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普列汉诺夫与唯物史观

第三章 普列汉诺夫论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

普列汉诺夫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的头一个突出贡献，是他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唯物史观同以往历史观的原则区别和思想联系，具体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他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是很有深度和颇具特色的，并以其丰硕的理论成果丰富了唯物主义发展史和唯物史观的内容。贯穿于普列汉诺夫全部研究工作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尤显光彩，至今仍给人们以启迪。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唯物史观的创立也不例外。

诚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既有一般唯物主义的传统，又有辩证法的传统，而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唯心主义则占着完全的统治地位。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历史观领域里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果，没有任何与唯物史观接近的观点或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写道：“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普列汉诺夫系统地发挥了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具体地论证了唯物史观产生的必然性。他反复强调，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事实上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观念发展的产物。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包括了以前的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普列汉诺夫指出：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应该记住，直接先行于马克思而出现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已经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他在《唯物主义史论丛》《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黑格尔逝世60周年》《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卡·马克思的哲学观和社会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序言》《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维·格·别林斯基》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系列著作中，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观、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和黑格尔的历史观所做的系统考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做了广泛的历史分析与比较的基础上。普列汉诺夫指出，唯物史观的创立，既是对以往历史观领域中那些有价值的思想的批判继承，又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 “最伟大的革命”。

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考察，就其系统性、具体性和深刻性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屈指可数的。这是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留下的一份珍贵遗产。

但是，长期以来，普列汉诺夫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这是一件憾事。鉴于此种情况，就更有必要着重地对他在这一问题上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做一番介绍和探讨。

一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

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考察，首先追溯到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虽然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理论联系，但是它同以往以“天意”为历史发展动力和社会命运主宰的神学历史观相比，是很大的进步，同时对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普列汉诺夫十分重视对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他要求哲学家们要像说明和批判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自然观那样，也对他们的历史观作出说明和批判。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是战斗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他们在冲击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高举战斗唯物主义的大旗，对宗教神学和哲学唯心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场斗争，成了即将到来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

在历史观方面，法国唯物主义者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因，曾经做过有益的探讨。他们提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样一个无论在当时和后来都颇有影响的重要命题。

法国唯物主义者从彻底的感觉主义出发，把人的全部心理活动看做是感觉的变形，认为人的一切感觉、表象、观念和思想都是周围环境的产物，是周围环境对他们发生作用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人及其一切观念都是由周围环境造成的。所谓环境，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环境。法国唯物主义者所说的造成人的特性和意见的环境，主要指的是社会环境而不是自然环境。他们认为，人最初是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的。每一个人的智力和情感生来本没有什么差别，刚刚离开母体的婴儿，在打开生活门户之际是毫无感情的，他们在摇篮里决无骄傲、悭吝、妒忌、野心、尊严、荣誉之感。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感情、思想、品德、才能等千差万别甚至相距甚远呢？他们认为这是由周围社会环境造成的。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便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思想、情感、才能和品德。

普列汉诺夫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者所提出的“人是环境的产物”的命题极为重视。他不仅认为这一命题包含着作为科学历史观萌芽的唯物主义因素，而且指出这一观点“乃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许多革新要求的主要理论基础”。因为按照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自然界是不会使人变善或变恶的，决定人们善或恶的是周围的社会环境。既然人依赖于社会环境，人的全部性格和思想都是为社会环境决定的，那么人的缺点也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要改变人的缺点，就必须首先改变造成人的缺点的社会环境。具体地说，在法国唯物主义者看来，要想改变当时法国社会中人们身上存在的愚昧、落后、专制、残暴等违反理性原则的种种缺点，就必须首先改变造成这些缺点的封建专制制度。这样，法国唯物主义者便从“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命题出发，得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的革命的结论。

普列汉诺夫指出，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的这个命题，在历史观的发展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任何人的思想都是为他的周围环境所决定的，那么人们思想的发展也就必然为社会环境的发展亦即被社会关系的历史所决定。假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能从“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观点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就应该从研究人的观念的历史，转到研究社会环境的历史、社会关系的历史，进而转到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但正是在这里，他们停步不前了。“法国唯物主义者接近了这个任务，然而非但没有能够解决它，而且甚至没有能够正确地提出来。”

“人是环境的产物”，但决定人及其意见的社会环境是什么呢？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主要是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政治制度。例如，爱尔维修说：“造成各民族的不幸的，并不是人们的卑劣、邪恶和不正，而是他们的法律不完善。”“法律造成一切。”这样，法律和政治制度就被他们夸大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可是，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认为这取决于人的“理性”。有好的理性就有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这里，人们的理性又被他们看做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但好的理性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们说是教育的结果。只有教育才能帮助人们克服愚昧、偏见、无知、轻信、惊慌失措等。在法国唯物主义者看来，道德和政治灾难的根源是人们的愚昧无知，而愚昧无知又是缺乏教育的结果。他们认为如果民众是凶恶的，那是因为他们无知；如果他们的政府是愚蠢的，那是因为他们不善于发现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真正原则；如果民众进行的革命没有根除道德的和社会的罪恶，那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识；如果无知、迷惘、偏见等妨碍了人们去发现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真正原则，那显然是错误意见支配了世界。因为不论无知、迷惘和偏见都不过是错误的意见。那么，怎样才能清除无知、迷惘、偏见之类的错误意见呢？要依靠教育。他们认为只有进行完善的道德教育，改善人们的理性，国家才能改善自己的政体和法律。爱尔维修把教育看做是社会影响的全部总和，认为人完全依赖于教育。这样，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历史的动力就成了知识和教育，或者如他们自己所说是教育的发展和普及。这就是他们提出的“教育万能”的主张。而法律、理性、教育等，通通都属于社会意识亦即人们的“意见”范围之内，所以不论是法国唯物主义者所主张的法律决定一切，还是理性或教育决定一切，实质上都是“意见”决定一切。于是，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便提出了一个同“人是环境的产物”完全相反的命题，即“意见支配世界”。这显然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

普列汉诺夫指出，这样一来，法国唯物主义者就陷入了如下二律背反：一方面说人及其意见是环境的产物（即“人是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又说环境及其一切属性又是意见的产物（即“意见支配世界”）。犹如“陆在鲸上，鲸在水上，水在陆上”，法国唯物主义者在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中转来转去，大兜其圈子。而只要这个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不可能对人类的思想史和社会形态史有正确的了解，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科学。

究竟是环境决定人的观念、意见呢，还是人的观念、意见决定环境呢？这是必须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法国唯物主义者为了从上述二律背反中解脱出来，便不得不求助于“伟人”“天才”。爱尔维修说：“必须有天才，才能用好法律代替坏法律。”“一些伟大的君主在那里召唤天才，天才则召唤幸福。”这样，法国唯物主义者又从“意见支配世界”的观点进而得出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结论。由此可见，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历史观领域中最终还是背叛了他们自己在自然观方面所坚持的唯物主义原则，又回到了被他们自己所批判过的唯心主义立场。这正是旧唯物主义不彻底性的集中表现。列宁在分析法国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时指出了它的这种不彻底性，说它“‘上半截’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保持着唯心主义，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则说：“唯心主义在18世纪的一切历史学说中的统治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连当时的唯物主义者，在他们的历史观上也是极纯粹的唯心主义者。”

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历史观领域中为什么会陷入上述无法解决的矛盾而走向唯心主义呢？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辩证法。他指出，同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一样，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一个无可争辩的软弱的方面，是几乎完全没有任何进化观念；虽然狄德罗等人每每有一些可以为近代伟大的进化论者增光的天才见解，但是这些见解与他们的学说的本质并无联系，只不过是些例外。他说，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除了少数很不重要的例外之外，都没有发展观点，无论是他们对自然界的看法还是对人类历史的看法，“都有着这个根本的缺点”。正因为他们不懂得辩证法，所以他们无法弄清楚究竟是“意见”或“公共意见”造成“社会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造成“意见”或“公共意见”。对于不懂得辩证法的人来说，回答这个问题自然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不懂得辩证法的确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一个极大弱点，它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也正表现在这里。然而，普列汉诺夫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的原因所做的分析是不够全面的，主要表现在他没有充分注意到法国哲学家在实践观点上的错误。事实上，法国唯物主义者之所以会在历史观方面陷入唯心主义，除了他们不懂得辩证法以外，还由于他们不了解社会实践的作用。这两个缺点是联系在一起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们的社会实践乃是人们的意见同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桥梁。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把人们的意见同周围环境联系起来，也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二者才能得到辩证的统一。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由于不懂得社会实践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作用，因而就必然把人的意见同周围环境绝对地对立起来，没法弄清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于社会之上。他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这里，马克思批评的那种唯物主义学说，就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断，深刻地揭露了旧唯物主义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和不了解社会实践的作用而陷入了形而上学机械论和历史唯心主义。普列汉诺夫在分析法国唯物主义者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原因时，只强调了他们不懂辩证法的一面，而对于他们不了解社会实践的作用这一错误有所忽视，这显然是一个缺陷。

普列汉诺夫在评价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这两个命题时曾经指出，这两个命题都有其相对合理的一面。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环境对于人及其意见确有决定作用。人们的意见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是这样的，而在另一个时代又是另一个样子，为什么相互对立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会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这个问题从意见本身是无法说明的，只有用社会环境来解释。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是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人们的意见又确乎对于人们改造周围环境的活动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它可以支配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也未尝不可以说“意见支配世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错误不在于他们看到了环境对于人的意见的决定作用和人的意见对周围环境的支配作用，而在于他们把这两个命题绝对地对立起来。当他们论证“人是环境的产物”时，片面地认为环境就是一切，忽视和抹杀了人的意见对环境的作用，忽视和抹杀了人的能动作用；当他们论证“意见支配世界”时，又极端地夸大了意见的作用，宣布社会环境决定于人们的意见，意见是社会环境的变迁的最后动因。这样一来，他们便深深地陷入了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

普列汉诺夫揭露了法国唯物主义者历史观中的上述二律背反，但并没有对它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公正地指出法国唯物主义者历史哲学中的这一矛盾，在历史观的发展史上曾有过一定的积极影响。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人类认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出现。一类矛盾毫无积极意义，而另一类矛盾则不仅不会窒息人们的思想，不仅不阻滞它的发展，反而会推动人们的思想前进。他说这类矛盾对于推动人们思想向前发展，有时表现得那样有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最严整的理论还要有效”，正如黑格尔所说，“矛盾引导前进”。在普列汉诺夫看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矛盾正是属于这类矛盾”。这就是说，尽管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历史观方面陷入了唯心主义，但他们所提出的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后人是颇有启发的。

在人的意见和社会环境之间，无疑存在着相互作用。但是，对社会生活的科学研究却不能仅仅停留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上，因为承认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还远远不能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因。所以，普列汉诺夫说：为了弄清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因，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应该要超越于互相作用的观点之上，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发现那决定社会环境发展和意见发展的因素。19世纪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在发现这个因素”。

普列汉诺夫注意到了在法国唯物主义者当中，有人曾经试图发现那个既决定社会环境，又决定人的意见的因素。此人就是爱尔维修。爱尔维修认为知识的发展是服从于某种规律的，因而他断定存在着某种知识所依赖的隐蔽的未知因素，它决定着人类社会和智慧的发展。这种隐蔽的未知因素究竟是什么呢？他说是人类的肉体“需要”。普列汉诺夫指出，爱尔维修的这个“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找到那个既决定人的意见、智慧，又决定社会环境的因素。同样是“需要”，人和动物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动物不生产，它们只是占有自然界所生产的各种东西来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而人却通过劳动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同时，人类的需要又是不断变化的，这种情形，从需要本身显然无法得到解释。所以普列汉诺夫指出：“严格说来，应当考察的并不是人的需要，而是满足这些需要所采取的手段和途径。”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和途径”不是别的，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

尽管爱尔维修的上述尝试归于失败，但普列汉诺夫对他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极有兴味的至今尚未得到充分估价的尝试”却给以应有的肯定。他指出这个尝试启迪着后人的思想，它“宛如一个给那些愿意继续法国唯物主义者事业的下世纪的思想家们的遗嘱”。

法国唯物主义者所说的意见支配世界，实际上是指人的理性支配世界。普列汉诺夫指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诉诸“理性”，把人的“理性”看做历史运动的最后原因，但是，正是这个抽象的“理性”，由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骚乱”而破灭了。法国大革命的现实向人们表明：人类的历史运动服从于当时他们自己所不知道的但又无法抗拒的某些隐蔽的力量的作用。每当理性的力量同这些隐蔽的力量发生矛盾时，它就被无情地摧毁。在这些力量的面前，理性的灵光黯然失色了。于是，研究与探索这些隐蔽力量，寻找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便成了19世纪思想家们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

继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考察之后，普列汉诺夫又对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明确指出，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历史观领域里提出了一些包含唯物主义思想的见解，这些见解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材料。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之一。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反映了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丑恶现象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反映了他们要求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和向往美好未来的愿望。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些伟大的空想主义者都是一些很有天才的人物，“他们向前推进了当时完全站在空想主义观点上的社会科学”。

在历史观方面，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继承了法国唯物主义者“意见支配世界”的原则。他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总的说来也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普列汉诺夫看到了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从法国哲学家那里继承的历史理论有时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发现了他们想摆脱其法国前辈们的唯心主义观点的狭窄圈子和想立足于更现实的基础上的意图。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反映了他们在历史观方面的明显进步；这个矛盾，在他们关于社会历史问题的一些论断中经常表现出来：一些在唯物主义意义上解释的事实，忽然得到了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说明；反之，在一些唯心主义的解释中又经常夹杂着唯物主义的说法。

在考察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观时，普列汉诺夫着重解剖了它的杰出代表圣西门的历史理论。他指出，圣西门的历史观在以下三个方面比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有所前进。

（一）圣西门承认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性可循的。他曾经试图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社会科学的基础。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可能而且应当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科学。他把这种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社会科学称做“社会物理学”。

怎样才能建立起这样的社会科学呢？圣西门认为，要建立这样的社会科学，必须使它具备科学的基础，这就应当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揭示这些规律。那么，怎样才能发现历史运动的规律呢？他说，要发现历史的规律就必须了解人类的过去。为此，圣西门研究了自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西欧历史。

普列汉诺夫认为，同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相比，圣西门关于人类历史具有客观规律性的观点是一大进步。他说：“法国启蒙学者，常常把人类历史看做是或多或少幸福地造成的偶然性，而圣西门首先在历史中找寻规律性。”普列汉诺夫还看到了圣西门的这一观点对后世产生的重大影响。他说，圣西门肯定社会历史有客观规律可循的思想，是“如何新颖和广大”，以至于使他的学生梯叶里能够在法国史的研究上几乎完成了“整个的革命”。

（二）圣西门在历史研究中接触到了所有制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决定作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认为政府的形式不是本质，确立所有制才是问题的本质。这种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圣西门说的所有制实际上指的是社会财产关系。

为什么社会财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圣西门说，答案应该到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去找。他指出，15世纪以前的欧洲，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贵族占有土地，在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因而也就掌握着政权。后来，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在经济上占据了支配的地位，于是，他们就要求把政权从贵族手中夺取过来。普列汉诺夫对圣西门的这一观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圣西门这种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的观点，比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显然要高明得多。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写道：“应该指出，圣西门较之他同时代的历史专家更深地探究了欧洲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力。”“假如梯叶里、米涅及基佐都指出了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那么，圣西门首先异常鲜明地照明了新欧洲这些关系的历史。”普列汉诺夫指出，圣西门这一思想的逻辑发展，本来应该引导他得出生产的规律实质上是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结论，然而正是在这里，他止步了。“有些地方他似乎接近着这个思想，可是只是有些地方，只是接近。”然而却始终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三）圣西门还看到了阶级斗争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肯定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圣西门认为，15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是厂主反对封建贵族的长期斗争的历史，而厂主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两个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法国大革命不过是这个斗争的“插曲”。对于圣西门的这个观点，普列汉诺夫极为欣赏。他说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阶级斗争在西欧社会现代历史中的作用，投射了极其明亮的光芒，从而为科学地说明社会现象作了准备”。圣西门还进一步指出，法国大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也是无产阶级同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恩格斯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

普列汉诺夫考察了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历史观领域中的上述贡献之后指出，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圣西门等人的历史理论比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已经前进得很远了。在他们那里，不是什么“意见支配世界”，而是社会利益，更确切地说是阶级的利益和这些利益的对立所引起的社会斗争支配着世界，决定着历史的进程。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相比，这当然是相当大的进步。

在充分肯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历史观方面的进步和贡献的同时，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了他们的局限性。他说，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摆脱唯心史观的束缚，因而“他们没有想进一步研究那些在解释历史时的唯物主义因素，这些因素在他们的学说中无疑是很多的”。圣西门等人虽然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性，也看到了财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对于社会生活和历史运动的重要作用，然而在他们那里，社会进步的基础并不是社会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而是理性和理性的进步。在圣西门看来，研究人类历史就是要研究“人类理性进化的整个历史”。既然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那么具有高度理性的人也就必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的作用。他们确信“社会的命运决定于社会成员对某个改革家提出的社会改组计划的‘意见’，即决定于他们的看法”。例如圣西门就认为法国居民虽然是一种物质力量，但是他们只有依靠有天才的人才能使社会关系得到改造。空想社会主义者既然把人类社会今后的全部历史和社会进步归结为宣传和实行他们所提出的社会改革计划，那么他们就必然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他们不仅不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决定人们的思想过程，相反，却把人们的思想过程看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因。这样，他们便重复了法国唯物主义者“意见支配世界”的错误，深深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普列汉诺夫指出，乍一看来，说圣西门的历史观是纯粹的唯心主义似乎很难理解，因为他的确承认人们的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认为财产关系制约着政治关系。但是，只要一触及财产关系的起源问题，其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本质就立即显露出来了。在圣西门看来，财产关系是由人们的感情、观念所引起的，它决定于人们的本性。这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是以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为依据去说明历史，而是诉诸人们的感情和理智，一句话，诉诸人性。所以普列汉诺夫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正如当时所有社会科学的观点一样，乃是人性论的观点。”

他们宣称他们的哲学是“建立在用新的观点来理解人类本性的基础上”的。他们无论在评价现存社会的秩序或设计新社会组织时，都把人的本性当做一成不变的标准。由此可见，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历史观方面仍然同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样，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

在解剖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观时，普列汉诺夫提出了一个颇为深刻的见解。他认为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没有坚定地站在历史的观点上的那种本领”。在他看来，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虽然在某些方面也闪耀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辉，然而其辩证发展的思想却是不彻底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寻找和确立一种永恒的完善的立法和社会制度，正是他们缺乏历史观点和辩证思维的突出表现。因为承认一种立法和社会制度是最完善的永恒的，就无疑否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如果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任何事物都会在发展进程中自己否定自己，那么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什么对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来说是最完善的永恒的社会制度。普列汉诺夫说得好，“辩证的思维排斥了任何乌托邦”。

尽管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然而如上所述，他们却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思想，在历史观的发展史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普列汉诺夫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和积极影响。他指出圣西门历史哲学中的上述积极因素和有价值的思想，对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特别是梯叶里有很大的影响。圣西门把自己的历史观点传给了他的义子梯叶里，并对这位卓越的法国历史学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无论是梯叶里还是米涅、基佐以及这一派所有的历史学家，“他们所抱的历史观点都正是圣西门首先有系统地加以宣传的那些历史观点”。这些历史观点后来成了马克思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材料”。这就清楚地说明，如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来源一样，他们历史观中的合理思想也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三 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与唯物史观

对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历史观的深入考察，是普列汉诺夫论述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谓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是指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波旁王朝复辟到1830年七月革命、波旁王朝被推翻这个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梯叶里、米涅和基佐。

普列汉诺夫认为，在历史观方面，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继承了法国唯物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许多重要观点，同时又在某些方面较他们的前辈有所前进。

（一）他们在历史研究中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结果，值得把它记在心中。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把历史的动因归结于个人自觉的活动。这种历史哲学“只知道个人、伟大人物，——群众、人民对它说来几乎是不存在的”。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所“毅然反对的正是这种观点”。他们尖锐地批评了以往的历史学家“总是顽强地不承认人民群众有首创精神”的错误，主张历史学家在历史的研究中应当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普列汉诺夫认为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这一观点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历史观点的“反题”。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为什么能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给以重视呢？普列汉诺夫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复辟时代历史学家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影响。梯叶里、基佐、米涅虽然没有亲身参加到这个大革命的洪流中去，但他们在复辟时代人们记忆犹新的惊天动地的法国大革命中，看到了人民群众所显示出来的巨大作用。这种作用向历史学家们表明，不能设想历史是一些伟大人物一手造成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事情。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在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下，“历史学家不再研究伟大人物的一举一动，而开始希望研究人民的历史”。这是他们在历史观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然，普列汉诺夫也看到了在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心目中，人民群众主要指的是资产阶级。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热烈赞助过资产阶级对世俗贵族及宗教贵族进行的斗争，同样也赞助过资产阶级打破新兴无产阶级要求的企图”。这正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在历史观上的反映。

（二）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对于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很重视。其基本观点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前进，主要表现在他们试图探究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

如上所述，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可是，广大群众为什么要创造历史呢？换句话说，当群众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时，他们所抱的目的是什么呢？梯叶里回答说：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他说，你想知道是谁创立了某种制度，是谁发起了某一社会事业吗？你就应当弄清楚实际上是谁需要这种制度和事业。也就是说，群众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的，利益是一切社会制度和事业的源泉。普列汉诺夫很重视这一观点。他指出，按照这种意见，人们就不难理解当某种制度违反群众利益的时候，群众就会起来反对这个制度，而敌视人民群众的制度总是对特权阶级有利的，所以反对这一制度的斗争也就成了反对特权阶级的斗争。

在梯叶里的笔下，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被当做第三等级反对贵族的斗争来描写的。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更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有多么明确的认识。他认为各个政党之间的斗争不过是表现了各阶级之间利益的矛盾。这里，他们已经接触到了经济利益的对立是阶级斗争的根源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阶级斗争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是从社会各阶级的“现实的利益”的观点上去考察阶级斗争的，这一观点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指出，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不仅看到了敌对阶级经济利益的斗争决定着社会政治领域的历史进程，而且指出这一斗争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方面。例如梯叶里在论述17世纪英国的宗教斗争时就认为英国人的宗教信仰决定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一般地说站在臣民行列里的人大都是长老会派，而站在对立阵营中的封建贵族和国王则是主教和教皇的拥护者。可见，较之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已经前进得很远了。从前法国唯物主义者断言“意见支配世界”，法国历史学家则认为，“意见”，甚至在宗教方面，都受着阶级斗争的规定和制约。

（三）法国历史学家还看到了财产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思想的深刻基础。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的命题。但社会环境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社会环境变化发展的规律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这就给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任务：对于决定人及其意见的社会环境进行探讨。普列汉诺夫非常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认为他们得出了一个对于历史科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结论，即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根源于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是为所有权的状况决定的。

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说从前的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以政治制度来解释历史的，那么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则以公民生活、财产关系来解释政治制度。基佐就是这样做的。在他看来，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一切民族那里，公民生活是和土地关系密切联系着的。因此，对于他们的土地关系的研究，就应该先于对公民生活的研究也就是说，为了理解这些民族的社会政治制度，必须研究其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的相互关系。而为了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就应该知道其土地关系的性质。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对社会环境作分析时，看到了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风习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并不满足于这种相互作用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民族的风习与政治制度之间无疑是相互影响的，但二者归根到底都为第三个更为深刻的因素所决定。这个因素就是人们的公民生活，人们的财产关系。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家只有注意研究这种公民生活、财产关系，才能提供理解历史事变的钥匙。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见解。普列汉诺夫对法国历史学家的这一思想的评价极高。他甚至说法国历史学家的这一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没有多大区别”。这样的评价虽未免失之过分，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同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已经注意考察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

可是，社会财产关系，所有制状况又是由什么决定的？换言之，财产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根源是什么？这是摆在法国历史学家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指出，这个问题如能得到正确解决，就可以找到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因，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正是在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面前，法国历史学家无能为力了。他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是社会财产关系的基础，财产关系则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更不了解决定生产关系的是生产力的状况。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关于财产关系的来源这一问题，作为一个严格地和确切地提出的科学问题，在基佐的头脑中甚至还没有发生。”

普列汉诺夫指出，面对财产关系的起源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法国历史学家不得不求援于“征服”，即用“征服”来解释财产关系的起源问题。他们认为财产关系是由“征服”引起的，它的基础是“征服”。由于征服，一个民族占有了另一个民族的财产，一些居民占有了另一些居民的财产，于是便产生了财产关系上的不平等。可是，随着他们这种对财产关系起源的解释，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征服”是由什么决定的？法国历史学家回答说：“征服”决定于人们的“实际利益”。那么，人们的“实际利益”又决定于什么呢？他们回答说：决定于财产关系。这样，法国历史学家就一方面说财产关系起源于“征服”，另一方面又说“征服”是为了一定的“实际利益”，而这种“实际利益”竟又是由财产关系决定的。结果还是在兜圈子：用征服来解释财产关系，又用财产关系去说明征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法国历史学家企图用征服去解释财产关系，不仅无法正确说明财产关系的起源问题，还引出了另外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征服的社会结果恰恰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呢？如果说这是由彼此冲突的各个民族社会制度的差别决定的，那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其社会制度；如果说这是由从前的某个征服来决定的，这无疑是用征服来解释征服，其结果还是陷入了循环论证的圈子。这说明，对于征服所产生的社会结果，亦即为什么在一定时期内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所建立的所有制，恰恰是这样的而不是另一种样子，是无法从征服本身得到解释的；在征服的背后，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普列汉诺夫说，在这个问题面前，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必将得出一个结论：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有一个未知的原因，“它不仅不为征服所制约而且它本身制约着征服的后果，甚至常常也许永远制约着征服本身”。

面对着财产关系的来源这样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都会如基佐一样，以或多或少机智地引用‘人的天性’来摆脱困难”。

他们认为在人的天性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征服欲”“统治欲”。这种天生的征服欲、统治欲，便是产生人类社会生活中征服现象的根源。但是如果人的天性是变化的，那就首先应当说明它变化的原因；如果人的天性是不变的，它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变化，因为用不变的东西去说明变化的事物是行不通的。这样一来，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企图用人的天性即人性去解释财产关系的起源，非但无法摆脱他们面临的困难，反而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出发点。所以，普列汉诺夫说：“把‘人的天性’，看做一切法权、道德、政治、经济领域内 ‘棘手事件’的最高裁判者的观点，19世纪的著作家完全是从上世纪的启蒙学者那里继承来的。”

综上可见，法国历史学家虽然力图用“实际利益”“经济状况”“财产关系”来说明政治制度、阶级斗争、宗教斗争等社会现象，然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真正解决“经济状况”即“财产关系”的起源问题。而只要这一问题得不到科学的说明，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就仍然没有真正的科学基础。

对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作了上述透彻的剖析之后，普列汉诺夫得出了如下结论：从本质上说，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的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但是同前辈相比，他们又前进了一大步。在历史哲学领域里，他们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试图揭示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和重视财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这些思想都包含着唯物史观的萌芽。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科学唯物史观时，曾经利用过“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所积累的理论材料”。

四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唯物史观

对于马克思以前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评价最高的当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和局限性，特别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对唯物史观创立的重要影响所作的深刻剖析，是他关于唯物史观理论来源论述中十分精彩的部分。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是彻底的唯心主义的一元论。黑格尔认为“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归根到底亦即“绝对精神”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宗教观点、伦理观点、道德状况等的决定者，是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这表明，黑格尔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

但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领域中提出了许多合理思想和精辟见解。这些思想和见解不仅对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于唯物史观的创立有着重要的价值。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恩格斯把黑格尔的历史观誉为“宏伟的”“划时代的历史观”，并且指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多次指出黑格尔的某些关于社会历史问题的见解，“接近历史唯物主义”, “已经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普列汉诺夫完全赞同并系统地发挥了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具体地论证了黑格尔的历史观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所产生的不可低估的理论影响。

普列汉诺夫说，黑格尔每次叙述到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伟大民族时，都显示出了他的知识的全面性和深入的洞察力，作出了真正光辉而有教益的论述。黑格尔的这些论述，会使你“几乎忘记了你是在同一个唯心主义者打交道”，而“甘愿承认他确实是‘按照历史的真象去对待历史’”，承认他“严格遵守他自己的规则：‘坚守历史主义的、经验的基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他无意中和不自觉地送给唯物主义的贡物”。

那么，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它对唯物史观创立的影响又表现在哪里呢？

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首要贡献和它对唯物史观创立的最大影响，是他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都力求找出贯穿其中的“发展线索”。黑格尔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首先决定于他对一切社会科学的现象是从生成的过程的观点、即从这些现象的发生和消灭的观点去观察的”。

普列汉诺夫将黑格尔的历史观同他的前辈们的历史观作了一番比较之后向人们指出：18世纪唯物主义在历史观方面的一个无可争辩的软弱的方面，如同它对待自然界一样，是几乎完全没有任何进化的观点即发展的观点。每当这些哲学家遇到自然界和历史的发展问题时，便暴露出了他们“惊人的薄弱”;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中虽然包含着某些辩证法思想，但是由于他们追求一种对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都是最好的社会制度，而暴露了他们“没有坚定地站在历史观点上的那种本领”；黑格尔则不同，他在历史观领域中坚持了运动和发展的观点，是一个用发展观点去考察一切社会现象的辩证论者。这正是黑格尔的历史观比前人高明之处。

从发展的观点出发，黑格尔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服从于一定的规律的；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在这些动机的背后，还有应当而且必须加以探究的动力。在黑格尔以前，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往往以偶然性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因而把社会历史看做是许许多多偶然现象的堆砌。如前所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虽然提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包含着唯物主义因素的命题，然而他们在对社会环境作解释时又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意见支配世界。”他们认为人的意识的活动乃是一种自由的活动，它排斥任何必然性。这样一来，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历史便成了被无数偶然现象所支配的杂乱无章的混合体，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相反，黑格尔不是把人的“意见”“理性”“动机”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做无数偶然现象的堆砌，而是着力于透过人的“意见”“理性”“动机”，去寻找纷纭繁杂的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发现历史运动的规律性。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从前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们’把人类历史只看成或多或少的贤明有德的人和多数很不贤明很不道德的人的有意识的行为。辩证唯心主义是在初看之下只表现无秩序的偶然现象、只表现一场个人情感和个人意图的无止境的斗争的地方，理解到有一种必然性存在”。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不在人们的“意见”“理性”“动机”之中，也不在“人性”之中，而在它们之外。他不仅力求揭示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并且到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中去找寻对历史运动的解释。普列汉诺夫认为，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是极其深刻的。它无疑是历史观领域中的一个巨大进步，无论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从黑格尔学派中产生了一些思想家和研究者，“他们给宗教、美学、法权、政治经济学、历史、哲学等等的研究以完全新的面貌”，在所有这些领域中，“没有一个杰出的工作者，在自己的发展上及对自己科学的新观点上不是获益于黑格尔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本之点就在于此。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这一重大的积极成果，对于唯物史观的创立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普列汉诺夫也说过：“对历史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要以辩证的思维方法为前提。”辩证的方法是科学唯物主义从德国哲学的遗产中获得的一项“最主要的科学工具”。

然而，黑格尔毕竟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辩证论者。他虽然承认历史是辩证发展的，但并没有从历史运动的内部去找寻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在历史之外，即在“世界精神”“民族精神”归根到底在“绝对观念”中找到了所谓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又把它“输入”到历史中去。所以从本质上说，他的历史观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一般地说，黑格尔并不否定“理性”这一概念，但他所讲的“理性”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讲的“理性”是不同的。普列汉诺夫在考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看到了这个区别。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指出：按照黑格尔这位伟大思想家的观点，历史不过是普遍精神在时间中的发展。在他看来，历史哲学就是依照理性来考察历史。它按照事实本身的样子来看待事实，它加给事实的唯一思想就是“理性支配世界”。普列汉诺夫说，这无疑会使人们想起认为意见或理性支配世界的18世纪法国哲学家。但是黑格尔对这个思想的理解却完全不同。“在黑格尔看来，支配历史过程的理性是不自觉的理性，——不外是支配历史运动的规律的总合。至于说到18世纪法国哲学家认为是历史运动动力的人的思想、意见，黑格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把它们看做是生活方式，换言之，社会制度决定的。”在黑格尔看来，支配人类历史的“理性”，既不是个别人头脑中的“理性”，也不是什么“公共意见”，而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和历史运动之外的某种客观的“理性”，他把这种支配历史的理性称做规律。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指出，黑格尔所说的支配历史运动的客观存在的理性或规律，就是他的“绝对观念”。他说：“在黑格尔看来，绝对观念的发展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基础。最后说来，他对全部人类历史也是用这一观念的发展来解释的。但是这一绝对观念又是什么呢？这一点费尔巴哈就曾很好地指出：——这只是思维之人格化的过程。原来，一般的世界发展，尤其是历史的发展，可以由人类思维的规律来解释，换言之，历史可以由逻辑来解释。”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绝对观念”无非是人类思维过程的抽象。既然如此，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绝对观念”的逻辑特性就成了历史运动的根本原因。用观念的发展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用逻辑解释历史，这就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之所在。这样，黑格尔就“扔掉历史的基础，并自愿地使自己根本不可能找到历史运动的真正原因”。普列汉诺夫形象地指出，这就无异于从前门赶出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推崇的“理性”，而又悄悄地从后门把它请了进来，只不过给它换上了德国哲学的肃穆端庄的服装。

尽管如此，黑格尔关于人类社会辩证发展的思想和在人的头脑之外去找寻社会发展动力和规律的思想，对于唯物史观的创立还是有一定意义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教训也给人们以启迪，它说明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既不能从人的头脑中去寻找，也不能从什么“绝对观念”中去寻找，而必须从历史自身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找。普列汉诺夫说：“历史的运动，只有当它不用逻辑，而用社会关系的发展，主要是经济关系的发展来加以解释的时候，才变成可以理解的。”“为了给科学地解释社会——历史过程铺好一条正确的直路，研究工作者们必须与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诀别，而转变到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做的。”

黑格尔在历史观方面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力图用社会财产关系去解释社会现象，说明历史过程。在这一点上，他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观点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又有所前进。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曾经把社会历史的动力归结为人的“意见”或“公共意见”。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不满意这样的解释，主张用人们的财产关系、经济状况说明历史的发展。但是，不论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是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都在人的“意见”与“环境”或“财产关系”与“人的天性”之间兜圈子，都停留在“意见”与“环境”、“财产关系”与“人的天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上。黑格尔不满意仅仅用“相互作用”的观点去看问题。他认为，要想真正认识社会生活和了解历史。就必须超出“相互作用”的观点，找出那个既决定人的意见又决定社会环境、既决定“财产关系”又决定“人的本性”的“第三者”。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辩证唯心主义越过了形而上学家不能越过的这道界限。它把相互作用关系的两方面不看成‘直接给予’的，而看成‘一个第三者’、更高者的两个环节，这个更高的第三者就是‘概念’。”在黑格尔那里，这个“第三者”或“更高者”就是“概念”，即“绝对观念”或曰“绝对精神”。他认为“绝对精神”的逻辑运动产生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人类社会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不过是“绝对精神”逻辑运动的体现。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观点。

可是，当黑格尔用“绝对精神”去解释和说明历史理所当然地遇到困难时，他便不得不暂时背离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试图以“财产关系”去解释某些社会现象和说明历史。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虽然肯定地认为绝对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但是“好像连他自己对于那种据说由概念灌注在人类历史上的光明，也是不很满意的。他感觉到不得不降落到稳固的基地上，来仔细研究社会关系”。他又说，当黑格尔用绝对观念来说明社会现象的时候，“似乎又感到这空洞的‘动因’软弱无力，于是出乎意外地又转向现实的社会关系，从其中寻找对某一历史现象的答案”。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论断，深刻地揭露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所包含的矛盾：当黑格尔一般地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时，他总是搬出“绝对精神”这个法宝；而当他面对具体的社会现象，需要对它作出说明和解释的时候，便不得不从“绝对精神”这神话般的虚无缥缈的境界降到社会关系、财产关系的现实基地上来。矛盾！但是事实。

例如，关于某一国家的宪法和道德风习，究竟是宪法依赖于道德风习呢，还是道德风习依赖于宪法呢？黑格尔认为道德风习无疑会影响宪法，宪法也无疑会影响道德风习，但只承认二者的相互作用，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必须看到二者都是某个“第三者”即某种特殊力量的结果。这种特殊力量，既决定影响宪法的道德风习，又决定影响道德风习的宪法。那么这个“第三者”究竟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市民社会”即社会制度，它是各民族社会生活各种现象的基础。黑格尔在对社会生活的某些现象作解释时，非常重视“市民社会”的作用。他在分析斯巴达衰落的原因时指出是财产状况的极端不平等。他在对国家作解释时指出，国家作为政治组织是由财产的不平等和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而产生的。他还说家庭的产生也同原始民族的经济发展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古希腊城市内部各党派之间的斗争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古希腊社会经济矛盾的表现，如此等等。不难看出，在这里，黑格尔是力图用社会制度、财产关系去说明历史事变的原因和解释历史过程的。所以，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上的“不变的手法”是“开始几句援引绝对理念的属性的模糊的话”，接着展开的便是对他所论述的特定民族“财产关系性质和发展的”令人心服的分析。他说：黑格尔“常常不得不从蒙胧不清的唯心主义的峰顶降落到经济关系的具体的基地上来”。每当他用唯心主义观点去解释社会历史碰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时，他便不得不乞援于社会关系，而每当他求助于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关系就能使他从被唯心主义拖入的暗礁处脱离开来。在这种情形下，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却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者说“一位最伟大的唯心主义者似乎抱定目的要为唯物主义扫清道路”。黑格尔是十分蔑视唯物主义哲学的。他常常说“唯心主义是唯物主义的真理”。但是事实证明，凡是在唯心主义无能为力的时候和地方，他便不得不求助于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说，这就无异于承认唯心主义的贫乏，默认了“唯物主义乃是唯心主义的真理”。

普列汉诺夫认为，黑格尔用财产关系说明历史的思想，已经包含着唯物史观的萌芽或接近了唯物史观。他的这些合理思想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材料。

黑格尔虽然力图用财产关系去说明社会现象和历史过程，然而他仍未解决财产关系的起源问题。而且，一碰到这个问题，他就像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不得不违背自己曾经阐明的那些正确观点，“把观念的逻辑特性说成是历史运动的根本原因”。黑格尔认为财产关系决定于某种“更高级的”东西，而这种“更高级的”东西应该到民族精神的本性中去寻求。正是在这里亦即在财产关系的起源问题上，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对于整个世界历史的观点是浸透着最精巧的唯心主义的。”这是一个切中要害的论断。

黑格尔虽然提出了寻找历史运动的真正动力的任务，但由于他在财产关系的起源问题上走进了唯心主义的死胡同，这个任务他自己终始未能完成。在他那里，人类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仍然是一个未被揭开的谜。可是，黑格尔既然向人们提出了到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中去寻找历史运动的解释，就给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即按照规律去解释历史。这个任务如能完成，就能对历史运动作出科学的说明。这个揭示历史运动的原因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的肩上。

列宁在评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写道：“一般说来，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则已经老朽不堪，成了古董。”如前所述，恩格斯曾经把黑格尔的历史观誉为“宏伟的”“划时代的历史观”，明确指出这一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这里，列宁则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而且“老朽不堪，成了古董”。表面看来，恩格斯和列宁的论断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问题在于怎样理解。相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来说，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的确“非常之少”，而且“老朽不堪，成了古董”；但是与他的前辈甚至同时代的历史哲学相比，黑格尔的历史观却不愧为“宏伟的”“划时代的历史观”，也不失为唯物史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到黑格尔的历史观，都对历史运动的根本原因进行过有益的探讨，也都提出过一些给人以启迪的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历史观的发展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对于人类寻求社会历史的正确解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不论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还是黑格尔，都未能对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前辈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只能当做搜集材料的一种准备工作，虽然这些材料是很丰富而且宝贵的，但是还不是系统化了的，还没有被一种普遍的思想所阐明。”

而且，他们最终都毫无例外地把历史运动的最终原因，或者归之于人的“意见”“人的本性”，或者归之于“绝对观念”。他们都无法也不可能对财产关系如社会制度的起源问题作出科学解释，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找到历史运动的原因，因而也就无法走出历史唯心主义的迷宫。

五 唯物史观的创立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历史观发展成为一个科学的形态。他创立了崭新的科学的历史理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正确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的创立，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工人运动的产物，又是历史理论长期发展的结果。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唯物史观，“事实上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观念的发展的合法产物。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比它们在盛行一时的时代所拥有的基础要坚固得多。因此，马克思的理论，用我们已经引证过的黑格尔的话来说，是最发展的、最丰富的、最具体的”。

马克思继承了以往人类思想史上历史哲学的优秀成果，运用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对上述思想家在历史观领域里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提供的理论材料进行了批判的研究，吸取了他们的合理思想，抛弃了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糟粕，接受了他们失足的经验教训，用一种同前人根本不同的方法彻底解决了以前历史哲学中所无法解决的矛盾，创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说，马克思的伟大科学功绩，就在于他同以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不同，完全从相反的方向去解决问题。他不是用人的“意见”“天性”“绝对观念”之类的精神因素去说明历史，而是把人的“意见”“天性”之类看做是历史运动的结果。

马克思发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这个基本点出发，他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科学地揭示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对社会生活作了以上的科学考察之后，得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科学结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样，马克思便把历史观奠定在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

马克思在历史观领域中之所以能够得出前人所无法得出的科学结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采用了一种同前人不同的方法。他的基本方法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只有把全部社会关系区分为思想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并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才能揭示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对社会生活作出科学的解释。普列汉诺夫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写道：“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如下：（一）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生活中人们之间所存在的其他一切关系。（二）生产关系本身又决定于生产力的状况。”这个概括同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对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所作的科学概括是完全一致的。

从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以前的历史观所作的考察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往那些有作为的思想家，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到黑格尔，他们至多不过是接触到了社会财产关系决定人们的其他社会关系，接近了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的思想，但是他们却没有弄清楚社会财产关系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根本不懂得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因而他们无法科学地解释财产关系的起源问题，难以揭示历史运动的真正原因和客观规律。而且，只要一涉及这个问题，他们的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本质就毫无例外地暴露出来。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彻底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中。他们不仅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分清了什么是物质的社会关系，什么是思想的社会关系，二者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谁是本原的，谁是派生的，谁是决定性的，谁是被决定性的，从而确立了“物质的社会关系”决定“思想的社会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进一步揭示了物质的社会关系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源——社会生产力。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揭开了财产关系的起源之谜，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因，科学地回答了以往的历史哲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给了人类社会生活以科学的解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指出：唯物史观与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和黑格尔的历史观的“全部差别”，就在于马克思以前人们对财产关系的起源完全没有弄清楚，而马克思则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说：“在马克思以前社会科学上的人物曾从人性的概念出发；由于这，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能够得到解决。马克思的学说给了这件事以完全不同的面貌。马克思说，当人为着保持自己的生存而作用于他之外的自然时，他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因之，科学地解释历史发展的事业应该从相反的一端开始：应该弄清楚，这个人对外界自然生产作用的过程是怎样完成的。按其对科学的重要性来说，这个发现可以勇敢地和哥白尼的发现以及一般的最伟大的最有效果的科学发现平立。”

唯物史观的创立，把历史科学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奠定在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从此，唯心主义便从它“最后的避难所”中被驱逐了出去。唯物史观的创立，使人类第一次得到了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从此，“唯物主义哲学被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和彻底的世界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对于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考察是相当深入和颇有贡献的。他的贡献是：

（一）他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问题进行了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作出了系统的阐明和论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

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曾有一些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为人们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指出了方向。然而，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自己的思想，对这一问题作出系统的阐明。普列汉诺夫系统地发挥了他们的思想，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到黑格尔的历史观，一直到马克思的历史观，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一步一步地揭示和论证了唯物史观是怎样从萌芽到创立的历史过程。他的系统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使他们关于唯物史观同以往历史观的思想联系特别是关于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有血有肉，更加丰满，更加深刻。

（二）普列汉诺夫具体而深入地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历史观领域中的批判继承和革命变革的辩证统一。

普列汉诺夫不仅系统地考察了唯物史观与以往历史观之间的思想联系，具体地揭示了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对以往历史观中那些有价值的思想的批判继承，而且深刻地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他明确指出：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最伟大的发现”，这一发现在社会科学中引起的革命“可以和哥白尼在天文学中所完成的革命媲美”。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革命变革。任何否认或忽视这个变革的伟大意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然而，承认这个伟大的变革，并不等于能正确深刻地理解这个变革，要想让人们正确深刻地理解这一变革，就必须下一番功夫，对唯物史观同以往历史观的关系，作深入的考察。否则，对这一变革的理解将是空洞的、抽象的和肤浅的。这就是说，为了深刻理解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伟大历史意义，就应当知道以前的历史观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得出了什么积极结果。对于这些结果的考察，可以使人们了解到以往的思想家在历史观方面曾经提出过什么任务，解决了什么问题，暴露了哪些矛盾，而他们又是在什么地方失足和怎样失足的。以往的哲学家们在历史哲学上达到的终点，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理论研究的起点；他们没有解决而且也不可能解决的矛盾，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解决并且作出了正确解决的矛盾。他们无法逾越的界限，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突破了。在他们无法进入的真理宫殿的面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人们提供了打开真理大门的钥匙。只有了解了这些，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唯物史观的创立在历史观和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所引起的革命变革具有多么伟大的意义。正是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把唯物史观对以往历史观的继承性和革命变革的论述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意义是极有启发的。

（三）普列汉诺夫在论述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时，始终贯穿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这就使得他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

普列汉诺夫在理论研究工作中十分重视方法论的问题。他反复强调，方法论问题乃是哲学体系的“灵魂”。对于哲学体系的研究，应当特别珍视的不是些单纯的结果，不是某些个别问题的结论，而是贯穿其中的方法。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一般地说，结论只有暂时的相对的意义。而且，假若把结论变成一种故步自封的东西，就不仅不再成为理论继续发展的前提，反而成了理论发展的障碍。但哲学家所采用的方法却是他们“用来发现真理的工具”，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他在给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所写的注释中指出：“在分析任何理论著作时，只考虑其中包含的思想和叙述的方法是不够的。在这里，还绝对必须考虑某个第三种的东西，这就是研究的方法。”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相对于得出的研究结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之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研究者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得到其中的任何一个结论，而在于研究方法往往制约着某一哲学的整个体系。“结果里面如有错误，在进一步应用正确的方法的时候一定会被发现和被纠正，至于错误的方法则相反，只是在罕有的个别场合可以得到与某一个个别真理不相矛盾的结果。”

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中，既重视研究马克思以前的那些有作为有影响的哲学家们的方法论，更重视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论，同时着力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考察各种问题。这是他的理论研究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在考察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时，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马克思以前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作了透彻的分析。他对每一时代历史哲学的解剖，都采取历史主义的方法，即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既充分地肯定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某些合理思想及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贡献，又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揭露了它的唯心主义的本质，同时还具体地剖析了这些在历史上有相当影响的哲学体系中所包含的错误和哲学家们失足的教训。他从不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去评价某种历史观，从不苛求前人，否定一切。例如他在评价法国唯物主义时就指出：“不必说，法国唯物主义者还不知道现在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许多东西……可是法国唯物主义者有一个不可争辩的宝贵的功绩，即他们是从他们同时代的科学的观点上彻底地思想了的。”

普列汉诺夫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还表现在他非常重视对各个时代的历史哲学作历史的比较，在广泛的历史比较中对它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他对黑格尔历史哲学在历史观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对唯物史观创立的伟大意义的论述，都是在进行了广泛的历史比较之后提出来的。由于他十分重视历史比较的方法，所以对以往历史哲学的评价就能够得出比较中肯的结论。由于他的这些评价是建立在广泛的历史比较基础之上的，所以也必然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普列汉诺夫在运用历史主义方法的同时，还运用了逻辑的方法即矛盾分析的方法，并把这两种方法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他把历史观的中心问题归结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环绕着这个中心问题，他清晰地描绘了历史观的发展史。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以往的历史哲学对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都曾进行过探讨，提出过各式各样的答案。每一种答案都力图揭示历史运动的最后动因，企图对这一问题作出正确回答。其中不少思想家虽然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合理的思想，但是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一种历史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唯心主义的，没有一种历史哲学在它自己理论体系的范围之内不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可是，这些矛盾并非窒息人们思想的消极的东西。它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后人以启迪。一般地说，凡是后来的有作为的哲学家，总是力求解决前人所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不论这些矛盾在他们那里是否能够得到解决，都会在历史条件所容许的范围内或多或少地有所贡献，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在历史观的发展史上，每当后来者解决了前人所遗留下来的矛盾之后，他们又会碰到新的问题，陷入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又启发着后来者，成为下一阶段哲学家们注意的目标，从而推动着历史哲学向新的阶段迈进。这样，每一时代的历史哲学便构成了历史观的漫长行程中的一个必经的阶段，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从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过渡到另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如此发展下去，便形成了一部历史哲学的发展史。

普列汉诺夫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把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统一起来，从神学的历史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到黑格尔的历史观，对每一时代历史哲学中所包含的矛盾都作了透彻的分析，揭示了这些矛盾是怎样产生和如何解决，以及它们怎样推动历史哲学不断向前发展的。这就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历史哲学发展史的清晰画面，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唯物史观的创立，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以往历史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