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一 研究逻辑与主线

本研究着眼于对外资进入市场效应的全面综合评估，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后，行文根据上一节对外资市场效应的定义，分为三条主线开展：

第一，运用新实证产业组织方法，计算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市场势力溢价（Markup）水平，接着进一步考察外资的进入对中国制造业市场势力溢价的影响，从而判断外资的竞争或垄断属性。根据实证研究结果，讨论相应的外资进入管制政策，并提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政策的协调问题。

第二，与现有文献不同，本研究考虑了外资来源的异质性和外资组织形式内生性，考察外资来源异质性、外资组织形式的差异对生产率溢出效应有什么样的影响，从而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对外资进入组织形式的限定和引导方式，优化外资监管策略。

第三，采用Petrin和Levinsohn（2005）的总生产率增长（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APG）分析框架，将总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考察外资的进入分别对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有何影响。为了详细考察外资进入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福利变动，本研究发展了一个资源误置与福利损失测度的分析模型，在此模型基础上，重点考察外资不同的市场选择行为对劳动要素配置的影响，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外资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调以及自由要素市场构建等建议。

二 研究框架与内容

图1－4展示了本书的逻辑结构、框架及技术路线图。基于该研究框架，本研究主要涵盖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研究框架及理论基础，包含第一章和第二章内容；第二部分为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从实证角度提供关于外资进入市场效应的经验证据，包含第三章至第八章；第三部分为本研究的结论性评述及政策建议部分，即本书第九章内容。

各章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概括介绍研究动机、研究意义，界定研究范围，明确研究框架与内容，并提出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详细梳理有关外资进入效应的相关研究文献，将文献分为外资进入对宏观经济发展影响、外资进入对微观企业效率影响、外资进入对企业竞合关系影响以及外资进入对福利水平影响四部分，并对重要文献进行评述。第三章采用新实证产业组织研究方法考察外资进入对中国制造业市场势力波动的影响，即外资进入的竞争与垄断特征，进一步采用并拓展了周末、王璐（2012）计算福利损失的模型，用以计算外资竞争与垄断引致的福利效应。第四章聚焦于外资异质性问题，从外资来源异质性和外资组织形式内生性入手，着重分析外资来源地不同对生产率影响的差异以及外资内生组织形式选择对生产率的影响。为了克服外资组织形式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误问题，采用了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第五章考察外资进入的技术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研究了制造业总体总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探索了外资企业进入对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其贡献。第六章主要讨论外资进入带来的资源配置及其福利变动。第七章主要研究外资进入如何影响劳动等要素的优化配置。第八章拓展研究的范围，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天然的经济学实验，探讨中国市场开放带来的市场势力效应。第九章进行研究总结，提出外资管制的政策与建议。

三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在现有文献研究基础之上，本研究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创新性工作和有益的尝试：

第一，首次运用新实证产业组织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外资进入的垄断和竞争效应。

已有研究在考察外资进入的影响时，割舍了内外资企业间的竞合关系，忽视了对外资竞争与垄断效应的定量测度。本研究从直接评估和计量外资进入的竞争和垄断效应入手，运用新实证产业组织方法计算了制造业细分行业市场势力溢价水平的大小，考察了外资进入的竞争和垄断效应。本研究对FDI与东道国经济关系相关文献的贡献在于：其一，以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为例，估计了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的市场势力溢价；其二，之前文献基于统计意义上的市场势力溢价（Census Markup）进行研究，而该指标一直以来遭到主流实证产业组织研究的批判，本研究采用新实证产业组织方法估计出的市场势力结果更准确；其三，本研究首次发现了FDI与市场势力溢价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这些结论将对我国外资管制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二，首次计算了外资进入带来的福利水平变化，为研究外资进入引致的福利效应提供了一个基础分析框架。

本研究开创性地将外资进入引致的福利效应分为两类：外资进入的竞争与垄断引致的福利变动和外资进入的资源配置效应引致的福利变动，并对两类福利损失分别进行测度。同时，发展了一个资源误置与福利损失测度的基本模型，可以直接测度资源误置带来的福利损失大小。

第三，全面评估和计量了外资进入的市场效应，提供了一个外资管制的基本思路，为外资政策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研究提出了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反垄断政策以及促进就业的政策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之前的外资政策，基本出发点是尽可能多地吸引外资，但量化政策下的外资企业进入，可能带来的是垄断地位的延伸。忽视了外资的反竞争效应而盲目引入外资以期带来本土产业的良性竞争和发展，最终则可能会“揠苗助长”，让具有垄断势力的外商企业得以在本土市场拓展其市场势力。本研究提供的诸多经验证据，能够指导外资政策的制定和优化，从而形成一个完善的外资管制体系。

受数据结构和质量限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考察外资进入的竞合和垄断效应时，采用的是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在线数据库”中的产业层面数据，无法按照来源国来分解FDI进而考察不同来源国的FDI对各产业的竞争和垄断效应。而已有证据表明FDI的外溢效应与FDI的来源国相关（Buckley et al.,2007），且不同来源国的FDI行为有显著性差异，尤其是西方国家FDI与港、澳、台的FDI行为差异更明显（Wang et al.,2009）。因此，不同来源国的FDI对产业市场势力溢价水平有什么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

在实证分析部分，本研究虽然尝试做了各种稳健措施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但也难免存在一些局限。例如，在测度外资进入改变资源配置引致福利损失时，只估计了劳动要素扭曲配置及其福利效应问题，而不能完全代表和准确测度其他要素的扭曲配置情况。因其他要素成本数据可获性问题，无法计量资本、中间投入品及购买的中间服务等资源错配引致的福利问题，但我们的思路和框架同样适用于这些投入要素的分析，这将是我们未来研究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