务职称的晋升等手段，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节目编导、主持人、记者，推出了一大批骨干制片人、频道总监等各个媒体的领军人才。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是卓有成效的。面对未来，人才的竞争会日益激烈，电视媒体需要不断完善人才建设的体制与机制，尊重创造主体，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选拔好、培养好、使用好人才。电视媒体也要加强人才的职业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电视文化工作者要成为优秀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必须加强自身修养，做道德品行和人格操守的示范者。

第二，在新媒体时代，新技术、新内容、新形式的融合，技术无国界、跨区域的特点，促使我们反观传统的电视传播方式。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的新任务，卫星电视的高度覆盖，国内外记者站的建立，国际传输网络的完善，都给传统电视传播思维提出挑战，我们需要更加适应这些新情况，而非仅凭传统的行政方式解决问题。

第三，产业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媒体将若干经营性资产上市经营，需要我们融入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和经营，融入董事会、股份制等管理与经营方式，处理好人才、技术与市场等多方面的关系。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培育合格市场主体。科学界定文化单位性质和功能，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体现文化企业特点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另外，在中国电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中，事业与产业双主体的身份还涉及产权、版权的维护等诸多问题。

（三）在微观层面建立畅通有效的运行机制

我们要在借鉴国际、国内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电视运行机制。例如，在电视直播时代的背景下，对电视媒体采、编、播机制进行相应调整。加强各环节的顺畅协调与合作，特别是减少突发事件中第一时间形成的直播壁垒，以保证直播日常化的需求，发挥电视媒体即时同步的声画一体信息的传播优势。

再如，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电视媒体不再孤立，而是与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联系更加密切。电视媒体要正视网络视频、手机视频等新媒体视频传播形式的冲击，正视微博、社交网站等新媒体内容对受众注意力的转移，这都需要对电视媒体的运行机制进行相应调整。

还如，在跨国传播时代，电视媒体需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国际一流媒体，提高新闻信息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扩大有效覆盖面。这些都为中国电视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提出了全新命题。

总之，十七届六中全会为我们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提出了宏伟目标，描绘了发展路径。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电视媒体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新媒体环境下的挑战。因此，我们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理应遵循本土化、国际化、人文化和专业化的思路。我们要以本土化的内容、形式与风范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国际一流媒体的视野、眼光与方式打造一流的人才队伍，锻造一流的专业水准，展示一流的管理水平，体现中国电视产品与作品独特的人文感染力、吸引力和说服力。在中国电视本土化的道路选择中，还要坚持“创意”和“责任”这两个关键的核心元素。创意指向专业层面，责任指向社会层面，中国电视需要将二者结合，找到最准确的历史与现实定位，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独特贡献。

（本文与刘俊合作，发表于《电视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