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自己思想的定位
漆:成先生,请您说说您如何定位自己?之所以想问您这个问题,是因为您一直在中西方哲学间跨越。即使在中国哲学中您又遍及《周易》、儒家、道家等多种思想,而您又不局限于某一家,那么为何称您是新儒学呢?特别是您还提出了“新新儒学”,这又该作何理解呢?
成:这不是我说的,我没有说我自己是新儒家。对于儒的解释,我看到过一种说法,认为是懦弱的意思,但我认为对儒的解释需要再进行更多的思考。后来《周易》的《序卦传》提示了我,所以我就说“儒者人之序也”。序有差别、等级的意思,但这里更多的是指一种发展的状态。一般认为儒者传统的理想是做君子,而我通过对《周易》的研究发现,儒者不但要做君子,更要做一个大人。什么是大人?就是要与天地一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这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在我看来,后世的儒家好像没有完全体现这个要求。在我这里,儒家是不排斥其他诸家的,因为我认为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有同一个根源。例如,儒家就是在继承一种重视自强、效法天地的精神,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家是以天地为榜样,这是一种大人儒,是一种人类的理想状态。当然我也不是说在五四时代就没有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这里面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他基本上是从佛教的立场建立知识论,因为他认为西方之所长在于他们有知识论。除此之外,我觉得熊十力还有一个长处就是看到《周易》是一种宇宙论式的存在,但他的宇宙论是以唯识论做基础,我是从观感出发。唯识论和观感还不一样,观感是经验的,我是以经验论取代唯识论的说法。我建立的宇宙论是生生不息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从八识中所变现的。另外,我认为印度是一个文化形态,而不是人类的归属,这一点和梁漱溟先生不同。我认为人是在不断地掌握自己的根源,不断地去创造实现个人存在的可能性。这里和牟宗三也不一样,他以康德为主体,直接讲认识物自身的概念。物自身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是无法认识的。物自体跟本体不一样,因为物自体是以物为中心,本体是我和物同时为中心。物自体就是一种直觉,是“智的直觉”产生的一种结果,我的本体是一种生命体验的结果,是观感,这两个还不一样。而且我的本体还不只是一种文化精神,唐君毅先生比较强调中国的文化精神。在我看来,这个文化精神的本体,就是我说的那种天地间不断创新跟包容滋养的精神,这一点发源于《周易》,所以我和唐先生也还不一样。
如果说第一代新儒家以梁、熊为典型,第二代以唐、牟为典型,我与他们显然都不一样,我是基于对西方文化更深入的认识。当然我不敢说我对中国文化的生命起点是不是思考得更深入一些,但我可以自信地说,如果我要重写中国哲学史,就会以此为基础。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一个起点,就是对《易》的认识。我认为这些内容已经包含在《易经》的文本里,过去没有说清楚,现在也说不清楚。我检查了十几本中国哲学史,有哪一本提到中国哲学的根源?没有。30年来,大家都引用我的话,说《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所以我认为只是叫“第三代儒学”无法体现我的想法。后来我用“新新儒学”,我讲的“新”就是说,他们用新儒学,因为这个新儒学的概念就是生命理学。我与生命理学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本体精神,这包括本的精神、体的精神以及本体知用行的精神。这样不仅能支撑生命,而且又能包含生命,更可以把握生命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我提出新新儒学的概念,是代表一种价值的超越和一种对生命本体的理想。
漆:还有一个问题,您能不能对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些现状做一个简要的概括或评价。因为目前海内外的中国哲学发展,都与您刚才说的重写中国哲学史、重建中国哲学有关系。您怎么评价现在的中国哲学研究?
漆:或者需要我们在研究方面提出哪些新的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如何,症结何在,需要何种哲学观的改革与思想解放?
成:这个在此简单说一下,作为下一部分的开始。
成:从儒学发展现状来看的话,我想现在儒学应该是一门显学。前一周还有人打电话问我,到底要不要在天安门前立一个9.5尺高的孔子铜像?问这个意义何在?我觉得儒学受到大家重视的现象代表中国文化的回归,也代表着中国文化应该被广泛采用,尤其是要在生活当中,包括从政治、经济方面的采用。今天我们为什么谈儒学,为什么重视儒学?因为儒学被大家看作中国文化的代表,是中国人自己的学问。刚才我说了,第一,中国应当在文化上站起来,应当自己代表自己的学问。第二,中国今天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都能自强,都能有所成就,同时也参与到世界上各种的政经活动之中,并受到了西方赞赏或者羡慕,这激发起大家对中国文化的信心。所以,当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可能是推动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一个逐渐自觉或觉悟的过程。经济发展带来了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带来文化要求复兴、要求振兴的作用。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儒学为主,因为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最具有主导性,儒学带动其他诸子百家的研究。例如,儒学的研究对道家的研究,甚至对道教的研究都有一种提升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的复兴的确表现出一种文化自觉的力量。
至于成就怎么样,我想现在就说儒学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进而能解决人们心中各种疑难,这恐怕还不容易。今天的儒学实际上还有很多误区,中国哲学的根源意识是什么?它是怎样通过儒家实现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并未搞清楚。例如,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儒学跟易学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还没有说得很清楚。这导致易学变成一种功利学问,专门从事占卜预测。对预测我不反对,但我认为,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易学的精神、哲学的智慧还有对本体的哲学性认知体现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多少发挥了一些好的作用,让大家认识到,易学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但对于易学和儒学的关系,可能我们需要更为深入的了解。我想,这还是由于我们对整个学术的各相关部分的相互作用了解不够,当然分门别类的研究也不一定是坏事。目前我们的研究还是在一种方兴未艾的阶段,还是在进行多元的探讨,各自有各自的成就。例如,杜维明讲儒家是出于宗教的,蒋庆则从政治形态研究儒学,姜广辉等人则重视经学的地位。在政治哲学这块,认识到儒学作为一种共识的表达,也是一个很好的形态,它可以影响到中国的崛起。
如何把儒学变成一个现实的文化力量或谈判、决策的行动力,我的看法是搞国际关系的人和外交人才应该接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训练。他们应该能够掌握中国的文化,对中国文化有真正的认知,能仗义执言,同时也能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从而呈现中国的文化理念,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误解。另外,教育方面也应该有所改变,目的是真正提醒中国的下一代产生求知、求善的创生力量,而不只是背诵经典而已。现在读经的活动很广泛,两岸都有,但是我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他们请我发言,我说读经是开始,但读经的目的还是在讲这个经,怎么让小孩有一种正确了解。有人说读经以后自然就了解了,我认为恐怕不是,还要进行一种深入的教育。所以通过教育改革把中国文化精神提起来,恐怕是一个更为根本的任务。
漆:教育改革,确实很重要。
成:没有教育一切还是空的,这是一个用的问题,需要依靠它来落实。
漆:成先生,今天就到这儿吧,下一次咱们来探讨本体诠释学与中国哲学重建的问题。今天您的思路非常开阔,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谢谢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