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外资进入与福利水平测度

在一个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小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不会对东道国的福利水平产生影响。如果FDI具有福利效应，能够带来福利改善或导致福利损失，它必然是通过改善或恶化东道国市场扭曲来实现的。比如，外资（跨国公司）的行为可能改善了东道国市场扭曲程度，这些市场扭曲可能包括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非最优化的关税体系等方面。具体地说，假定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买方垄断特征并且劳动力使用未到达“刘易斯拐点”，如果FDI是以使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为目的进入中国生产，中国劳动力获得的收入增加若大于因FDI进入带来的进口关税收入降低，则FDI的进入对中国来说是具有福利增加效应的。

关于外资福利效应的理论研究文献，多数考察了东道国整体福利变动。Reis（2001）从内生增长模型出发发展了一个“外资回报”外溢模型，证实外资可能因其资本回报流回母国而降低东道国福利，且福利的变动与FDI进入之间并不是线性关系。同时，该文还描述了FDI正向和负向福利效应发挥的前提条件。Mukherjee和Suetrong（2009）则提供了外资对东道国福利影响的另一个解释，他们通过分析东道国企业私有化与外资进入激励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外资进入可能对东道国进行企业私有化产生激励，从而促进东道国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实证研究中关于外资福利效应的文献则比较稀缺。从外资技术转移角度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利润的影响出发，Blalock和Gertler（2008）假设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开展业务时会将技术转移给其供应商以增加生产、降低要素投入价格。为了避免单一供应商可能存在的“敲竹杠”（Hold－up）问题，外资企业有激励提供多样化的技术手段。这些多样化技术手段的扩散引致了潜在供应商进入市场与在位供应商进行竞争，因此降低了要素供给市场的价格。由此产生的效应在于，处于供应链下游的外资企业和非外资本土企业都享受到了低价供应品。进而，他们利用印度尼西亚国家统计局企业层面的调查数据对上述假定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显示，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存在帕累托改进，供给方和需求方企业的产出水平和利润水平均有所提高。具体地，粗略的估计结果显示，中间产品提供商生产者剩余增加了1.1%，而最终产品供给商的生产者剩余增加了0.7%，消费者剩余增加约5.8%。

另有学者从外资进入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出发来考察外资进入的福利效应，Feenstraa和Hanson（1997）的研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献。他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外资进入墨西哥导致该国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上升，在外资集中的区域，外资份额上升能够解释50%以上的熟练工人工资上升这一事实。

事实上，外资进入还存在另外两种福利效应：外资进入的竞争与垄断引致的福利变动和外资进入的资源配置效应引致的福利变动，这两类福利效应是现有研究的空白之处，后文将对两类福利损失分别进行测度。

外资进入的竞争与垄断引致的福利变动测度的实际上是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属于标准的福利经济学分析内容；外资进入的资源配置效应引致的福利变动测度的是对完全竞争的偏离，也在常规的福利经济学分析框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