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国际比较
1.居民部门
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来源主要是两个部分: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性收入。本章将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环节收入占比变化的原因。
首先,对于资金流量表中劳动者报酬的数据,存在着下面三个方面的问题:(1)资金流量表假设劳动报酬的增长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相同,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这两者的增长率是不一样的。如果经济处于衰退时期,由于财产收入的存在,劳动者报酬下降的速度比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的速度快,这样就会使该国资金流量表中劳动者报酬的占比下降并低估其下降幅度(白重恩、钱震杰,2009)。(2)由于经济普查年份的数据直接取自普查数据,而非普查年份的部分数据是通过估算得到,所以在数据上也存在一定的不准确性。(3)2004年统计局将原来算作劳动者报酬的自我雇佣的个体工商户(非农个体户)的收入改为营业盈余,但是对农户收入未进行调整(华生,2010)。因此,本章将首先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劳动者报酬数据进行一定的调整,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劳动者报酬数据之后再对其进行分析。
由表2-4可以看到,在剔除农户收入的影响之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并不是下降的而是上升的,也就是说,中国资金流量表所显示的劳动者报酬的下降其实是农户收入占GDP比重的大幅下降所造成的。这个结果和白重恩、钱震杰(2009)提出的产业结构转型的解释其实是对应的。也就是说,随着一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部门所占比重势必越来越被工业部门和服务业所替代,因此,农户的收入占GDP比重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加上农户部门收入的劳动者报酬也会因此而呈现下降趋势。但是这种下降是经济发展的正常体现,随着经济从农业不断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变,劳动收入份额势必会相应增加。而且,不少新兴国家在工业化之后仍然保有比较强劲的经济活力和成长率,是因为其劳动报酬占比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比较低,故而能够保持一定的成本优势从而促进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表2-4 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中农林牧渔收入之和=家庭人均经营性纯收入中农林牧渔收入(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村人口(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
仅仅从产业结构转型这一个方面似乎还不足以解释我国劳动者报酬的高低,因此,本章下面将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和几个主要的OECD国家(德国、美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瑞典)以及金砖国家(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进行对比,以便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横向比较我国的劳动者报酬水平(见表2-5)。
表2-5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国际比较(单位:%)
数据来源:联合国国民账户,(http://data.un.org.)。中国的数据直接取自表2-4。
从表2-5来看,选取的7个OECD国家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整体高于金砖国家。除日本外,基本上所有国家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都在增加,金砖五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都上升得很快:巴西以每年近3个百分点的速度上涨,俄罗斯以每年近6个百分点的速度上涨,印度的劳动者报酬GDP占比也在以每年约两个百分点的速度上涨,尤其是从2007年到2008年,从29.18%上涨到了34.15%。这与之前分析的结论也相对应: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型,从而使知识密集型的行业不断增加,促进劳动者报酬所占的份额不断上涨,而且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产业结构转型比较快的国家劳动者报酬的份额上涨速度也会比发达国家快很多。
从财产性收入来看(见表2-6),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GDP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远低于南非,印度等其他金砖国家,近些年还有下降的趋势。财产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GDP增速的事实说明了中国居民收入的不足主要体现在财产收入而非劳动者报酬,从收入的构成来看,居民的主要财产性收入都来自于利息(见表2-7),融资渠道的狭窄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居民储蓄倾向的增加。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居民财产性收入中利息占比一直在下降,从1992年基本上所有的财产性收入都来自利息收入,到2008年利息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为84.41%,下降了15个百分点,主要增加的财产收入来自于红利,从占比0.2%上升到了7.81%,说明中国的资本市场在这20年左右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甚至其他金砖国家,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还远远不够。
表2-6 财产性收入占GDP比重的国际比较(单位:%)
数据来源:联合国国民账户居民部门账户(http://data.un.org)。财产收入来源-运用。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
表2-7 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分布(单位:%)
数据来源: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
由以上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组成的分析可以看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足主要体现在财产收入的不足;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的原因在于农户收入的下降,这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国情是相对应的,如果剔除农户收入的影响,劳动报酬应该是上升的,因此,未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不仅应该注重劳动报酬的提升,更应该关注居民财产收入的增加以及财产收入的多样化,从而减少居民所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风险。
2.政府部门
初次分配环节政府部门资金来源有:增加值和生产税净额,资金运用为劳动者报酬,因为作为来源的增加值和作为运用的劳动者报酬几乎相互抵消(李扬、殷剑锋,2007),因此只需分析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即可。
从国际比较来看,不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还是现在,中国的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在这11个国家中几乎是最高的,甚至超过了典型福利国家瑞典,而且从1995年到2003年基本上一直在上升,2003年之后有所下降,这也是构成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在2003年之后有所下降的关键因素。因此,未来若要降低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在增加政府消费的同时减少政府部门收入尤其是在生产税上的收入也是尤为重要的(见表2-8)。
表2-8 政府部门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的国际比较(单位:%)
数据来源:联合国国民账户政府部门账户(http://data.un.org)。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
3.企业部门
根据资金流量表,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增加值-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净额-生产税净额,因此分析企业部门初次分配环节的变化,只需要分析这四者的趋势即可。图2-1展示了企业部门初次分配环节各要素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造成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净额的下降,但是由于前文提到的劳动者报酬数据存在的问题,因此造成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财产性收入净额的下降,这点与表2-7所展示的居民部门红利等其他财产性收入的不断增加也是相对应的。
图2-1 初次分配环节企业部门各要素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
综合以上对初次分配环节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导致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比较低的原因是居民部门财产性收入很低,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则是由于比较高的生产税净额引起的,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则主要归因于财产性收入净额的下降。也就是说,未来若想增加居民消费,减少政府部门过高的可支配收入,应该注意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降低生产税,增加政府非公共管理性质的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