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铁路建筑要自办

第二次大讨论是英国擅自修筑吴淞铁路源起，经过朝议多次，在处理该铁路议题上，清政府颇费周折。李鸿章从“买回自办”，到唐胥铁路建成通车，主张兴筑铁路的清廷官员，开始形成力量。时间是从1876年至1881年。

1868年，美国驻华代办卫三畏（S.W.Williams），在给美国的函中，转述曾国潘从建筑铁路、内河通行汽船将使本国人民生计穷蹙的立场而反对这些事业，是值得郑重考虑的。他说：“一当粗野的、紧握拳头的、一向恃劳动为生的，像船夫、车夫等亿兆中国人民的生计，忽被汽船或铁路所剥夺，以至穷蹙无归时，是可能成为他们统治者的严重灾害和真正的危险。”（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7页）

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顽强斗争，使列强不敢肆意妄为。尤其英国，广东三元里等处人民的抗击，给列强留下永不忘记的创伤。“从他们（中国人民）的独立性及巨大的抵抗力量看来，违反他们的意愿，以新奇的东西（铁路、电线等等）强加给他们的国家，会引起剧烈的持久的反抗，同时，会直接地危及该国政府的存在。少数开明官吏虽然愿意介绍适合中国需要的外洋新发明，可是他们面对着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乃是一种实际的形势。在中国统治者或人民有准备之前，强迫改变中国皇帝底臣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只会引起革命。”（威濂士《蒲安臣和中国首次遣使记》，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8页）

鉴于此，列强在利用铁路向中国内地推销商品、扩大侵略时，也不得不顾及中国人民的感受和接受能力，并保留一个为他们服务的政府。英国大使阿礼国是这样论证的：“对英国来说，保全中华帝国使其不致瓦解，才是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他提出建议：“关于铁路和电报，不能作为一种条约的权利来提出要求，开始应该以实验的方式介绍进来，关于这方面的任何总的计划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着手进行。”（威廉士《蒲安臣和中国首次遣使记》，第76～77页）

因为清政府的拒绝态度，列强各国“商界的主要野心是想使中国进入铁路时代，一半是为有投资的场所，一半是为深入内地市场。这一切的提议都没有成功。”（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9页）列强的政界和商界都持有在中国修建铁路的愿望，但其急切心情还是有差别的。

吴淞铁路的建成通车，震惊了清廷，也给清政府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如何处理涉及外交又是内政的吴淞铁路，在清政府内出现两种不同的态度和办法来。

清总署照会英国驻华公使：“英商怡和洋行欲开铁路，应由上海领事官照会冯（焌光）道，……中国当有自主之权。条约中所不载，地方上所难行，中国未便勉强相从，外国亦未便勉强中国，而是有举。盖中国铁路，向所未有，一旦开筑，骇人听闻。”（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45页）

4月7日，吴淞铁路违犯协议重新运营，总署再次照会英国公使：“中国铁路，向来未有，一旦开筑，不免惊动民心，务希贵大臣细复条约，俾释群疑等因在案。”

以海关总署和江督沈葆桢等为首的政府机关和满汉大臣，均义愤填膺，强烈主张将吴淞铁路拆除。

李鸿章以其特有灵感和丰富的外交经验，以中外“双赢”、避免“以后必生衅端”的考虑，来处理吴淞铁路问题。他认为，“吴淞是中国地界，洋商租地，暂租，非永买也”，“英人兴筑铁路，并不商知中国官员，实为有心欺蔑，无怪关道出头阻止”。“此等创举，中国并未办过，外间议论，多不谓然，关道何能违众人之论，而绚洋商之情？”他提出：“目前洋商既已兴工，势难中止。惟通商口岸，中国有自主之权，若令外人兴建铁路，实于中国体制有碍”。“何不将洋商购置车铁木石器料及租地价，仍由中国照原值买回，另招华商股份承办？若资本过巨，或分年，或分限，如数还清，永归中国管业；但须公平交易，不可丝毫抬价居奇，致令关道为难。如此办理，洋商资本不致无着，而中国自主之权亦无所损，似是两全之法。”（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卷4，第50～51页）

李鸿章“买回自办”的意见也得到英汉文正使梅辉立的认可，便把这个处理意见函告冯焌光。又在清廷内解释自己的具体想法，争取更多大臣同意：“英商将现造车路之铁木器具，查开原购实价，由中国承买，另招华商股分接充，其价分年分起归还洋商，如各机器局、船厂、电线之例，雇令洋匠教习。但为两国和好，顾全局面起见，切谕怡和不得抬价居奇。”并说明：“此非北洋兼管之事，亦不敢独出私见，所议亦未必能行。惟因沪道与英领事皆骑虎难下，久恐激出事变，要令两边俱下得去，似不出我等拟议中耳。”（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卷4，第50～51页）

4月13日，总署奏折称：“臣等查开筑铁路，为中国未有之事，而为洋人久蓄之谋。利害固应统筹，行止尤应自主。今英国并未与中国商定，遽尔兴办，自应按约据理力争。当经臣等照会英国使臣威妥玛，以交涉事件，当据条约为凭，不得谓为条约所不载，既为条约所不禁，应即转饬领事，严行禁止。”（《清季外交史料》，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2页）

很明显，总署的意见“严行禁止”和李鸿章“买回自办”，有很大不同。

清廷当日谕旨：“总理衙门奏，英国商人在上海租地擅欲开筑铁路，请饬相机妥办各折片……等语。着沈葆桢、吴元炳妥为筹划，并密饬道员冯焌光详酌机宜，悉心办理。”对双方意见没有明确表态，字里行间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李鸿章办法的意思。

李鸿章还在坚持自己的主张，在4月27日在论吴淞铁路时再次称：“上海铁路一事，鸿章已密致幼丹制军及冯道商酌，买回自办。”在5月4日、9月2日、9月14日三次给上海冯焌光去函，谈和英国交涉的情况及买回自办的好处，多次说明“此事本由南洋主政，我是局外旁观，因见两边骑虎不下，故为买回自办之说，调停解和。”“铁路之事，鄙人本不欲搀越，而威使于滇案商务大致议妥之际，忽插此节，谓指令会商一切事务，若我不管铁路，则彼不管偿款。将来必托名本国多索；且未便以一端致稽前案，不得已乃允派员往沪会商。”（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51～53页）

1876年10月24日，冯焌光、朱其诏、盛宣怀和英国汉文正使梅辉立签订《收赎吴淞铁路条款》，条款共10条，其中一条：“铁路拟归中国买断，所有地段、铁路、火轮车辆、机器等项，由中国买断之后，即与从前洋商承办之公司无涉。”

1877年1月11日，沈葆桢上奏清廷，将吴淞铁路买回的谈判过程及结果作了总结，所需285000两平银分三期在一年内付清。但沈葆桢把铁路买回后并没有自办，而是下令拆除，后将枕木铁轨装船运到台湾。李鸿章得知后十分不满，认为沈“见识不广，偏愎自用。”

吴淞铁路的兴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它又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条运营铁路。它所产生的轰动效应，远远超过它短命的期限。使清政府的内阁大臣，从纸上谈铁路，到铁路实际建筑上论短长；初步知道铁路运输的威力和作用；吴淞铁路的兴建与赎买，经过禁止建筑和买回自办的争论和处理，扩大了赞成在中国兴建铁路内阁大臣队伍，为引进铁路打下了一定的认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