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陕北黄土高原村庄的形成和发展

一 村庄的一般演化

村庄最早也称为聚落、村落，泛指人聚集而居、有田耕种的一种居住形态。《汉书·沟洫志》中记载：“贾让奏：（黄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志书上将聚落称之为村落，则始自三国时期，《三国志·魏书·郑浑传》有“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但严格说来，魏晋南北朝文献记载中的“村”还不是国家普遍设立的基层行政单位，而是人口聚居的自然村落。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乡里百姓多背井离乡四处逃散，原来的“里”大多废弛。而随着新地的开发和人数的增加，久而久之，形成新的区域往往与原来的“里”不同，被冠以“村”名，一般来说，在没有受到严重破坏的城镇中多留有“里”，而在城镇与山野之间的地带“里”与“村”并存。

唐代“村”有了新的变化。唐代“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里”“村”成为乡里组织的重要层级，“村”已正式成为乡里组织的一级单位，并正式被国家法令所确认，“村”制得以确立。史载唐代的乡里组织为“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可见，唐代不仅设有村正之职，而且对村正员额编制也有具体的规定。但各地设村的情况有所不同。“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邻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阴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查非违，催驱赋役。其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属大村，不须别置村正。”

金代“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观则设纲首”。这里提到了“村社”。“村”为承袭唐代制度。“社”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后到“隋代时，有社之设立，由二十五户所组成，作为土、谷神之祭祀单位。唐代时，社之功能变成赈灾之组织。到了元代，社遂成为一种发展农业的组织”。

元代乡、里制度基本沿袭唐宋制度，但因为作为少数民族一统中国，南北、前后地域和时间的差异也导致了组织方式的复杂，有乡、里与都、图、保等混用的现象。如有时“元各都设里卜正、主首。后止设里正，以田及顷者充，催办税粮”。有时“每乡所辖都分不等，其中为里、为村、为坊、为保，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元代的官方文献中出现了“村庄”的称呼。元世祖即位之初，诏天下，“国以民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俾民崇本抑末。至元七年，复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县邑所属村庄，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

明代的乡里组织层级比较复杂，有乡、里、都、图、保、村、区。在北方保有金元以来的乡里制度及社制色彩，而南方则深受宋代都保制的影响。如朱元璋“太祖仍元里甲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清代最早建立的乡里组织是保甲制。顺治元年，清政府在其所控制的直隶、山西、山东等地实行总甲制，“顺治元年，置各州县甲长、总甲之役。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件，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告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罪”。史又载，“世祖入关，有编置户口牌甲之令。其法，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所往，入则稽所来。其寺观亦一律颁给，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簿，书寓客姓名行李，以便稽察”。清朝之所以入关后即行保甲，是与异族入主中原后首先要安定占领区的社会秩序有关。清代的乡里组织较明代更为复杂，其称谓也更为多样。如清初，“考十七年（顺治十七年，笔者注）令民间设立里社，则有里长、社长之目；惟八旗庄屯，以设催领，不更设里长。南省地方，以图名者，有图长；以保名者，有保长；其甲长又曰牌长，以其十家牌之首也”。

清中叶后，随着官僚政治的腐败，土地兼并的强化、商品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原有的“因田定赋，计丁授职”赋役制度弊端百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规定，“滋生人口，永不加赋”，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实行摊丁入亩，赋役合而为一，这些都破坏了里甲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此后，里甲制度虽未废止，但也形同虚设，它的许多职能逐渐由保甲制承担。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吏部遵旨议行保甲法。史载：“保甲之法，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正。其村落畸零及熟苗熟僮，亦一体编排。”陕西省的保甲制实行“在人烟稠密之处，遵照十家一牌，十牌一甲之制。南北山烟户畸零，则可化散为整，二三村并为一牌，附入就近之大镇村市……同姓居处一村，除照章分立牌长甲长外，另添族长一名协同办理”。清代陕北地方志中已在“里甲”“户口”里将四乡的村庄一一列出，既有具体的村庄名称，又标明了与县城的距离，说明保甲制虽然是清代乡里制度的核心，但村庄作为最基本的一个层级其地位已不容置疑。

中华民国建立，倡行地方自治。乡里制度采用区、村两级制。1915年，“区”正式成为县之下的行政机关。区之下为“村”，村名义上保有自治性质，设村民会、村公所、息讼会及监察委员会，负责行政、司法、监察与福利等事宜。1928年，《陕西省各县举办保甲暂行条例》颁布，规定每县分为若干区，区设长，每区分若干村，每百家为村，村为两排，设一村长。每庄不足百家者联合附近小村庄组成一村，足百家以上者组成一村。每50家为一排，排分5甲，设一排长，每10家为一甲，设一甲长。每5家出丁一名，由村长择时训练，将各地民团所有枪械刀矛拨归使用。如遇有匪警，即由当地保甲联合围剿。这显然是将村庄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最基层单位。1929年陕西省“为改良农村，促进村庄自治”，实行所谓的“新农村制度”，每个村庄设村长、村副各1人，由村民大会选举，村民以十户为一牌，牌长由十户公推。制定村约，筹办平民学校、合作社医院、图书馆等。但最后的成效如何，“无可考证”。

抗日战争前，民国政府试图清理和健全乡村行政系统，重新划分了县以下的行政区。规定百户以上村者为乡，其不满百户者查联合各村庄编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为镇。乡镇下设闾、邻。五户为邻，五邻为闾。另外，乡镇还设有乡镇公所，设乡镇长正、副各一人。同时设乡镇会议、调解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1934年，又制定《改进地方自治原则》，定乡、镇、村为一级，凡可成立村公所之村者定为村，多个小村可以集为乡。1939年，国民党公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了乡镇的规模，以辖10个保为原则。另外，“设民政、警卫、经济、文化4股。各设主任1人，干事若干人”，并“设专任之事务员”。乡镇还设有民意代表组织的民代表会，“乡镇民代表由保民大会选举”产生，要求“每保代表2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