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如果说贫穷滋生经济难民、天灾产生环境难民，那么战乱或暴政则制造战争难民和政治难民，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与难民潮的关联性。从经济因素来看，这次欧洲难民潮中的一部分难民，就属于经济难民或移民，比如来自西巴尔干地区的难民以及来自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贫穷国家的难民。西巴尔干地区虽然远离战火，但随着欧洲经济增长乏力且深受债务危机影响，西巴尔干的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及科索沃更是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贪腐盛行、犯罪滋生和生活困难的背景下，该地区出现经济难民和移民是很正常的。近年来，西巴尔干地区的贫困者充分利用赴欧盟旅游可免签停留3个月的待遇，纷纷到西欧国家打黑工或寻求难民庇护，绝大多数人一去不返。实际上，这种“变相偷渡”或“变相移民”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只不过以往西方媒体对其报道不多、关注不够。这次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给了更多该地区的贫民跑到西欧发达国家的良机，而西方媒体发现难民群中有大量来自西巴尔干地区的难民，这才开始加大对他们的报道力度。2015年在德国申请难民庇护的人群中，超过40%是逃避贫困、向往富裕生活的经济难民。同样，来自非洲一些非战乱国家的难民也乘机经由地中海偷渡到欧洲，只不过他们的偷渡经历和遭遇比起西巴尔干地区的难民来说，要曲折艰辛得多，不但要遭到“蛇头”的盘剥，而且要面对惊涛骇浪的威胁。

从政治因素来看，难民输出国家即便过去经济曾经繁荣过，老百姓曾经过着安稳的日子，但后来国家出现了政治动荡，甚至爆发了战乱，当战争和死神的阴影长期笼罩在老百姓的头上时，四处逃命或流亡异国他乡或许是他们唯一的生路，因此，他们就变成了战争难民。这样的难民输出国最典型的就是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了，它们有几个共同之处：第一，这几个国家都曾经繁荣过，老百姓都曾过着安稳的日子。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20世纪90年代，叙利亚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亚则属中上等收入的国家。第二，它们都曾经历过强权时代或独裁时代。伊拉克长期由萨达姆·侯赛因统治（1979—2003年）；叙利亚长期由阿萨德家族统治（1963年至今）；利比亚长期由卡扎菲统治（1969—2011年）。第三，当强人政治被终结，国内便出现政治动荡乃至内战。萨达姆政权倒塌后，伊拉克表面实行了多党制，但政局不稳定，宗教矛盾、党派之争、族群冲突四起。叙利亚强人时代已经过去，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无力掌控大局，国内反政府武装和伊斯兰极端势力ISIS日渐坐大，致使叙利亚战火越烧越旺，老百姓越来越遭殃。第四，都是外部势力干涉，才导致这些国家政局动荡，最终爆发战争。伊拉克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直接武装干涉而引发的，同样，利比亚战争也是美国及法国等西方势力联手发动的。叙利亚战争从表象上看是国内政府武装与反政府武装直接的冲突，其实也是西方势力插手叙利亚内政的结果。而且西方势力干涉这些国家时，往往号称它们使用了化学武器，必须要国际社会强力介入才能解决问题。但当西方势力把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独裁者推翻且要了他们的命后，才“发现”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化学武器。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的情况极为相同，而阿富汗和西巴尔干地区的遭遇也很类似——当所谓暴政、独裁体制被西方势力武装干涉而终结后，换来的并不是老百姓所期望的和平安宁，反而是内战不断、经济凋敝和民不聊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暴政、独裁并不是导致大多数难民流离失所的直接原因，充其量会产生一些政治难民，而战争才是难民的催生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