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历史贡献的当代意义
【作者简介】李士坤，1939年12月出生，江苏建湖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留校工作至今。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多年来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两次获北京大学教师教学优秀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0年以来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论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两种对立的社会自由观》等；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共产党宣言〉讲解》、《哲学》（合著）、《现代西方人论》（合著）、《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通信研究》（合著）、《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小康中国新战略》等。
本文所说的邓小平的历史贡献主要是指：他晚年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为中国走向世界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 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
早在1956年，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我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历来反对从书本出发，反对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个别论断和词句，而是主张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实际相结合。他认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时期，我们要自觉地去实行这第二次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这时是清醒的、谨慎的，他敏锐地察觉斯大林晚年的错误以及由于这些错误而造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失误，明确提出不能重复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走过的弯路，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在那时，既然不能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世界上又没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借鉴，就只有靠自己去探索。
应当承认，探索的初始阶段是健康的，也是有成就的。这集中反映在毛泽东的两部著作，即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19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反映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路线及其政治报告中。这一点历来为研究者们所公认。
然而，就在这以后，我们党及其领导核心便时常离开“正确”（借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正确”二字），走上了一条越来越不“正确”的道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历时20年。这20年是我们党不断犯错误的20年，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屡遭挫折的20年。尽管这期间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如苏联共产党的变化，波匈事件、苏联逼债、三年自然灾害等，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核心负有重大责任，这是不容讳言和否认的。但问题也还有另外一面，这20年并非一无是处，错误也不是全部，公允地说，这20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艰难中发展着，在曲折中前进着，仍然取得了不少伟大的成就。我们只能说，如果没有这些错误和曲折，中国的面貌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取得的成就会更加伟大。
当然，历史是不容后悔的。今天我们重提这一段历史，既不是为了泄愤，谴责前人；更不是为了清算过去的错误以彰显现在的正确。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认识，比起前人所犯的这些错误，我们的后人对我们所可能出现的错误的批判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现在，我们才比较清楚，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条件下，一个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国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20年中所出现的这些错误和曲折，它表明我们党及其领导核心在社会主义建设这条从未有人走过的崎岖山路上的摸索和攀登中，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付出的代价。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由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已被人们所使用，但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形态是从马克思开始。19世纪初期，马克思、恩格斯也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过这两个概念。他们有时把社会主义看得比共产主义重要，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比对共产主义重视得多；到了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由于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一词运用得太多太乱，他们在《宣言》中宁愿用“共产主义”而不用“社会主义”。在以后的运用中，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或作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他们常常交替地使用这两个概念。真正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并明确地把它分为两个阶段，是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写道：“我们这里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马克思把这一阶段的社会叫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实行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把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叫作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他写道：“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亲自经历过巴黎公社革命外，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世界上真正建立；列宁虽然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并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但时间很短。可以这样说，列宁成功地解决了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但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列宁也没有解决。斯大林、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曾取得过巨大成就，但同时也犯过许多严重错误。总之，他们都没有能够解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历史课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斯大林和毛泽东而言，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是他们不清楚：在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所面临的社会不仅不是“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就连完全意义上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应当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在这样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像俄国特别是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国度，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在较短的时期内是很难达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水平的。20世纪30年代中叶，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宣布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这本身并无不可。问题在于究竟应怎样看待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呢？它不仅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而且是从一个生产力落后、极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是经过长期内战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斯大林不顾当时的实际国情，迫不及待地实行公有制，采取过激的手段想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消灭旧社会的一切残余，到1939年就提出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人为地要把这样的社会尽早地推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我国，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就曾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种超阶段的思想在遭到严重挫折后才有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到了1960年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宝贵的进步。遗憾的是这个进步未能坚持下去，激进的、超越阶段的思想一直未能得到根本的克服，这是我国从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完成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左”的思潮绵延不绝且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现在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农业大国，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当时国内外环境和条件下，虽然只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当时是盲目的。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近20年的时间内，尽管也取得了不少建设成就，但总的说来，未能解决在一个社会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历史性课题。
邓小平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重大社会实践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从自己亲身经历中深切地感到，长期以来，我们天天讲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建设，其实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真实地认识我国的国情，真实地认识我国社会发展的水平，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实际结合起来。因此，他首先提出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他确立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
第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长期的历史过程。1979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长期性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从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分析得来的。他认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看到中国的两个重要的、基本的特点：第一个是底子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第二个是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正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然要分阶段地进行。这就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可超越。邓小平针对我国具体情况重申历史发展的客观阶段不能任意超越。所谓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超越就是强调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屡改屡犯的错误就是总想跳过或用法令取消社会发展的阶段。邓小平根据以往的教训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尤其可贵的是，他带领全党逐步认识到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会上制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写道：“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第三，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早在1984年，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构想时，明确提出我们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是对这条道路的具体阐述和运用。198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邓小平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便走上了正轨，各项事业都能较为顺利地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尤其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连续十几年的GDP超过10%的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成就的取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时曾经说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今天我们也可以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卓越的领导，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至今很可能还在黑暗中徘徊。
二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第一，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生产力；第二，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第三，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力量；第四，高度民主的社会和高度文明的人民。总的要求就是把中国建成为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到那时中华民族将以光鲜的姿态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在这四条中，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是根本，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考察和解决当今世界及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全面地、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本文着重研究邓小平及其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和贡献。应当承认，邓小平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也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研究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之所以着重研究邓小平在唯物史观方面的巨大贡献，是因为唯物史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论基础。
邓小平的一生中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度过的，而中国又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非常贫穷的国家，所以，对于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邓小平的认识比那些生产力发达国家的领导人要直接、深刻得多。这是他能在生产力问题上丰富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作出新的贡献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新突破
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且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要尽快发展生产力，这一点如前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注意到了，有过很多论述。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两点，一是发展生产力，尽快增加社会产品总量，为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创造条件；二是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被束缚的生产力解放了出来，从而使之获得迅速的发展。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并取得胜利，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没有关于生产力落后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重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列宁跟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他是在一个落后的贫穷的俄国亲自领导了十月革命并取得了胜利，他在十月革命后特别强调发展生产力，直接的、更重要的意义还不是为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准备条件，而是为了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他指出：我们不应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他号召“大家都去做经济工作吧！资本家将同你们在一起，外国资本家，即承租人和租借人，也将同你们在一起，他们将从你们那里攫取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们将在你们那里大发横财。就让他们发财吧，但你们要跟他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但有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意识到，列宁也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社会主义存在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会不会起束缚的作用？如果起束缚作用，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如果说列宁只是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很短暂的时期，他还没有来得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有近30年的时间，他是有条件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斯大林没有解决。1938年，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巩固的。”直到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他才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问题。他说：“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错误的……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之所以落后于生产力乃是因为生产关系公有程度（指集团的即集体农庄的所有制）不够高，因此，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制——也是逐渐的——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1957年夏天，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发表，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它们之间的相互适应是主要的，不适应的一面是次要的。解决不适应的办法是调整生产关系，扩大它的公有的成分。这样始有1958年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到1960年，在严重挫折面前虽然作了调整，但根本思想认识没有改变。
以上叙述表明，从斯大林到毛泽东，甚至可以追溯到列宁，他们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一个被束缚的问题，同样存在一个要解放的问题。束缚生产力的提法只能与社会主义以外的其他社会形态相联系，给人的印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始终是适合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否则就是抹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和他自己的亲身体验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个思想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和贡献。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会出现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对于这种经济体制就要进行改革，把被它束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把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束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同样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这个思想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应当贯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但他同时又是一位科学家。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所以，他在一生中都非常关注科学。恩格斯说：“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关于科学和知识同生产力的关系，马克思也有很多论述，他说：“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知识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他非常明确，生产力和科学是不可分的，“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邓小平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成果和突飞猛进的时代，其中有许多成果在一百多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因此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关系的认识既继承了马克思，又发展了马克思。一方面，他重申了马克思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紧密结合的观点，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下，他主张一定要用新的思想去对待马克思主义。他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代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他对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深刻思考，使他认识到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再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已经不够了。他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以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而且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和超前性。就是说，“第一”的根本含义是指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和超前性。突破性集中表现在科学技术能开辟新的更为宽广的领域，这在生产力的一般发展中是不具备的。邓小平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对生产力带来的发展是生产力自身的正常发展无可比拟的。科学技术的超前性更是显而易见，现在看来，没有先进的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要拥有先进的现代化的生产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不仅对于发展生产力是重要的，对于建设现代化国防更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这是显而易见的，兹不赘述。
（三）提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标准，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这在邓小平以前经典作家就有过论述。但理论上懂得这个标准是一回事，在实践中能否坚持这个标准是另一回事。从我国的实践来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在一个长时期内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从1957年起，我们的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现在看来，当时的悲剧还不在于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更在于对这种忽视毫无认识，甚至还以陶醉于这种忽视之中而自诩。这样就导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非常困难的情况，使得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正是这种惨痛的教训，使得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树立起生产力标准这面旗帜。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就明确指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这里虽未出现生产力标准这个明确的提法，但已经把生产力标准的内容包含在其中了。正式提出这个标准的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写道：“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又重申了这个思想，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邓小平提出这个标准是基于中国的现实和实践，随着改革开放实际的进一步深入，他对生产力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1983年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到1992年，历时十年，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邓小平把生产力标准扩展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他指出：改革开放以及姓“资”还是姓“社”这些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这段话是针对当时具体情况讲的，其实具有普遍意义，“三个有利于”已经成了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好坏、是非得失的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是邓小平关于生产力理论的升华，也是这个理论的归宿。无论是解放生产力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个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它不仅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性力量的原理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大约经过近十年的实践，到了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作为一种理论可以说基本形成，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是邓小平的首创，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理论的新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理论基础。
三 坚持对外开放，为中国全面走向世界提供理论支持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19世纪中叶，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就以惊人的洞察力揭示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他们认为随着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
在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已经并越来越是开放的世界。所谓开放的世界是说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越来越不可避免，越来越全面、深刻；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越来越成为整个世界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它的历史越来越融入世界史；别国的产品或它自己的产品都不再是独立的，而是都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
以上这种状况是不可遏止的，并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加快其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讲的不仅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包括“后资本主义”社会，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因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自发发展起来的分工方才能彻底消灭。一方面，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史，这是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又必将导致共产主义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二）引导中国自觉走世界历史必由之路
第一，邓小平运用历史是世界史的观点考察当今世界国家发展的问题。马克思关于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史的思想虽然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提出了，然而被自觉地运用于人们的实践并非易事，150年中，那些闭关自守的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是自己起来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都是被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把国门轰开的。这些被侵略的民族和国家是落后的，落后就要挨打。但其之所以落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适时地实行开放政策，没有及时地走向世界。回顾“文化大革命”前的二十多年，我国虽有所发展，但发展是缓慢的，有时甚至停滞不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闭关自守。那时的闭关锁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是主要的；但是到了后来，害怕对外开放把资本主义的东西放进来，成了对外开放的主要障碍，“文化大革命”更是达到了极点。邓小平总结历史的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训，深刻地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
第二，邓小平指出，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当今的世界，物质、技术、资金等的流动已经完全超出了国界，这种全球性的交往和流通，必然要把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卷入进来。这个事实，一方面，使得一个社会或国家完全独立于世界之外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只有积极主动地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才能使自己的国家有效地、有益地融入整个世界史中。所谓有效是说一定要根据每一个国家自己的实际，采取适当的对外方针；所谓有益是说每一个国家必须在对外交往中吸取别国最新的、自己短缺的成果，用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说，对外开放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发展，不存在什么无条件的“相加效应规律”。因为事实很清楚，在当今全球化的运动中，得益最多、最大的还是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会把自己的先进成果首先应用到别的国家。
（三）开放则兴，封闭则衰
历史成为世界史的趋势一旦出现，一个民族或国家不是在投入这股大潮中走向繁荣，便是在力图隔绝于这个大潮之外而走向衰落。对此马克思曾有精辟的论述。他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写道：“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不幸被马克思言中。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历史教训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在明成祖时代还是开放的，那时中国是发达兴旺的；自明朝中叶以后到鸦片战争时期，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提出：“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这就是说，只有对外开放，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闭关自守只能使国家衰落。
（四）对外开放的实质是借鉴别人发展自己
对外开放并不是把国门打开，让别国的污泥浊水统统涌进来。马克思关于历史是世界历史的理论的本义也绝非如此，而是说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潮流面前，每一个国家应自觉主动地投入到大潮中去，学习别国的长处，克服自己的不足。因此，对外开放的实质是借鉴别人，发展自己。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需要学习和吸收别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一切有利于我国发展的经验。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已经经历了几百年，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性的成就。社会主义，特别是像我国这样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才能使自己获得迅速发展，最终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因此，对外开放从根本上讲就是借鉴、学习、吸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通过这种学习和吸收，使自己更好更快地发展起来。这就是当今中国融入世界的根本目的，也是对外开放的实质。
总之，邓小平面对迅速发展着的、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史的理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全面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今年是邓小平诞生110周年，逝世17周年。斯人已去，但他的历史贡献、人格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我们要继续努力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和坚持，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推向更高阶段。我想这就是我们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