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家风文化的内涵

（一）家风文化源远流长

1．《周易》渊源

张崇琛在其文章《从〈周易·家人〉看中国早期的家规与家风》一文中指出，《周易》的《家人》卦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早期家庭的一种有代表性的家规与家风，即：男外女内、忧患意识、和谐是福、敬祖善奴。这为我们研究中国家规、家风的起源与演变提供了一个范例，对当今家规、家风的建立与养成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家人》卦的卦画及卦、爻辞迻录于下：“家人，利女贞。初九，闲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终吉”。据《彖》传释此卦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意思是说，女子在家庭之内是正位，男子在家庭之外是正位，而男女都摆正了位置，便是天经地义了。显然，这正是对中国古代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的生动描绘。可见，中国早期家庭的家规与家风，首先包括男外女内的内容。接下来六二爻辞云：“无攸遂，在中馈，贞吉。”“遂”，借为坠，失也。“中馈”，家中饮食之事，代指妇女家务。妇女在家中操办饮食，料理家务，没有失职，这是吉利的征兆，亦即幸福家庭的气象。不过，作为阴爻而居阴位，六二爻也还有另外一重含义，那就是《象》传所说的：“六二之吉，顺以巽也。”“巽”，谦逊。意思是说，六二居九三之下，象征妇人对丈夫顺从而又谦逊。此即后世所说的“夫妇顺”之义。阳刚阴柔，夫妇和顺，这对一个家庭来说，自然是吉利和幸福的。而这样的家规与家风在中国被保持了数千年之久，当不是没有道理的。其次是忧患意识。这是指家庭成员的精神状态而言。九三爻辞云：“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嗃嗃”，通嗷嗷。《说文》曰：“嗷，众口愁也。”“嘻嘻”，骄佚嬉笑之状。此爻列举了两类不同的家庭精神风貌：前者是贫困之家，众口嗷嗷待哺，哀号愁叹，他们的日子虽暂时过得艰苦，但由于随时都保持着忧患意识，最终可脱贫致富，由艰难而转为吉利。后者是富贵之家，骄奢淫逸，妻室儿女只知道嬉笑作乐，到头来反倒会生计艰难。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呢？《象》传解说道：“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意思是说，贫困之家虽日子过得艰苦，但没有丧失优良家风；而富贵之家虽一时富有，然其家庭成员忘乎所以，“嘻嘻”作乐，已丧失了家节。“家节”即家风。后世之所谓家风、家教，实滥觞于此。再次，和谐是福。《家人》卦在历述了男女正位、主妇称职并强调了家庭成员应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之后，于六四爻遂下断语曰：“富家，大吉。”这是对前几爻的总结。“富”，借为福。《诗经·召旻》“维昔之富，不如时”，《郑笺》“富，福也”可证。故所谓“富家”，即幸福之家。此爻的意思是说，具备了上述条件的家庭便是福家，亦即幸福之家了。此义自卦象亦可以明之。前已言之，《家人》卦是由内卦离与外卦巽所组成，而巽为风，离为火，内火外风，风助火势，相辅相成，象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样的家庭当然是幸福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内火外风”，既指主内的妻子与主外的丈夫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同时又指家庭本身与外部环境的和谐一致，共生共荣。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家庭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家庭的幸福与否，实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周易》的作者已经认识到，要建设幸福的家庭，除了家庭本身的努力外，还应得到外力的相助，即社会大环境的促成。只有家庭内外和谐，“内火外风”，才能使日子越过越红火。又次，敬祖善奴。在中国早期的家庭观念中，祖先与奴仆也属于家庭成员。这就是《家人》卦中为何还要提及祖先与俘虏的原因。《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这里的“王”，据郭沫若说，其“职掌是管家政和祭祀的”。“家”指家庙，祭祀祖先的场所。“假”，格，到。“有”，于。爻辞的意思是说，王到家庙中祭祀祖先，祖先会给全家带来幸福，无须忧虑，是吉利的。在古人的观念中，家庭是由祖先留下来的，故祖先与家庭密不可分，即使是去世的祖先也仍为家庭之一员。古代关于“尸”的设立，便是基于这样的观念。《仪礼·士虞礼》曰“祝迎尸”，郑玄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又，《礼记·曾子问》：“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古代常以死者之孙为“尸”，以象征其神灵，并代其受祭。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死去的祖先是通过“尸”与生者交流，并继续作为家庭成员的。后世之“尸”虽为神主、画像所代替，然由此所开启的尊祖敬宗、慎终追远的孝道却一直延续下来，并成为中国孝文化的源头。

2．先秦雏形

先秦时期的中国家庭伦理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发生的原点已经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家庭伦理的基调，即“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易·家人》）这意味着，家庭伦理的根本就是家庭的各个成员各守其职，各尽其责，此也即为家之道。而由于先秦时期贵族家庭是主要的形式，所以家庭伦理文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保身、立命、出世、全家、免祸等展开，以维护贵族家庭的世卿世禄地位，当然也包括教导子弟学诗识礼、忠于君主、敬重尊长，勤事所职、谦恭谨慎、力戒骄奢等。

孔子认为，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内涵应是以仁为本，以孝为先，善事父母。“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而在家庭生活中体现“仁”，首先就应当对父母尽孝。“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论语·为政》），即要做到能养父母，还要守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另外，还可以对父母提出“几谏”，即当父母有错误的时候，子女也应当以婉转的语气予以劝谏，以免使自己的父母陷入不仁不义之中。当然，孔子并不仅仅是在家庭的范围内来阐述家庭伦理，他还认为，家庭伦理道德可以扩而充之来调节更加广泛的人际关系，如可以移孝于忠，也可以从爱亲扩展到爱人。曾子进一步深化了孔子的家庭伦理思想，更加强调维护家庭的伦理原则和规范的普遍意义，他认为，许多用来调节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都可以扩充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充溢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夫孝，天下之大经也”，“居处不严，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君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曾子还认为，对父母的孝道是为人子女须臾不可违逆的道德操守，“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遗体行殆矣。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故恶言不出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是可谓孝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孟子仍然坚持儒家所提出的亲亲的伦理原则，并把这一伦理原则绝对化，调整家庭伦理关系的事亲、尊亲的道德要求被看成是为人之至德，一切都不能与此相违逆，“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孟子还把上古时期的“五教”改造成“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离娄上》）。而五伦中尤以父子、君臣为要。孟子还把孝悌等道德规范政治化，使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进一步密切。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基本德目已经基本完备，家庭伦理关系已经得到了明确，虽然没有形成一种规模化的家训势态，但是以家庭训诫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在当时已经受到重视，并且影响到后世。曾子“杀猪教子”、“孟母三迁”的典故中都蕴含着家训的要素，直至今日仍为后人乐道。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过种种变迁，然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并给予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古代中国视作世界文明史上相当典型的宗法社会”。周代以降，中国社会历经战乱，社会经济形态、国家政权形式多有变迁，但构成中国社会基石的，始终是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法性组织——家族。……由一个男性先祖的子孙团聚而成的家族，因其经济利益和文化心态的一致，形成稳固的、往往超越朝代的社会实体，成为社会肌体生生不息的细胞。这种家族制度虽几经起伏，却不绝于缕，贯穿于西周以后的数千年间。家族制度的长期存在就必然凝练出悠远的家庭伦理文化，家庭的功能也被极大地强化了，可以说，它成为宗法社会的核心结构单位。这意味着没有家庭的存在就没有个人的存在，包括肉体和精神；没有家庭的存在也就没有国家的存在，因为“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所谓“家国同构”即是指家庭（族）和国家在结构上的同一性，而这种模式就是源于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而遗留下来的血亲关系对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家与国的组织系统和权利配置都是遵从严格的家长制。这说明，在宗法社会结构中，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个体生命的摇篮，不仅完成个体肉体生命的生产，而且要承担着对个体进行人格塑造和精神上熏陶的作用，所以这就不难理解，宗法社会的浓重氛围可以对个体生命造成遮蔽，因为没有家庭就没有个人。同时，家庭也是社会的基石，它是社会完成三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人口的生产、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的生产的基本单位。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伦理不仅调控着家庭成员之间的伦常关系，而且它还承担着化生社会道德规范的功能，即许多社会道德规范要求也是通过移植或延伸家庭道德律则而完成的，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的这种关系既是中国社会家国同构模式的前提也是其结果。

3．家训承载

《尚书》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家训文献，周武王在《康诰》 《酒诰》《梓材》等篇中对弟弟康叔进行教诫，告诉他应如何做一个好君王，如何保卫先王的遗业，其实要保卫的就是周姓“家天下”的王族地位。在那个时代，治国就是治家，治家亦治国，两者合二为一。奴隶社会之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血缘统治、家长专制、等级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的本质内容被继承和光大。家庭模式因袭父系传统，以男性尊长为核心和最高权威，与社会政治组织生活一样，是宗法社会的一个微缩。家国同构的社会生活模式是传统家庭生活展开的制度基础，同时也使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其重要性。

在汉至魏晋时期，对家庭伦理文化产生最大影响的当是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它使得家庭伦理进一步定型、完备并完成了纲常化的转型。定型主要是指，家庭伦理在性质上已经明确地被确定为遵从儒家伦理，或者说儒家伦理被确定为治家教子之方。汉朝统治者就强调“统治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尤重以儒家伦理整肃家庭。两汉以后，儒家伦理已经通过家教慢慢地渗透到家庭社会生活中。完备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家庭伦理的范畴和规范进一步丰富，“提出了家教、家训、家学、家戒、门法、家风、家声等基本概念”。而且，随着大量小家庭的出现，家庭伦理在内容上不仅仅强调长幼之道，而且也非常重视持家之方，如认为勤俭持家、学习独立谋生的能力和技艺也是家庭美德。第二，如果说，先秦时期家庭伦理的探讨主要是通过思想家的论述来表达的，家庭伦理实践也只是在贵族家庭展开的，那么，到两汉以后，家庭伦理的探讨和实践都普及了或者说平民化了。尤值推重的是，家教已经蔚然成风，从王室官宦之家到平民布衣之家，都重家教，涌现出了很多家教典范。纲常化转型主要是指儒学独尊地位的确定使得先秦时期所出现的家庭伦理绝对化、纲常化的趋势变为现实。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确定了父尊子卑，君尊臣卑，夫尊妇卑的人伦序列，班昭、荀爽又作《女诫》，蔡邕则作《女训》。这样，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伦理被纲常化和绝对化以后，便必然造成家庭成员关系的刻板化和权利的片面化。如父对子、夫对妇都具有绝对的权利，前者对后者不仅在财产方面、婚姻方面具有决定权，而且在行为、人身方面也具有决定权。家庭伦理的这种纲常化的转型造成了很多恶果，片面绝对的道德义务戕害了许多人的生命。如东汉韦彪“孝行至纯，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后汉书·韦彪传》）。东汉郭巨为省一点粮食给母亲吃，竟将自己的儿子活埋，他的这种行为不但未遭谴责，反而被编入“二十四孝”中，广为流传。这些情况也通过家训体现出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家训的一个高峰期，产生了很多流传后世的家训杰作。西汉史家司马谈临终对儿子的嘱托，经学大师郑玄晚年给儿子的家书，东汉文学家蔡邕写给女儿蔡文姬的《女训》，都是家训中的名篇，而此间家书中的扛鼎之作无疑是《颜氏家训》。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谓家训也被称为家令、家戒、家规、家法、家约、家仪、家范等等，不一而足。广义的家训规约的范围很大，往往涉及整个庞大的家族，是一定家族内部所有家庭都必须共同遵守的律则。狭义的家训则是单独家庭对其成员所指定的规约。当然，宗法血缘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贯通性使得这种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并没有绝对意义。无论家训的名称有多少，但内涵大致相同，主要是家庭（族）的长者对后辈所提出的为人处事的要求或训诫，常常涉及励志、劝学、修身、处世、治家、慈孝、交友、识人、婚恋等诸多家庭成员安身立命的具体层面。从形式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训也呈现出层次错落的样态，有鸿篇巨制的，有片纸短章的，有口传心授的，也有临终嘱托的；有谨严论说式的，也有慈言呵护式的；有诗歌、格言，也有警句、随笔。中国传统家训，无论以何种样态出现，其核心内涵是不变的，那就是以道德教化为要。换言之，中国传统家训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集中表达——不仅是理论上的总结而且还是道德实践的介质。

4．“家风诗”的出现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当时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文才超群，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以成《周诗》，并给潘岳看。潘岳认为：这些诗篇不仅温文尔雅，而且可以看到孝悌的本性。为与友人唱和，潘岳因此写作了《家风诗》，自述家族风尚：“绾发绾发，发亦鬓止。曰祗曰祗，敬亦慎止。靡专靡有，受之父母。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绾发绾发，发亦鬒止”即把乌黑浓密的头发束起来。束发为髻意味成人，《大戴礼记·保傅》曰：“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这时的男子应具备各种技艺，为振兴家业而努力。“曰祗曰祗，敬亦慎止。”祗，敬也。敬亦慎止，《礼记·儒行》曰：“敬慎者，仁之地也。”即恭敬谨慎是仁的土地。潘岳家训之一，即为人要恭敬谨慎，这是典型的儒家学说。潘岳从成童开始，就开始接受这种儒家经典的教诲。“靡专靡有，受之父母”，这句和《孝经·开宗明义》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同义。这是诗的开头部分，述明每个人都受到父母家族的熏陶，个人成长与家族的家风家教密切相关，这是魏晋时期“家族化”的典型表征。全诗先说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为人“恭敬谨慎”，再提潘氏家教严谨，以“义方”为训，最后坚定信念，业儒习儒的家学不可荒宁，须“一日三省”。据潘岳《晋书·潘岳传》云：“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潘氏一门在汉末三国西晋时期虽非显赫高门，但也世代仕宦，算是上品大族。其家族在当时是以文章知名于世，与军事无关而重在行政与文学，潘岳祖、父、叔父皆为行政官员。潘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俦也”。习儒从政的家学影响，促成了潘岳在太康文坛上不可忽视的成就，也是他在仕途上孜孜以求的内在动力。但其仕途生涯可谓一波三折，他在《闲居赋》中道：“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他写《家风诗》之际，正是其仕途转折期，虽官职以公事免，但仕进的信念非常坚定，他对仕途的不懈追求正是源于其习儒从政的家学影响，所以，潘岳的《家风诗》侧重于家教家训。在这首诗中，作者并没有具体描述自家家世，而是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我勉励。故庾信《哀江南赋序》云：“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

家风诗的出现并非偶然，也非潘岳一人。“家风”题材的盛行一方面是贵族子弟优越感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前途不确定的焦躁情绪。仕途的坎坷，使这些贵族文人将自己的冀望诉诸“家风诗”。通过家风诗，他们向世人展示自己家族的家风家学，力求在荆棘丛生的仕途道路中寻求一种精神支柱，借以建立一种家族责任感，自励“学而优”则求仕，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在他们自身求仕的过程中，还心怀着一种社会使命感，希望获取功名后，能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伟大抱负。同样的才学横溢，同样的怀才不遇，让他们都希望有个展现自己绚丽人生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才华。他们需要观众，而官僚统治阶层就是观众，他们在评判着每个人的得失和进退，要获得他们的认可，就要打出每个人的“广告”，这里的广告就是家风诗。

家风这个词语在西晋出现并开始流行，显然和“士族”、 “世族”、“势族”、“大族”、“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上的统治力量有关。无论是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征的地方豪族，还是以官宦为标志、以文化为特征的名家大姓，他们政治上累世贵显，经济上广占土地，文化上世传家学，垄断了全社会的主要资源。除了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之外，自矜门户、标树家风，也是这一时期士族抵御皇权和寒人侵渔的手段。正因为如此，两晋以后，这个词语渐次流行，尤其是在北朝，更是使用甚广。从它发轫之初，就往往和门风互用。如“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而言色恂恂，出于诚至，恭德慎行，为世师范，汉之万石家风、陈纪门法所不过也，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积善之庆欤”（《魏书》卷58），“少而清虚寡欲，好学有家风”（《北齐书》卷42），“昶年十数岁，为《明堂赋》。虽优洽未足，而才制可观，见者咸曰有家风矣”（《周书》卷38），等等。

5．历史嬗变

隋唐时期，中国重归统一，虽然说门阀氏族家庭走向衰落消亡，但是宗法社会的性质并未改变，家天下的秩序依旧。从家庭内部来看，大家庭都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重视家风或门风的淳化。宋明时期，大家庭的维护极重伦理道德规范，不少大家庭都有自己的家规，对于家庭成员的道德教育实现了“常态化”，甚至有的家庭每天都对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行教育、训示，不容有违背家规的叛逆行为出现，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统一安排，井井有条，不因成员众多而紊乱。明清之际，中国家庭伦理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在经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之后，社会统治和家庭模式已经十分成熟，家庭伦理文化也获得了深度的积淀，家庭伦理的谱系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家庭道德的诸多德目较之于以往有了更加繁复的阐释和规定。

同时，我们也看到，宋元明清时期家庭伦理的世俗化进程发展非常迅速。以往的家庭伦理所设计的多是空泛的伦常德目，与世俗生活切近的内容较少，而宋代以后，用以指导子弟治生立业的内容明显增多，如有对子女职业价值观进行劝导的，“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袁氏世范·睦亲》）；有对子女进行持家之道教育的，如建立合理的家庭收支计划，实行丰俭适中的合理消费方式；有关于子女行为方面的训示引导的，如要求子女遏制不良嗜好；还有关于家庭成员间如何做到民主决策、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及如何保持民族气节等内容。宋元明清家庭伦理的世俗化趋势强化还表现在用于家庭伦理教育的家训、蒙学读物的撰写流传空前增多，不仅帝王官宦家庭重视家训，就是一般平民之家也有训导子女的一套言论或规范。所以，宋元明清时期，散发出新鲜气息的家教家训的名篇很多，远远超过前朝，如《袁氏世范》、《放翁家训》、《庞氏家训》、《治家格言》、《荆园小语》等。明中叶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天崩地裂”的时代，标志着古老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家庭的结构、功能都有所变化。

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以及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士人逐渐认识到除了做官以外，还可以经商。于是，考取功名和务实经世都成了不少家族迭相为用、左右逢源的振兴法宝。明朝后期，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开始在家训中出现。清代又出现“四民皆本”的观点。太平天国运动后，绅商群体逐步壮大，社会声誉也日渐提高，士人将“习业谋生”提高到与“读书应试”相提并论的高度。士大夫中逐渐建立起一种新的价值评判标准，他们越来越欣赏儒商那种“公平交易”的思想而鄙视官吏们的伪善，务实家风在晚清变局中悄然勃兴。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西方经济文化的渗入与侵蚀，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及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工业文明及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精神也随之兴起，受自由、平等、理性、法治等精神浸染的传统家风也随之发生嬗变。新中国成立后，家庭中的封建等级关系被彻底炸碎，反映和维护这种关系的那部分传统家风已经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家庭成员之间平等相处之风日益兴盛，尊老爱幼、诚实守信、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家风逐步形成。

6．现代家风

首先，现代家风的最核心价值就是“爱”，即家庭成员要将“爱”视为第一相处准则。爱，首先是关心、体贴，老一代要关心下一代，下一代要关心老一代；同辈之间相互关心、爱护、体恤。父辈、祖父辈爱护子辈、孙辈似乎不成多大问题，但子辈、孙辈对待父辈、祖父辈的态度却是一个问题。今天，在独子化、少子化年代，往往存在着溺爱问题。什么是溺爱，有两个标准：一是爱超过了孩子所需；二是爱没有了原则。爱往往表现为给予，但并非越多越好，多了就是营养过剩。比如，有的家长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味地满足孩子，不让孩子受罪。这表面上看是爱，其实是溺爱。溺爱虽然不是害，但是起到了“害”的作用。没有原则的爱是可怕的，有的家长对孩子物质上无限制满足，精神上没有要求，甚至把精神上的要求视为爱的敌人，这就是大问题。爱，是给予，但更是要求，宽严相济是爱的艺术性所在。所以，爱非常重要，要让孩子学会爱，后者相对于前者更重要。爱是相互的，爱要有度，核心是如何用合理的方式表达爱，学会爱，让“爱”成为现代家风建设的主旋律。爱的教育，是让子女在爱的心灵主导下选择做人、做事的立场。当然，下一代对上一代的爱也要有原则、有立场。其次，“和”应该成为现代家风建设的主旋律。“和”，包括和谐、和睦、和顺、和爱等意思。家庭是个小宇宙，家和万事兴，没有和，家庭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没有和，维系着家庭生命的线就会断开。家庭中怎样致“和”？集权、一言堂，强压大家服从，只能达到表面的“和”，不是真正的和。但如果家长没有一点儿权威，想达到和，估计可能性也不大，因为适度的家庭权威是家庭致“和”的必要条件。过去的家庭很大，家长必须保持一定的权力、权威，必须严守纲常伦理、强化家法族规，没有这些制度性保证与权威力量的支持，封建大家庭很难维持，家庭的有序运转几乎不可能。所以，“和”，应该是建立在一定权威下的“和”，而不是一盘散沙、七嘴八舌。尽管今天家庭结构简单了，父母依然要保持一定的权威性。事实证明，权威型家庭子女成功概率更大。另外，“和”，更应该建立在家庭成员之间一定的民主和相互关怀之上。没有民主，缺少爱，只讲家庭共同利益不讲个人利益，“和”也是虚伪的。再次，“孝”仍然是家庭“第一大德”，虽然“孝”字里面的经济赡养功能现代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但“孝”依然是中国人的宝贵遗产，无论在什么年代加以提倡估计都不为过，但不是那种愚忠、愚孝。其实，古代正统儒家思想中也不主张愚忠、愚孝的。今天依然要大力提倡孝道，当然，要从正统的传统思想中提取孝的观念，比如《孝经》中提倡的当父母意见不正确时要“争”；再如，《大学》中把孝作为德的一种并指出了道德的相互性——“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朋友交，止于信”。我们还要强调父子之间的道德主体是父亲，《论语》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就是这个道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孝，才能建立真正的孝道。第四，“序”，就是顺序、秩序，还包括一定的等级性。家庭没有秩序，家风建设无从谈起。家庭成员之间确实主要是亲情关系、权利平等关系，但有没有优先权呢？比如，长辈在作出决策、发表意见中应该具有优先权，因为无论是从保证决策的正确性，还是保证家庭高效运转角度来看，优先发表意见或者意见的优先地位总是不会被忽视的。在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的“序”及“排序”的意义就在这里。在家庭成员中，爷爷奶奶应该被尊重，因为他们具备年轻人尚不具备的知识与经验，在指导下一代成长过程中具有指导性、权威性，尊重长辈就是尊重知识经验，它是家风建设的重要性所在。反过来，未成年人也有优先权，那就是：在成长方面，应该优先受保护。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有一个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如果家长失去了权威，在决策方面没有优先权，又如何能保证儿童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呢？年长者与年轻一代各有自己的优势。在智育方面，年轻人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创造性强，敢于突破陈规陋习，但经验明显不足；而年长者经验丰富，知识比较扎实，思维周密，但有时候会有点儿保守。因此，倡导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优势互补，倡导相互学习的风气至关重要。第五是“法”。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但仍然有一些家长不注重法，没有法律意识，把孩子视为自己的私物，以为养老的事、孩子的事、妻子（丈夫）的事都是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预。这是不良家风的祸根之一。法的内涵丰富，本质上是权威性和公平、公正性。也就是说，法是底线，是刚性要求，谁都不能违背；家长在法律面前与孩子是平等的，没有特权。家长之所以能够成为家长，因为他一定是家庭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带头执行者。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责任主体。当然，讲“法”，是在讲“情”与“德”基础上说的。“情”还是家庭第一调节系统，情就是爱；接下来是“德”和“法”。“法”是保证，是底线；“德”是关键，是常规；“情”是灵魂。讲情，重义，守法，是家庭生活与家风建设的根本任务。总之，现代家庭仍然应该是一个人精神发育之根、道德成长之根、心灵归宿之根。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家风。

（二）家风文化内涵丰富

首先，“家风”是文化的概念，家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中国历史家国同构的结构模式演绎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中国向来有尊崇祖先、孝顺长辈的传统，中国更有重视德行教化、自觉担当的家长。“家文化”、“家庭的文化”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特色的烙印。家风就是国风民风。家风是家庭凝聚力的来源，所有家庭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人生观，共同信守一系列生活原则与处世哲学，家庭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东西，家庭才能共同应对外部世界的冲突，有效化解家庭的内部矛盾。一旦家庭成员中出现不符合公认的家庭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与处事原则的言行，家庭内部其他成员就会群起而攻之，家庭的基本和谐由此得以保证。的确，家风的特征在乡村社会、大家庭中表现得十分生动，而在现代城市家庭中却不那么明显。但是，只要一个组织存在，就会有这个组织的文化，特别是这个组织如果有历史的厚重，有传统的积淀，就更是如此。作为家庭的文化，家风是附丽于家庭而存在的，只要有家庭，就会有家风。家风并不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大家族被小家庭取代而丧失，或者说，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情势的变化，家风的具体内容肯定会有变化，但家风仍然会存在。极端地说，没有家风，本质上也是一种家风。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当今社会，人们感叹家风的荡然无存，其实是指家庭所秉持的“只耕田，只读书，自然富贵；不欠债，不健讼，何等安宁”这样一些古典原则的式微，是指“耕读两途，读可荣身耕可富；勤俭二字，勤能创业俭能盈”这样一些传统内容的沦落，是“志欲光前，唯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传家”这样一些旧时理念的散淡，而不是家风本身的消逝。进入近代，随着西方经济文化的渗入，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精神的发展，人们在理解、取向和取舍传统家风中的“直”、“悌”、“诚”、“谨”、“谦”等德目上虽然有所变化，但传统家风仍顽强地坚持着儒家道德价值的基本内核，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保留着持续的影响。中国传统家风文化既是传统社会发展的积淀和折射，也是构建现代家风的重要底色。

其次，从纵向上来看，家风具有传承性和时代性。一方面，家风具有传承性。“家风”应该是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因成习的、为所有成员共同认可、一致遵从的做人做事的准则、理念、规矩、方式，且因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实践而得以传承，从而成为某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传统作为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就形成不了传统。在《论传统》的作者希尔斯看来，“它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无论长短——才能成为传统”。尽管世代本身的长短不一，但“信仰或行动范型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家风作为特定家庭的传统，也是该家庭长时期历史汰选、传统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在庾信的《哀江南潘岳像赋序》中，有“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的说法。这里，“家风”与“世德”共举，足见家风有别于时尚，而与“世”即很多年代、好几辈子紧密关联。在时间上持续的短暂性是时尚的特征，而家风则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者在子孙后代身上一再出现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文献中提及家风一词，往往蕴藏有对传统的继承意义。例如，“齐有人焉，于斯为盛。其余文雅儒素，各禀家风。箕裘不坠，亦云美矣”（《南史》卷二十二）。这里的“禀”字，就生动地传达了下对上、后对前的承继接受。至于比比皆是的“不坠家风”、“世守家风”、“克绍家风”、“世其家风”以及“家风克嗣”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另一方面，家风具有时代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家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家族、家庭的风尚习俗。儒家道德规范是传统家风的价值取向，耕读传家是传统家风的基本范式。“家教”、“家学”是传统家风的传承方式。“家规”、“家法”、“家训”是传统家风的符号标志。经过历史的嬗变，现代家风必将在传统家风的浓厚底色上画出新的画面、作出新的诠释、注入新的元素。家风不仅是朴实的传统沉淀，也蕴含丰富的时代特征。比如和谐、孝道、大爱、有序、法治精神都应该成为现代家风的基本内容。传统家风讲求亲情、重视人伦、注重文化知识，其蕴含的人伦观、自然观、生命观等是塑造新时期“家风”的宝贵思想资源。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生存环境下，应该从传统家风中挖掘、吸收有价值的内容，按照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今天，“孝敬父母”就是社会公德——孝敬父母是所有价值观中最大的交集之一，这其实是社会公德的一种体现；“正直守法”对应法治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政府要依法行政，百姓应正直守法；“厚道诚信”对应信用社会——市场经济强调信用，我国正在努力构建信用社会；“不怕吃亏”对应调整利益格局——市场经济背景下，要调整好利益格局，既坚持自己合理的利益诉求，又能够关照到他人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吃亏，不怕吃亏才能最终让大家都不吃亏，一起过上更好的日子；“勤俭持家”对应艰苦奋斗——国家发展得越好越不能忘记艰苦奋斗，具体到家庭层面也是如此，这同样是一个时代命题。

再次，从横向上来看，家风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传统家庭虽然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染和影响，但由于其社会地位、家学传承、生存条件、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差异，每个家庭的家风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帝王祖制、士大夫家训家书、普通百姓的家规家教虽然都传承着相同的价值观念，但在实践性上还是有所差异，因而也就有了“好家风”与“坏家风”之别。家风有别于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对家族子弟具有熏染影响、沾溉浸濡的意义，但家风是一种不必刻意教诫或传授，仅仅通过耳濡目染就能获得的精神气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意义。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表现的也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风习，反映出一个家庭有别于其他家庭的不同之处。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也有的家风可能是狡诈刻薄、游荡为非、凶横势利。如同一所学校、班级有学风、班风一样，学风、班风有好坏之分，高下之别，家风同样也有优秀的不良的，只有那些醇正的好家风才能称得上是传家宝。正因为如此，对家风、门风或称誉或贬损，也就并存于历史文献中。如《魏书》卷三十八说：“刁氏世有荣禄，而门风不甚修洁，为时所鄙。”卷四十七说：“及道将卒后，家风衰损，子孙多非法，帷薄混秽，为论者所鄙。” 《隋书》卷四十九也说：“子实不才，崇基不构，干纪犯义，以坠家风，惜哉！”可见，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传家久、继世长的，也只有耕读、忠厚、清廉这样一些美好的品质。因此，家风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表现家庭的性格特质，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

又次，家风的内涵和外延。（1）家风与家规。家风不同于家规。虽然这两个概念都与家庭教育相关，但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异。家规是家庭或家族中的规矩，是家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或法度，是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的又一重道德约束，有的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它有家训、家诫、家规、家仪、家教、家法、家约、家矩、家则、家政、家制等名义，有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行于口头、针对性强的具体教诫，是见诸家书、目的明确的谆谆训诲，是载诸家谱、可供讽诵的文本。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把家规看作是教化家人的教科书，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2）家风与家训。家训可以有多种分类，如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教诫活动的家训和文献形式的家训两种；根据内容，可以分为针对一人一事、起因明确、内容具体、结果也很显豁的非规范性家训，以及针对整个人生、涉及方方面面的规范性家训。有的家训，着重于家庭子弟的道德修养，教授为人处世要法；而有的家训，集中于居家治生，以至于祠堂、义庄、学塾等的管理规条。家训或鸿篇巨制或片纸短章，都是古人家庭教育的思想结晶。但无论如何，相对于家风，家训一个总的特点是有形的，是可视可见的。家训主要有几种形式：其一，比较完整、系统的家训专著。这类家训记载了父母或其他长辈对子女或其他晚辈的训诫，有个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他人的优秀事迹或成败的教训，内容广泛比较系统，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其二，列出让子女共同遵守的家规家条，如郑涛的《郑氏规范》、赵鼎的《家训笔录》等。其三，以家书的形式对子女进行教育，大都亲切自然、娓娓道来。如郑燮的《十六通家书》、《纪晓岚家书》、《曾国藩家书》等。其四，以诗歌、格言、警句、随笔的形式出现，生动活泼不拘一格。如东方朔的《诫子诗》、陶渊明的《责子诗》，影响最大的当推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总的来看，家训是古人家庭教育的瑰宝。尽管家训出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者之手，不同的家训也会有不同的针对性，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家训都凝聚着作者丰富而深刻的人生经验、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存在评价、对人生目标孜孜不倦的追求，并且折射出父母望子成龙的殷切期待、对家庭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关注，以及为国家民族贡献才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历史上许多人正是通过家训懂得了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何治家、如何报国的；懂得了如何通过学习，明白事理，增加见识。许多受过良好家训教育的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对社会的稳定、繁荣和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例如，司马迁遵循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忍辱负重，完成了不朽历史巨著《史记》。清代大学生张廷玉聪明练达文思敏捷，其仕途和学业上的成就，与领会并实践其父张英的家训著作《聪训斋语》、《恒产琐言》不无关系。因此，家训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一块瑰宝。（3）家风与家书。家书是记录、表达家训的一种方式，较之单一的家规，其涉及的内容更广泛，叙述的语言就是写信而不是立规矩，较之诗歌格言之类更是娓娓道来的书面语。因此，家书、家训并不严格区分，研究家书也是研究其中记载的家训内容，很多时候，人们就是把这种书面流传下来的家训直接作为家书看待。例如在童亮编著的《读家书懂人生》一书中，直接将《颜氏家训》、 《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作为三大家书经典来看待。书中写道，《颜氏家训》问世千年有余而长盛不衰，无愧于“古今家训之祖”的美誉；《朱子家训》将中国传统的“孝悌”、“勤俭”、“读书”、“积德”的美德注入其中，堪称独步；《曾国藩家书》更是儒、道、法思想之集大成，是传奇人物曾国藩一生主要活动和其政治、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这些家书可以说是长者对后生的直白，无不道出人生的种种沧桑，提炼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是人生智慧的总结。在这里，很显然，家书是家训的载体，家训是家书所呈现的内容，家书是家训的表现形式。

（三）家风内涵的几个理解纬度

我国伦理学大师罗国杰这样解释家风的概念：“所谓 ‘家风’，一般是指一种由父母（或祖辈）提倡并能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用以约束和规范家庭成员的风尚和作风。家风是一个家庭长期培育形成的一种文化和道德氛围，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是家庭伦理和家庭美德的集中体现。‘家风’一经形成，就能不断地继承发展，并有着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前后相继、陶冶家庭成员品行的作用。正如社会风气是社会道德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一样，家风是家庭成员道德水平的集中体现。家风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既能在思想道德上约束其成员，又能促使家庭成员在一种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氛围中不断发展。”结合我们的综合研究，着眼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纬度解读家风内涵。

1．“家风”——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

我国传统家风的主要内容。我国传统家风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指导、以修身齐家为核心，倡导家庭成员修身正心、安分守己，家庭成员间有严格的尊卑贵贱，尊崇父慈子孝、兄仁弟悌和夫唱妇随的基本准则。对于我国传统家风的内容，我国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针对魏晋南北朝家教指出：“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期望于门第中人，上至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是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首先是修身。我国传统家风中非常注重修身，要求家庭成员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在高层次上则要求家庭成员尊崇“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个原则。唐代的李袭誉对子女的教育便谨遵这三个原则，他曾赈助宗亲，树立了崇高的德望，这是立德；发展农业，这是立功；著书立说，传于后世，这是立言。他以身示范，注重培养子孙的谋生能力。我国传统的家族、家庭都强调严格教子，让他们饱读儒经，严格按照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我国传统家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长幼、上下、尊卑贵贱的区分，不得以下犯上、冲撞长辈也就成了其中最基本的要求。在学业上，我国传统家风中尤其重视家庭成员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培养家庭成员好读书的好习惯。在自身发展上，我国传统的家风中尤其重视立志，认为人的一生中立志对其成长极为重要，如果人不立志，人生就会没有目标，就会浑浑噩噩，碌碌无为。其次是齐家。齐家是对整个家庭的管理，要求家庭成员和睦友好，勤俭清廉，遵守家规等。齐家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的要求构成了我国传统家风的主要内容。在家庭事务上，传统家庭的习俗是由家长（家庭或家族中较为年长有一定威望的男性）一人做主，他决定着家庭事务中的共同事务，如祭祀、修宗庙、修族谱等。在家族的传承和维护上，传统的家风要求家庭成员的意愿要服从整个家族的利益和需要，婚姻完全由家长包办；在士农工商中，推崇士与农，轻工商。在家产分配上实行共财的家风，虽在家长去世后家庭会由诸子分割家产，但是我国古代家风倡导世代同居共财。在家庭的消费上，提倡节约简朴之风。在家族与外界交往上，我国传统的家族间的交往很少超出本乡或本村的范围，在交往中信奉以诚相待、和睦相邻的传统民风。在传统的礼仪活动方面，家庭成员遇到出生满月、婚丧嫁娶、寿辰、科举、伤病等事都要举行相应的礼仪活动，以示庆贺纪念或哀悼慰问。再次是治国。我国传统家风中对于治国的要求主要针对官宦之家，为官教育也是我国古代家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公务处理上，要秉公处理以正道决断，不应徇私枉法。在自身能力上，要求要勤学修身，提高自己的处事能力。在官员选拔上，要以德才为标准，用人为贤，而非用人唯亲。在日常生活中，要以身作则，勤俭廉洁。我国传统家风对家庭成员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具体的要求，这些要求使得家庭和睦、民风淳朴、社会和谐，这在当时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

家国同构。所谓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机构方面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性。家庭的建构与国家的建构原理相同，意义相近。“家”成为“国”的原型、母体与基础，“国”建立在“家”的基础上并成为“家”的扩充与放大。国家，国家，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国家相连，家国不分，对待国家讲究忠诚，对待家庭讲究孝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和国家的最小单元，而国家则如同一个大家庭。诚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家国同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定位在以家为本，家国一体的整体结构上，强调个人、家庭、国家有机的结合性，倡导公忠为国、爱民爱国、以身许国，强调个人要秉公去私，以公克私，崇德重义，修身为本。反映在国家、社会的层面上，表现出对德政、德治与德教为主的诉求；反映在个体层面上，则强调个体修身为本和对理想道德人格的追求。其结果是构成了以伦理道德维系社会稳定的差序格局。国家是家族的扩大。君王就是“大族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代的宗法制度，从上层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初步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或“家国同构”的大格局。春秋时期，孔子的孝悌思想则从亲情伦理道德的角度为其打下了坚实的民间基础。汉代董仲舒用“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幌子，又把人道和王道糅合在一起，构建了一套“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纲常规范，大大地强化了宗法制度的合理性和道德权威性。几千年来，直到辛亥革命以前，忠和孝一直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在多民族封建集权的格局下，忠孝既是哲学、伦理准则，又是宗教、信仰准则；既是思想保证，又是组织保证。忠是对一国的最高统治者的服从原则，孝是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下对家长绝对权力的服从原则。在家庭或家族中，父亲是核心，在国家中，君王是核心，在道德生活方面则特别强调忠孝一体，适应与家庭伦理的孝同样适用于治理国家，教忠教孝成为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平天下的不二法门。自古以“忠”、“孝”为尊。忠于国家，忠于明主，不做有损其利益的任何事。孝顺父母，珍惜亲情，方可做谦谦君子，磊落男儿。汉代以孝治天下，皇帝的谥号都有一“孝”字，如“孝文”、“孝武”、“孝景”等。赵宋以降直到明清，不断加强中央政府权力，忠的地位逐渐高于孝。当国家需要臣子在忠孝两者选取其一时，“移孝作忠”被认为合理，并得到鼓励。国君代表国家，君主即国家。忠君与爱国混而为一。移孝作忠，即是将家庭伦理的孝道引入政治生活领域，因此，不忠君、不敬官，都成了不孝的行为。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具有同构的性质，适用于齐家的伦理道德同样适用于治国平天下，这就使家族制度成为政治统治的手段，使血缘伦理与政治伦理合二为一。宗法原则、孝悌思想和纲常观念，像一组牢不可破的遗传密码一样，成为中国超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的遗传基因，无论怎样改朝换代，它的功能始终历久弥新。

家国情怀。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使得血缘家庭承载了社会绝大部分的功能。其中的一个重要功能即是：家庭对儒家道德文化的传播功能，最终形成儒家文化和血缘家庭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格局。儒家文化中所强调的社会秩序和规范主要通过血缘家庭的道德教育和伦理教化来执行，血缘家庭是儒家道德文化传播和道德教育的主要路径，同时，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和秩序也构成血缘家庭中教育的主要内容。这样最终形成了“家国同构”的道德教育模式。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信奉与遵守的意识形态，国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家中的孝子就是国家的忠臣。《论语》有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中也说，“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国家的精神命脉系于家庭之中，培养一个好的家庭成员成为头等国家大事，家庭教育成为安邦定国的必经途径。最早论述家庭的经典是源于上古时期的被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易经》中有一个专门讲述如何治家的卦，叫“家人卦”，其卦象是风在上，火在下，意喻着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即“家和万事兴”。先秦时期孟子在《大学》中提出齐家治国的逻辑：“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自此，家国情怀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归宿。中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家伦理的核心是家庭伦理，家庭是形成社会凝聚力的重要组织，是社会群体网络发展的起点和环节，是维系整个社会的重要政治和文化力量。孔子主张对全体民众进行道德和礼仪教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家庭教育培养的就是有道德、有礼仪、有学问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家庭内部能处理好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在家庭外部也能协调好朋友、君臣的关系；他们遵守社会流动的规则，进则进入庙堂治国平天下，退则回归家族安分守业，并将向上流动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所以社会呈现出平和、进取、祥和、有序的文明精神和流动秩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为核心的共同道德规范成为全体人民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形成了全社会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统一标准，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纯正和向心力。家风追求的是实现个体对家族和国家的贡献，“修身、齐学、治国、平天下”是中国读书人的大情怀与大归皈，从而实现了小我与大公的统一。

家风家训与家国情怀。中国历代家训中谈得最多的就是传统的人伦关系以及相应的道德规范。在各种人伦道德中，家训特别重视“孝悌”，可谓是“首孝悌”。善事父母为孝，善待兄弟为悌。孝悌是人之本，不孝不悌，便不成人。一孝立，万善从。将这种美德推广开去，延伸到社会，便是孟子所赞美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崇高道德精神。因此，家庭人伦关系是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孝悌行为的意义不限于家庭本身，由对家庭亲人的孝悌，上升到对国家、民族的忠义，这是为人处世的最高道德境界，是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及生命的爱国主义传统。古人认为，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不可想象，一个不孝子孙会是忠于社稷的官员。只有为国家作出贡献立身扬名光宗耀祖者，才是真正的孝子。家就是国，国就是家，真正的家国情怀。

中华民族历几千年而血脉不断文明不坠，自有我们全社会共同尊崇的价值基础。这个价值基础是以儒家道德信仰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我们民族的信仰系统不是仰仗宗教，而是仰仗对自身传统道德的尊崇和修习。中华文化在个人与家族、家族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模式，是在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是以个人的忘我奉献和敢于牺牲为核心的行为操守和思想认识升华而成的人文精神，也是历经几千年，中华民族始终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文明基因。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跟西方文化所秉持的个人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西方文化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个人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基本信条，个人主义把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自主作为根本的价值观念体系，几乎把它作为具有神圣的普遍意义来看待，并因此成为人性判断的基本依据，成为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行为指南，成为确立社会秩序、财产制度和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

很显然，中华文化家国共同体的形成与家风的作用是不可分的。在家庭中，生动具象的日常语言作为家庭成员交往的中介与载体，其内容和形式时时刻刻都在继承、投射和演化着社会秩序，成为文化儒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机制。书籍、戏剧等媒介的存在与发展使社会道德、规范、习俗、契约等各种社会秩序得到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延续和传播，对于社会的稳定、思想的统一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调查：随意抽取清代14省30份宗谱，在其456条族规中，有关报效国家的内容就有54条。从“家风”、“家规”、“家法”、“家训”、“家约”、“家范”、“家教”、“家学”、“家礼”、“家俗”、“家声”、“家术”、“家道”、“家传”、“家业”、“家底”、“家运”、“家语”、“家祭”这些词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庭情结。家风：又称门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能影响家庭成员精神、品德及行为的一种传统风尚和德行传承。家规：是一个家庭所定的行为规范。一般是由一个家族遗传下来的教育后代子孙的准则。家法：家长统治、管教本家或本族人的指令，调整家族或家庭内部成员人身以及财产关系的一种规范。家训：又称家诫、家诰，指家长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又指某一家庭流传后世以作训诫之书。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家教：家长对子女进行的道德、礼节方面的教育。在家庭教育中力主社会核心价值观，把儒学道德信仰作为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并全方位实施，传统家风中蕴含着深厚的“家国情怀”。

2．“家风”——传统道德的家庭践履

《学记》中说：“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讠叟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意思是执政者发布政令以求得社会良善风气的形成，这样的做法虽能取得小名声，但还不能触动众人；执政者亲近贤良之人、体恤偏远之人，这样的做法虽能感动众人，但还不能教化全体民众。执政者如果要所有民众都受到教化以形成良好的民俗，只有通过教育这条渠道。可见，早在战国时代，社会精英们就发现了这样的规则，即：从上而下的道德说教和道德感化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只能在一小部分人身上起作用，而真正普及性的教化应体现于老百姓真实具体的“俗事”之中，只有在每个老百姓身上发生的自下而上的改变才是真正长治久安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家风、家训、家规极为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精英对儒家思想的宣传从宏观领域向微观领域的深入。从具体的人、具体的家庭的实际出发，从他们最基本的需求和意识出发开展教育，真正地做到“化民成俗”。家风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经验总结，用以劝导和制约本家本族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例如，成书于隋代的《颜氏家训》，就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家训之一，全书共7卷20篇：《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全面涉及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修身、治家、处事、为学、闲暇、宗教、书画等，内容之广、之杂、之细，令人叹为观止。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创造出简洁、通俗、真实可信的家风家训，个性化、平民化的家风在各个阶层得以广泛延伸与重构，自此，家风成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管窥古人的家庭道德践履：

第一，言传身教。古人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齐家”是走向平治天下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走向政治参与的基础和前提。先人以为，一个人若齐不了家，那就根本谈不上“治国、平天下”，“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大学》）。要实现“平治天下”的政治宏愿，则必须先“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家庭的这一重要政治、教育功能，也使家风的端正和家教的实施有了重大的现实价值。中国古人不仅把家教当作育子成人的一种方法，而且还上升到立身为人、兴国安邦的高度。家庭是家族开展教育的起点，许多大的家族组织，承担着对本家族成员的社会保障功能：有祠堂、族产、义庄、义塾等。家族成员之间通过礼仪性的活动取得联系，同时也接受家族的集体约束。在这一层面，家风家训好比家族“纲领”，指导和规范着每一位家族成员的生活和行为。从现有文献来看，殷周之时，家训的形式和内容均与后世相近，《尚书》、《周易》、《诗经》中的有关家训的篇章内容已经相当全面。如《尚书·酒诰》中周武王教诫其弟康叔戒酒以及他们的后代子孙时，引述他们父亲文王的话说：“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这段话透露的信息说明，周初时候，家教家训已经是一种普遍的自觉行为。百姓常常训导其子孙，要懂得爱护土地和财物；子孙也常用心听从祖辈的教导，而把小的德行和大的德行一样看待。从汉代开始，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帝王、官绅、士人为了家庭、家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颜氏家训·序致第一》），兴家立业、光宗耀祖，在把生产生活的技巧和能力传给后代的同时，重点把当时的社会规范、价值信念传授给后代，特别是汉以后儒家的孝悌、仁爱、诚信、忠义、礼让、敬畏、勤谨、自强、宽容、和谐等成为传统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也成为家训家诫的主要内容。

传统家教不但重视言传更注重家长身体力行的身教。清乾隆时进士汪辉祖在其《双节堂庸训》中说：“贤子孙，良不易也。即欲为贤祖父，亦谈何容易！创业成家者，因非劳心劬力不可，即承先人余荫，小不勤饬，断不能守成善后。生之而无以为养，无以为教，便孤祖父之名。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子孙虽不敢显言，未尝不敢腹诽。无论居何等地位，一言一动，要想作子孙榜样，自然不致放纵。”长辈务必做好子孙榜样，正后先正己，言之凿凿，感人至深。有些父母教育子女，丝毫不顾自己的言行，甚至言而无信，欺瞒子女。殊不知，这很容易误导子女，以为欺瞒、不讲信用都是平常事，不会带来恶果，于是，在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也毫不顾忌地食言、欺骗。正如曾子所说：“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有学者，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其意是说，小孩子还不懂得道理，是照着父母的言行来学习的，听从父母的教导。现在你欺骗他，这就是教孩子骗人。当妈妈的欺骗孩子，孩子就会不相信他的妈妈，这不是教育好孩子的方法。所以，元代的郑太和就告诫为人父母者：“当以至诚待下，一言不可妄发，一行不可妄为，庶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所以，做父母的教育子女，要随时随地把身教与言教结合起来，以身作则，才能使子女健康成长。德育历来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并由此逐渐形成“遗子以财，莫若以德”的德教之风。古代家教中的修德是多方面的，要知孝悌，懂礼仪，守法度，遵常伦。论其根本，当属勤劳和节俭教育。《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其意是说，教养孩子的根本，应该是亲自耕种、收获而得食，亲自种桑麻、学织布而得衣。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治家亦应以勤劳为本。自耕自给的小农生活固然不足取，但它却让人从汗水中品尝到人生的真谛。无论生长在怎样的环境中，以什么方式生存，勤劳都应是教子的必不可少的内容。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中讲到：“勤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则财匮。财匮，则苟取。”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御孙说过：俭是基础性的根本美德，而奢侈则是最大的恶。司马光对御孙的这一思想极为欣赏，并着意作了引申发挥：“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所以，勤和俭对于修德的意义，这里是揭示得非常清楚的。孔子曰：“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可知孝悌之道，礼仪之高，唯治生者能之，奈何不唯勤俭之为尚也。

第二，自幼施教。首先，教子须早，少小不教，养成其恶。教育孩子同培育树苗一样，要自幼加以扶持和引导，使他们向着正确的方面发展。这也是我国古代家教理论中的一个明显倾向，即十分重视胎教和学前教育。《三字经·训古》在提到胎教时告诫人们：孕妇“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不出乱言，不食邪味，尝行忠孝友爱慈良之事，往往生子聪明，才智贤德过人”。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刘向在《胎教论》中便认识到胎儿会感应到母体内外的一些刺激，指出，产前孕妇身心卫生对胎儿的发育有着十分重要的生理影响。南北朝教育家颜之推指出：“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未出生进行胎教，不懂事时要适当劝诱，懂事之后则要用家长的威严和慈爱，使孩子在饮食行为和道德作风等方面都养成一个好习惯。据司马光《训子孙文》所记，一般是小孩一出生，就要开始慎择乳母，“必择良家妇人，稍温谨者”；小孩能吃饭时，就教他用右手；小孩能说话时，则教他说自己的名字及一般的问候语；更大一点时，懂些道理时，就教他如何恭敬长辈，“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

其次是礼仪。中国古人认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也。即只有利用礼仪规范才能有效地约束子女的自然行为，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礼仪得以产生的根源，如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而，中国古人非常强调对子女的礼仪教化，其内容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传，居宿于外，学书记，衣不帛襦裤，礼师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即是说，6岁的时候，教孩子识数和辨认方向。7岁的时候，男孩和女孩不同席而坐，不在一起吃饭。8岁的时候，教孩子出门、进门，以及就席吃饭，必须让长者在先而自己在后，开始教他们学会谦让。9岁的时候，教他们计算日期。10岁的时候，就要让男孩出外求学，住宿在外，学习写字和记事，不穿帛制的衣裤，遵循当初在家时学习的谦让之礼，每天都学习初级的礼仪，所向老师请教学习的，贵在简要而诚实。13岁，学习音乐，诵读诗篇，学习《勺》舞。到成童时候，学习《象》舞，并学习射箭、驾车。20岁举行冠礼，开始学习礼，可以穿皮和帛制的衣服，学习《大夏》舞，努力学习和实行孝敬老人和顺从长辈的道理，广博地学习而不可为师教人。可见，中国古人非常强调对子女的礼仪教养，内容涉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且非常具体。而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能从实践活动中逐渐培养出子女自由自觉的道德主体意识，如朱熹说：“盖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是必至于举天地万物之理而一以贯之，然后为知之至，而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至是而无所不尽其道焉。”（朱熹：《朱子文集大全》卷二十四，四部丛刊本）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礼仪教化就是要从这种实践活动中超拔出一种道德意识，从而使子女的道德行为由外在的强制转变成内在的自由自觉。

家训家诫主要是对家中后代自小进行训诫，为便于幼儿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家庭成员易于理解和接受，古人家训家诫基本上采取生活化、通俗化、可实践的语言，以增进亲子、兄弟姊妹、宗亲乡邻之间情感交流，在人伦日用中潜移默化地培育起与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西晋羊祜在《诫子书》中回忆自己从小所受家教：“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岁，便诲以《诗》《书》。”告诫子弟：“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闻人之过，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后动。”南宋朱熹也说：“我先人常训子弟云：男子有三紧，谓头紧、腰紧、脚紧。头谓头巾，未冠者总髻，腰谓以带束腰，脚谓鞋袜。此三者皆要紧束，不可宽慢。宽慢则身体放肆不端严，为人所轻贱矣。”就是从衣服冠履、行走坐卧、视听言动等细小之事做起，从小养成端正、严谨的形体、形态、习惯并内化为一种意识观念，奠定文明守礼、恭谨诚信的德行基础，成就积善之家百年不坠的名门望族。

第三，家族传承。家风实际上是一种经过历史积累而形成的精神尺度。家风的凝聚，常体现在一些祠堂的堂号上。每个家族往往选取本族中最杰出祖先的事迹，作为本族祠堂的堂号——如弘农杨氏家族的“四知堂”，江都卞氏家族的“忠贞堂”等。不少家族的行第谱本身也是家风的凝聚，如义门陈氏家族的行第谱“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就表明该族陈姓出自虞舜，为名门望族。家风还是家族的共识性的道德观念。无锡《锦树堂钱氏宗谱》所记载钱氏《家训》，可以概括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无论是堂号，还是行第谱，都凝聚着古人对杰出祖先的崇拜，凝聚着家族成员们对后代的美好期望。即便是不识字的族人，对家族的堂号和行第谱也可以烂熟于心，可谓用心良苦。《礼记·大学》所列“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者是为修身作准备，虽未必人人都能治国、平天下，而修身、齐家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践行家风，实践德行，即为实现人的志业而作的起码的准备，古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正源于此。在传统社会，家风往往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具体展开，因族群的生活环境及文化传统不同，侧重点会略有不同，但无外乎是教人向善、积极进取、勤劳节俭。在每一个具体的家族中，家风不仅仅是道德教化的口号，还是家族精神的体现，通过代代家族成员具体的行为践行和传承。有的历史人物，可能和这个家族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因为相同的姓氏，往往也被说成是本族的祖先。用祖先的荣耀和事迹，增强自身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凝聚所有的家族成员，使他们对姓氏家族本身产生认同。如地处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的“江南第一家”，也称“郑氏义门”的郑氏家族，历经宋、元、明三代300多年，同灶共食，人口最多达3000多人。元武宗旌表为“孝义门”；明朱元璋赐以“江南第一家”，御书“孝义家”赐之。之所以成为名留史册的名家，受到统治者的赐封旌表，因其以《郑氏规范》立家，全体家人遵循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以孝义立身、礼廉治家。再以《颜氏家训》为例，其在家庭伦理的阐述上系统丰富，非前朝所能比拟。书中要求子女要熟读儒家经典，做到通人伦之道而尽人伦之孝，即需“明《六经》之旨，涉百家之书”（《颜氏家训·勉学》）。还要求重名实，守节操，就是要求子女以自己的实力和名节为家庭争光，颜之推告诫子女要做到名实相符，若名实不符、表里不一、言行相违则会使自己和家庭蒙羞。颜之推虽然也告诫子女要养生惜生，但绝不可苟生，因为操守比生命更加重要，“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生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颜氏家训·养生》）。另外，《颜氏家训》还把经世致用、成为国家之栋梁作为培养子女的目标。颜化后人自觉践履祖训，出现了许多饱读诗书和高风亮节之人。

3．“家风”——人格成长的综合力量

第一，家风是核心价值观的微观体现，是家庭教育的全盘操练。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这种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并对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伦理观和道德观则体现出家风的外在表现，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以及待人接物的行动中，我们便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家风如何，良好的家风培育出的成员往往文明高雅、心地善良。进一步来说，家庭教育是对人的一生影响最深的一种教育，它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一个人人生目标的实现。而这种目标的实现往往需要一个人付出艰辛的努力，良好的家风可以为一个人的奋斗提供动力，可以使其在困难面前勇往直前，而不良的家风往往会导致一个人为了成功而走歪门邪路。家风是家中的先辈给后人树立的价值准则，一个人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从他的言谈举止之中便可得以窥见。这种无形的教育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代人，无论是孩子的心灵与性格还是成年人的思想与意识，都受到了家风这种无形力量的影响。因此，家风是一种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它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思维的每个方面都会打上家风的烙印。家风可以说就是家庭的信仰。家风传递道德理念、处世法则，即使稚儿在外，也能依家训不受外界所祸。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那么在生活、处世上就会有“法”可依，坚守内心。可以说，什么样的家风就会培育出什么样的后代。家风，是一种综合的教育力量，它是集思想、情感、态度、精神、情趣、生活习惯等多种成分为一体的综合体。家是每个人成长的第一空间，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烙有家风的印记。作为一种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家风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性格特征、道德素养、为人处世及生活习惯等。树立端正的家风，传承优秀的家规、家训和家风，是对民族文化的弘扬。我们要不忘家风，传承家风，这样就会广结善缘，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形成积极向上的进取动力，推动社会不断前进。

第二，家风是人生之基。其一，家庭是中国人个体成长最基本的文化原点。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素有重视家庭教育、家庭责任的传统。因此，从一个家庭中走出去的孩子虽然说“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每个人的个性特征都会有所不同，但那些后天养成的生活习惯、学习方式、待人接物乃至人生理想、道德规范、审美情趣、政治思想，都会表现出相当强的家族共性。其二，是家庭成员往往就是一个志同道合的战斗团队。在父亲、兄长的带领下，子弟们纷纷走向社会，闯荡世界，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由此形成了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团队。“家”与个人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文化认同，对于个体走向社会具有加油站的作用，帮助孩子们做好了和他人合作共事的心理准备，并有助于他们集体意识的形成。其三，家庭是每一个游子最温馨的精神港湾。中国人对于“家”的依恋、思念、感激，可以说是人生最基本的义务和发自内心的心理需求，因为家庭是个人走向社会的起点，也是个人在社会上拼搏的大后方和根据地。所以，一个中国人，无论走得多远，他都记挂着“家”，都会寻找机会常回家看看，当然，为自己的家庭增光添彩也是中国人十分普遍的人生愿望，这一思想认识也就很容易成为个人奋斗的一种动力。由于感恩家庭常常是和回报社会会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家庭和家族的兴旺，个人会尽最大的努力作出贡献，有时需要承担各种牺牲也会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生轨迹深刻体现了中华文化对于个人与家族、家族与国家的历史传统的内在逻辑，也充分展示了中国人对于家庭和国家的独特认知。

好家风培育出好公民好官员。家风是家庭历代传承教育教化的累积结果。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家庭教育的范畴内，言传身教历代传承，形成了一个大家庭的家风，也是一个家庭的门风，表现在家庭成员的气质人格上。好家风往往得益于系统的家训内容、家书流传。好家风更是实践的结果，这是家风高于家训的地方。家训是教人如何做，而家风是去做、长期做以及作出的结果，是一种软实力，对家庭成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说的就是家风传承的道理。鸟随兰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要跟有根基的人多交往，对没根基的人要多加小心。自家人和亲戚要与别人结亲，首先，要打听对方家风好不好、有无根基，对家风不好的、没有根基的，往往不考虑，即使他们当时地位显赫、威风八面、家藏万贯，也毫不动心，目的就是要筑牢人生的根基，避免走上邪路。有的人家，因为有根基、家风好，即使暂时受挫，也能很快改变困境。有人曾对一种现象百思不解：怎么搞的，解放前，俺们的日子没有他家过得好；解放了，翻身了，给他家定了个“坏成分”，也把他家压下去了，让他家几十年抬不起头来，但改革开放后，大家地位平等了，人家没几年就旺起来了，就连人家的后代也比俺家的有出息！横竖都比不过人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许多曾经受过不应有的歧视的人，一旦有了适宜的条件，就能迅速崛起；而那些曾怀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的人，却把其所谓的优势当成了包袱，难有什么起色，更不会创造什么奇迹。这种现象，确实很耐人寻味。这些年来，被查出的贪官不少，有些人甚至有相当高的级别，官至“地厅”、“省部”甚至更高，如果考察一下他们的家庭和履历就会发现：其中许多人出身农家，曾经过过贫寒的生活，小时候也吃了不少苦，有的人甚至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连探亲的路费都拿不出，但他们或借助某些外在的优势，或碰到了历史机遇，或靠自己的勤奋刻苦改变了命运，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按说，他们不应该忘本，但他们没有那样的境界，没有上文所说的根基，没有受到良好的家教，也没有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做人没有操守，处事没有原则，行为没有底线，所以一旦得势便得意忘形、忘乎所以，也经不起金钱、美色之类的诱惑，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私人的工具，结果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而且给党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有人感叹：人跟人的差距咋那么大呢？为什么小时候大家都差不多，长大后竟会有天壤之别？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追求和走向？根基、家风往往在人们看不见、摸不着时发挥了作用。一个信念，一个操守，就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如果说家教是人的心灵鸡汤的话，那么，家风就是人的安身立命之基。当然，家风的作用不是无限的，更不是决定一切的，正所谓“龙生九子各有所好”，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所走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一个家庭如果子女众多的话，还是可以从多数人身上看出大致的价值取向，而个别人的偏离恰恰说明家风影响的缺失。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家庭，很难诞生国家的栋梁之材；一个勤俭持家、耕读传家的家庭，也不大可能出现横行霸道、危害一方的败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家风的重要性。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家风，不仅会影响后代，而且会在后代身上得到回报。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培植良好的家风、继承良好的家风、弘扬良好的家风，仍然很重要，并没有也永远不会过时。这不仅对个人、对家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反腐倡廉、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都有意义。

第三，文化传承的基本链条。人是一种文化存在，人类历史是一种文化的历史。人类之所以超出其他动物，一是由于有发达的大脑；二是由于有文化，以及文化对基因发生的诱变作用。家风是文化在家庭中的体现，是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满足家庭成员可持续成长与发展的精神需求，并实际引领这种需求的意识存在。它使家庭成员能从中寻找到精神归属感，使家庭文化得以延续。与众多文化相同，家风的核心是价值取向，并以价值为焦点向各个方向弥散开来，是常态家庭重要的文化资源。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代际之间传播家风就成为家教，对家教进行文字的提炼就成为家训。所以，家教和家训都是家庭文化的一种传播方式，也是在家庭内部发生的文化过程。同时，“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步形成的被家庭、家族成员认可并共同遵循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思想作风、审美观点、价值取向、精神追求等方面的总和，也就是文化教化的结果。“家风”不是物质层面的东西，跟家庭以及家族的贫穷与富有、社会地位高低没有关系。不论贫穷与富有，也不论社会地位高低、贵贱，都有自己特定的家风。有的家庭、家族的家风用文字记载了下来，即所谓的“家训”、“家范”，绝大多数家庭、家族的家风则是通过口耳相传延续下来。“家风”是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还可称为“家庭文化”。作为“文化”现象，“家风”跟生物一样，是可以“遗传”的，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一代一代不间断地传递、延续，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特定的风俗、习惯、作风。“家风”对于家庭、家族成员发展和家庭、家族的社会形象意义十分重大。“家风”对家庭成员来说，就好比物理学中的“磁场”，每个成员生活在其中，其思想行为必定会受到“磁力”的制约。人们长期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家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必然会不知不觉地受到家风的影响和熏陶，其言行举止，必定要带有这个家庭家风的特征，自觉不自觉地朝着家庭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特别对家庭中可塑性很强的年幼一代的成长、发展，家风甚至能够起到“形塑”的作用。良好的家风可以使家人朝积极的方向发展，不良的家风会引导家人走向歧路。“家风”好不好，对外，决定着一个家庭树立什么样的社会形象，决定能不能获得积极的社会评价、社会威望和社会的尊重，也就是能不能赢得积极的口碑和广泛的人脉，预示着家庭、家族未来的兴衰，事关重大。家庭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息息相通。“家风”好不好不单纯是家庭的私事，也直接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建设。家风好，会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家风不好，会给社会风气造成污染。

中国古人十分注重“正本”、“慎始”，强调“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并试图从男女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实现这一目标，因为父母本人及其家族的血缘族姓关系、品格操行、胎孕情况这些都是子孙成长发展之本。在中国数千年家风内容的组成中，“慈幼”是最基础的部分，简而言之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爱护幼儿意识。慈幼在中国古代即实现了由家庭观念转变为社会习俗和国家制度的过程，中国历代政府常将慈幼观念见诸政策和法令，春秋战国时期甚至将慈幼与王霸基业密切联系起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家风的其他基本组成包括俭朴，强调勤俭为本；自立，如“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自律，如“戒多言”、“与善人居”、“慎交游”；立志，如“志不立则智不达”；还有忠厚等。从另一方面来说，家风又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亚文化，以家庭为纽带促进个体文化，并使个体的精神世界与外在的既有文化融为一体，培养完美的人格。家风与社会主流文化有所不同，又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是整个社会文化谱系的组成成分。在一个良性社会里，政风、学风、民风、家风是相互影响的，端正家风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我们流淌着祖先的血液，承载着祖先的基因，享有着祖先的姓氏，祖先能成就的德行，我们是否可以重现并延续下去？每个人必当扪心自问。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家庭及家庭教育，中国文明能够绵延不绝、一以贯之，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家庭观念的支撑与支持。当我们在背诵、认同、实践祖上传下来的家训时，也就意味着当时家族所规定的思想和道德有了生命，秩序和文化在民间实现了最可靠的传承。古往今来，家风就像各种风俗一样在中国大地得到不断的传承。明代郑板桥所言“咬完几句有用书，可充饮食；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便是古代名人志士的持家之道，也为我们现代人在对待家风方面提供了榜样。放眼现在社会，习家“家风”：勤俭节约，讲情义。毛家“家风”：低调做人、清廉。陈云家风：身教重于言教。由此可见，家风祖训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退化，相反，作为一种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家风只会历久弥新，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指引着后代人前行，为世间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家风不仅仅存在于领导者家中，在寻常百姓眼中，家风更是一个家庭必不可少的文化，家风存在于每一个家庭之中，无论富贵与平凡，家风都会以其独特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中的每一个人。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政风清。家风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在现代社会积淀、传承和弘扬，在社会发挥着示范引领的效用，从而悄无声息地凝聚起社会的共识和核心价值。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所信仰的那些真善美，所坚守的那些道德，所珍爱的那些传统，所追求的那些理想，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正是这样不同的、相同的家风共同地组合起来，才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最珍贵的情感基础和最坚实的发展动力。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训、家规、家教、家风是社会风气和公民道德的源头。建设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好家风是无价的传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