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时代的转折与文化的反思

一 人生经历与为学旨趣

成：我先说一说。这次你到夏威夷大学来访问我，主要是探讨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之道。我觉得这个课题也是我这些年最关心的和经常论及的问题。你为了这次访谈准备了八个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而且我也感到这些都是与我自己多年来所关心的问题和所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我个人最关心的是中国思想在现当代发展的方向与方式，在这方面出了一些著作。而通过你的论题我能感觉到，你跟我有一些共同的想法。你也看过我很多书，尤其这次花了很多时间来读我这些年来的论著，提出的问题也可以说跟我的关注是会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探讨意义很重大，代表国内国外对于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一种认识。访谈的形式我看还是由你先提出问题，然后我来回答。关于回答的方式，我想我们还是从简单的问题入手，然后进入到对复杂问题的分析。换言之，就是由简而繁，由近而远，由理论到实际，最后再回归理论，达成一种更普遍的沟通，让更多的人能了解我们讨论的内容和意义，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现在就请你把你的访谈计划大致说一下。

漆：首先非常感谢成先生您能够提供这样一次机会，就您的哲学思想进行访谈。对此次访谈，我们确定了“探索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道路”这样一个主题，应该说这也是成先生从事哲学研究半个世纪以来所思考的核心问题。

在我看来之所以确定“探索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道路”这样一个主题，主要是有这样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成先生既是现代中国哲学重建的最主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又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哲学重建从一个侧面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主要代表，因此我认为对成先生的哲学访谈其实就能看出整个中国哲学在现代重建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国内哲学研究近几年来非常重视中西马的哲学会通，特别是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对自己民族哲学的体认，这种自觉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想请长期致力于中西哲学会通和探索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成先生来谈中国哲学发展道路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知道，成先生的一大学术贡献就是提出了本体诠释学，诠释学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而成先生将易经哲学与诠释学相结合而创造本体诠释学的过程，实际上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西哲学会通的经典范例。因此我认为，请成先生从比较哲学的视野谈中国哲学的发展可谓是恰逢其人。

首先，我想请问成先生您的生命历程和学术经历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成先生的生命是哲学的生命，而您的哲学也是生命的哲学。作为一位沟通东西方哲学，并在这个背景下重建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著名哲学家，我认为成先生的学问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叫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做本体哲学”。这个概括不一定准确，还请成先生校正。这里我是借用了林语堂先生的一个说法，当年他自谓“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做宇宙文章”。我对您还有一个概括是“两眼观东西哲学，一心诠本体智慧”。就国内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成中英文集》来看，成先生的研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中西哲学精神，易学本体论、儒学和新儒学，本体诠释学、逻辑学、伦理学和管理哲学。这么多年成先生建立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也不是我刚才用简单的几句话能概括的。

我现在有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给成先生提出来。我注意到在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很多著名学者为了发展中国哲学首先留洋到国外学习，到晚年的时候还是回归自己本民族的哲学，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二个现象就是很多学者到了晚年思想比较成熟的时候，他的思想会回到自己民族文化的源头。成先生您回到了易经哲学，做了很多正本清源的工作。黑格尔曾经说过，一提到古希腊他就有家园的感觉，海德格尔晚年也是回到早期古希腊哲学的源头。我认为成先生的思想发展过程有两大特点：一个是留学美国，通过西学来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另一个是您回溯到中国哲学的内部，特别是回到《易经》这一中国文化的源头，正本清源、返本开新。您出生在大陆，随后又全家迁往台湾，后来您到美国学习工作。这样一种生命探索历程对您日后的哲学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成：反思我成长的过程，可以说我的生命历程大致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可以说最后还需要经过一个整合，我现在也许就处在这个整合阶段。我出生在1935年，幼年就处于抗战的时期，我从小就在日本的炮火下成长。那时我们全家到四川重庆，住在嘉陵江上游的乡村中。在那种环境里面我能很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非常浓厚的乡土气息，因为当时的四川的环境还是很保守的，以农业为主。与此同时，由于日寇入侵的缘故，我能切身感受到外部势力对中国以及自己的生命的威胁，我想这是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处境。可以说，我早年的生活，就是跟中国这块土地及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体现了费孝通讲的乡土中国的气息。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就面临着所谓“第二次社会革命”的问题，我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感觉到中国古老的社会有很多不可调和的因素。那时候我家已经从四川搬回南京了，我在南京上中学。可以说，我就是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下，在一个极端的冲突矛盾的时期逐渐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后来由于我的父亲在台湾有教职，我家一并到了台湾，因此我的人生的第二阶段就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状态当中。

从《马关条约》的签订到20世纪中期，台湾遭受了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所以台湾的环境跟大陆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但当时的台湾有一个文化复兴运动，所以实际上台湾的中国文化活力还是很强的。我就是在那样的气氛里面长大，加之我父亲对我的影响，让我对中国传统的学问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我父亲是从事文学研究的，所以我们家里古典书很多。到了台湾，我父亲最关心的就是他的书稿还有书。我在中学时代就接触到《周易》这些传统经典，这些经历在现代人的成长过程里面还是很难得的。

漆：确实是很缺乏的。

成：我父亲很重视经典的教育。后来我到美国留学以后，还给我买了一套《四书五经》，让我带到美国去。所以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它使我对中国文化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我自己同时还感受到，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的处境和中国的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为什么日本人会来打中国？一定是我们很弱，这里肯定有一个很大的反差，这就促使我多了解西方。我从高中时代就特别重视追求西方的知识，那时我尤为重视古希腊的神话以及西方翻译的一些书。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人们还可以感受到一些“五四”时代的余温，比如在图书馆还可以看到文化出版社出的一些书，是特别有影响的。受此影响，我就觉得中国应该能够很好地发展，中国绝对能强起来。这个强是通过统合民族感情而使中国强盛起来，不受外族的欺侮。

那时我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能发展出科学？我早期兴趣包括对科学的浪漫认识。我那时在高中时候就看天文学的书，我记得是张元的《天文学》，就很想了解和从事天文学的研究。同时，我也最早接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然那是通俗的版本，后来我拿来进行翻译，但没有出版，只是一个草稿。

后来我很快就有机会出国，而出国的原因就是想增加对西方的了解。我一方面了解到自己本民族的东西很好，对此深有感情，可是同时我会问一个问题：既然中国的东西很好，为什么外国人会来欺负中国，为什么中国不能受到别人更好的尊重和重视？我在出国之前已经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就在于它的科学，它的各种现代性的技术。我的这些认识很多是从电影或文学里面看到，因为我当时读了很多西方文学作品。我说所谓“五四”余温就是鲁迅翻译的那些俄国文学作品，像屠格涅夫、果戈理的著作，这些都促使我产生了一种要求了解西方的强烈感情和动力。

出国之后首先我认识到，西方之所长在于它有非常严谨的数学、科学和逻辑，我觉得我要加强对这方面的学习和认识。而我认识西方的目的在于进一步了解中国，进而更好地建设中国。换言之，就是想通过了解西方文化来充实中国文化，并没有想要制服西方。我对日本的认识是慢慢加深，同样我意识到，美国是对内民主，对外霸权，它在文化里面有相当强烈的霸权成分。美国的文化中除了古希腊精神之外，还有一种罗马精神，就是要征服他人。事实上西方文化由三个部分组成，就是古希腊精神、古罗马精神以及犹太精神。犹太精神表现为宗教，后来就是基督教。罗马本身和古希腊有所结合，但也有所改变，而基督教又与罗马再次结合，就变成了现代欧洲精神的雏形。现代欧洲的精神既有人文的自觉，也有科学的追求，还包括一种征服主义。这里面既有对自然的征服，又有对人的征服。它的人文主义包含了对人的基于科学、基于对上帝的认识，来实现西方所信任的文化的最后价值。

我觉得西方文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是逐步发展出来的。而对于五四运动，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有着另外一种更深刻的体验，就是体验到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日本。日本是西方的学习者，最后反而贯彻了更为彻底的西方精神，就是要侵略中国，图谋占领中国。所以我通过学习，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

漆：“五四”突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能有一些极端化的倾向，但是主体还是爱国进步的精神。

成：我们在早期听到最多的就是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提出的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民族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就是对自己民族的存亡有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我们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时都很振奋。虽然我们当时在大后方，但都能感觉到外族要把中国彻底消灭的野心。后来，我读了中国的近代史，看到的基本就是西方列强是如何侵略、压榨中国的过程。特别是日本，作为西方的学生，打着“东亚共荣”的旗帜进入中国，我觉得这是一种背叛，是对东方文化的背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救亡图存，我觉得这就是民族主义，也就是要让这个民族团结起来。这里我们要爱的还不仅是这个国，而是要爱这个族。现在的台湾问题，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会比较好办。

这里我提到一个基本原则，假设以民族、族权来做基础的话，为什么还要统一呢？这就需要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有效历史”的概念，而这个“有效历史”就是一个诠释学的概念。具体地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历史还是一个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不是一个死的历史。这样的民族国家本来已经达到一种平衡且统一的状态，那个状态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常态。在这样一种历史体验与历史认知之下，我们就有一种自然的感情和价值观来恢复这个状态。当然这是一种抗争，就是你必须要提出这个民族发展的理想，担负起对这个民族的责任与承诺。我们需要去思考：怎样做这个民族才不会被拆解，才能维护？事实上我想，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族群能不能统一成为一个民族，能不能够持续地发展繁荣，就在于它是不是有内在的活力去不断地更新它的族群理想，使得这个族群的生活有追求与承诺，让已经存在的统一状态或者民族经验能有效地维持下去。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有效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认为中国曾经分离过，所以中国就可以分离，但是他们忘记了“有效历史”的概念。我们是在这个“有效历史”当中，经历了这样一个统一状态，所以需要进行一种文化的沟通、融合，来实现一个更好的历史状态。也许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从内而外，通过自身的感受，体会到中国文化存在的状态及其本身带有的危机感，然后来寻求如何解决这个危机。我觉得我们要去了解危机，我们应该去探究其原因，然后进行学习，效法他人以实现自强。我觉得“师夷之技以制夷”可能是一种策略，但是我们需要真正了解西方的长处来充实自己。同时，我发现，可能当我们真正地了解西方的长处之后，相应地也就了解它的短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