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家风家教典型案例

应该说，“家风”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词汇。虽然没有“家风”这一名词，但不同的家教带来不同的结果却是各国都存在的现实。笔者在此略述一二。（1）在美国有这样两个家族：一个是爱德华家族，一个是珠克家族，二者都已传至第八代。爱德华是个博学多才的哲学家，为人严谨勤奋。他的子孙中，有13人当过大学校长，100多人是教授，80多人是文学家，60多人是医生，还有一人当过副总统，一人当过大使，20多人当过议员。珠克是个远近闻名的酒鬼和赌徒，一生浑浑噩噩。他的子孙中，有300多人当过乞丐和流浪者，7人是杀人犯，60多人犯过诈骗和盗窃罪，400多人因酗酒致残或夭亡。（2）法国的李普曼教授，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著名物理学家。他在德国工作过，海德堡大学曾劝他加入德国国籍，但他放弃了德国优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了当时比较落后的法国。他是毛细管电位计的发明人，如申请专利，单凭这一发明便可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为国效力，把这一发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法国物理学会。他能这样，与其家教密切相关。他生于卢森堡，父母是那里贵族的家庭教师，生活优裕。他的父母认为，自己既然是法国人，孩子当然应该在法国成长。于是，当李普曼长到三岁时，他们谢绝主人的挽留，毅然回到了巴黎。1886年，当李普曼把毛细管电位计献给祖国时，有人劝他申请专利。面对大笔收入，他问母亲怎么办。母亲说：“为了荣华富贵，儿呀，当初我何必辞掉卢森堡官府里的教师职务，带你回来？”相反，德国物理学家斯塔克，却是个古怪专横的法西斯门徒。早在学生时代，他就爱吵架，是出名的“打手”。希特勒上台后，作为教授，他更加唯我独尊。他荒唐地规定，除非地道的日耳曼人，否则绝不授课。他极力推行法西斯种族歧视政策，以致结婚才两星期，就与远亲中有非日耳曼血统的娇妻离了婚。希特勒覆灭后，他被迫作苦役4年。斯塔克之所以如此，也与家教有关。他父亲古怪暴躁，母亲蛮横自私。有一次，他与同学打架，胳膊受了一点伤。母亲知道后，就要报复，不论别人怎么赔礼劝阻。母亲领他回校无理取闹，大骂大叫，直到当众把那个同学打伤，方才罢休。（3）居里夫人是家教楷模，她十分注重培养女儿节俭朴实的品德。她对女儿的爱，表现为一种有节制的爱、一种有理智的爱。她对女儿生活上严加管束，要求她们“俭以养志”。她经常教育女儿说：“贫困固然不方便，但过富也不一定是好事。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生活。”（4）比尔·盖茨出生于律师和教师之家，他的父母非常注意对他的早期智力开发和培养。盖茨三四岁时，母亲外出总是把他带在身边。当她在学校里向学生讲解西雅图的历史和博物馆的情况时，比尔·盖茨总是坐在全班最前面，尽管盖茨是个好动的孩子，但在教室里他表现得比其他学生还要专注、认真。盖茨从小酷爱读书，尽管他是个儿童，但他喜爱读成人的书。在自己的家里，他可以随意翻阅父母的藏书。

（二）国外对家风的研究更多地应从家庭教育的纬度去理解

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指出：“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1993年的世界宗教会议上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同样认为：“只有在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已体验到的东西，才能够在国家之间及宗教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实行。”联合国于1989年12月8日在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宣布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并确定其主题为“家庭：变化世界中的动力与责任”，1993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又作出决定，从1994年起，每年5月15日为“国际家庭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Families）。旨在改善家庭的地位和条件，加强在保护和援助家庭方面的国际合作。2008年，联合国将“国际家庭日”的主题定为“父亲与家庭：责任与挑战”，2009年的主题为“母亲和家庭：变化世界中的挑战。”目的就是强调父母亲在家庭中的作用及重要职责，强调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形成完备人格的保障，也是家庭幸福、社会稳定的前提。从中可以看到家庭、家教的重要性和无可替代性。

1．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我们相信变革》一书序言中特别谈道：美国家庭应该注重儿童教育，使自己的子女有能力与中国的孩子竞争将来就业的机会。奥巴马还专门对美国家长发表一个演讲，说：“家长们，你们要努力了，要和北京和班加罗尔的家长竞争了。如果你们这一代家长不再努力的话，美国的好工作就都被中国和印度的孩子拿走了。”奥巴马将儿童教育的竞争对象直接指向中国和印度，且忠告的主要是美国家庭和家长。1966年，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教授科尔曼收集4000所学校60万儿童的数据，撰写的《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报告用大量数据显示，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主要因素是家庭。孩子所接受的家庭教育一直在幕后操纵孩子的学校生活，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永远的背景和永远的底色。1983年4月，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的《国家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中，就专门有一部分是写给家长的。报告强调：“你们是你们子女的第一个和最有影响的教师”，“你们有责任积极参加对孩子的教育。”当时任里根政府教育部长的贝尔指出：“教育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以学校教学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充其量只能影响和改变学生每天6—8小时的生活，因此，要提高一个社会的教育水平，学校必须得到家庭和社会的全力配合。”

在法国，1989年7月，政府在《教育指导法》中明确了家长与学校的特殊关系。政府认识到，要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必须依靠家长的力量。德国“宪法”明文规定：教养儿童是父母的自然权利和义务，政府对幼儿教育站在辅助的立场上，真正承担教育责任的是爸爸和妈妈。

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威尔士事务部1985年向议会提交的白皮书摘要《把学校办得更好》中提出：“家庭也是教育者，学校应当向他们解释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同他们密切合作。”1997年工党执政后，针对教育问题发表了教育白皮书《追求卓越的学校教育》，英国政府认为，青少年教育仅靠学校单方面的力量难以完成，需要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家长的密切配合。因此，政府把家校合作作为教育研究和学校改革的措施之一。

2．新加坡和韩国

在新加坡，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与国家提倡“共同价值观”教育，家庭价值观教育，尊重儒家伦理，培养优秀的国家公民分不开。1998年，政府推出COMPASS（Community & Parent in Support of Schools），明确指出要透过不同的方法加强学校、家长、社区的合作去教育孩子，并强调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责任及需要有效协助子女成为良好公民。

韩国注重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形成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韩国青少年宪章》中就明确写道：“——家庭是青少年培养情趣，同享爱心和与家人对话的地方。家长作为正确人生的榜样，子女具有尊敬长辈的品行。——学校是青少年提高修养，学习知识和增强体魄的地方。尊重个人能力，通过自我教导，丰富人生道路，提高文化知识和公民民主的精神。——社会是青少年愉快地工作、自豪地服务的地方，是帮助青少年成长和发展，提供共同生活的喜悦和业余活动的场所，要创造健全的环境。——国家热爱青少年，并为青少年政策倾注最大的努力，合理设置学习和工作的场所，特别保护需要帮助的青少年，引导其适应社会和自立。”同时，具有深厚儒家文化底蕴的韩国，在其家庭教育方面非常注重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韩国著名儒教学者宋荣陪认为，当代多元价值社会面临价值混乱的危机，使人人在做人处理上难以找到标准的生活规范，在传统精神文化与现代物质文明的冲突中，传统的儒家伦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

3．日本

日本的家训研究倒是很值得一提（主要著作有 [日] 小澤富夫《武家家訓遺訓集成》，ぺりかん社、[日] 小澤富夫《家訓》，講談社、[日] 山本真功《家訓集》，平凡社、 [日] 吉田豊《武家の家訓》，徳間書店、[日] 吉田豊《商家の家訓》，徳間書店等）。

许译兮在《中日家训比较》一文中指出，日本家训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持目前家族所从事的职业或社会地位，这一点与中国家训有所区别。日本人看重家业，家业很大程度上是指家族从事的职业。“日本的家是以家业为核心的、从事一定类型生产的独立社会集团，家业的延续体现了家的经济功能的有效发挥，是家族成员追求的目标”。武士世袭的家名，商家经营的屋号都是家业的外在体现，家在日本人心目中具有超越生命的重要意义。战国大名朝仓敏景希望自己的教训“子子孙孙恪守，如聆八幡氏神之教，则朝仓家名可续”。同样是战国大名的毛利元就教导三子务必同心，是为了“保得我毛利家名，世代绵延，永无衰竭，最为要紧”。江户时代大阪豪商鸿池家家训第一条就提出家职第一的宗旨，不仅把家业置于玩乐游历之上，也置于学问之上，认为“修学问而不顾及家名”是“小人之学”。无论是武家还是商家，都把家业的保持和延续作为根本目标。这是因为，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地位是相对固定的。武家社会自中世以来即有世袭的传统，武士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基本上实行世袭制而非选拔制，只要在目前的位置上努力奉公，不遭到绝家的惩罚，后代就可以继承目前的地位和俸禄。日本家训往往会明确提出，家业延续是留书训诫的根本目的。而中国家训的目的在于兴旺家族，可以说是进取型；日本家训的目的在于保持家业，可以说是守成型。中国的目的是“官运”的延续，家族的兴旺；日本家训的目的是“家运”的延续，家业的保持。对中国官僚士大夫来说，“官运”联系着“家运”，经过科举争取到掌握政治资源的社会地位，作出成就，是家族兴旺的途径。对日本武士和商人来说，“家运”联系着“官运”，官位由家格确定，社会地位早已被身份等级固定，只要在目前的位置上勤勉奉公保持家业的延续，子孙就有“官运”，即相应的社会地位。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中日家训的差异进行了比较：中国的训诫对象首先是血缘、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而日本家训的训诫对象首先是家业继承人。对中国人来说，血缘家庭是心灵深处长久的羁绊和依托，家庭关系的和谐是中国人最根本最极致的人生追求，因此如何追求这种和谐就成为许多家训作者津津乐道的内容。而日本人的家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社会集团，治理好这个社会集团是每个人衣食生计的基本保证，家的存续事关每个成员的人生命运，对这个社会集团实行有效的管理是日本家训的主要功能。正因为日本家训的家是超越血缘关系的社会集团，其家业是代表一定社会关系的存在，家训也因此具有了较强的社会功能。这一特点使得日本家训具有活力，能够适应社会阶层和家族制度的变化。近代以后，武家家训随着武士阶级退出历史舞台而结束了使命，但是受其影响产生的商家家训随着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而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企业经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正是日本家训的社会功能导致的结果。而中国传统家训却始终停留于家庭教育的功能，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家训的生命力逐步萎缩，今天，除了作为传统文化教材的一部分家训之外，这种形式本身并没有得到更新和发展。这是与中国家训原本缺乏社会性特征分不开的。在日本家训中，节俭是为了明确的实际目的。节俭，在日本家训中被称为“俭约”，无论是武家还是商家都有许多训俭的内容。对于武士来说，进行战争，在领内进行基础建设，维持领内经济，支付江户宅第和参觐交代的支出，都需要大量资金。要从固定的收入中筹措必要的费用，节俭是必由之路。他们节约钱财用在需要的地方，是直接的生计所需。由此可见，中国和日本家训中各自体现着道德要素和功用要素。中国人相信良好的道德可以保持家族长久的兴旺，可以使子孙后代发达。当一个人有所成就，人们会说他祖上积了德，同样，当一个人做了好事，也会认为自己将遗惠子孙。因此，中国人习惯以符合道德的名义要求子弟作出某种行为。与此相对，日本家训中贯穿始终的是功用要素，要求家人实践某种行为的理由是在实际生活中有用处。他们注重的是管理、经营、生活的实际经验，希望将其传承下去，使后代子孙依此操作，使家业长久延续。这使日本家训看起来更加简单而现实。

在今天，日本更加注重家庭教育，日本社会各界经过激烈的讨论取得共识，家庭属于“私人”领域，但同时也是一个公共领域的概念。因为家庭状况的演变将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是国家为什么要关注和干预家庭事务、强调家庭教育重要性的原因所在。日本文部省于2001年3月制定的《21世纪日本教育新生计划》提出：重视家庭教育，将家庭教育自觉定为教育的起点。2006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教育基本法》修正案中，新增了“家庭教育”条目，其中第十条指出：“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是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者，必须努力让孩子养成生活当中必要的习惯，培育其自立精神，使他们身心和谐地成长”，“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要尊重家庭教育的自主性，并采取必要措施为监护人提供学习机会、信息及其他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