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排斥铁路

1858年4月10日，英国从印度退休的军官理查德·斯普莱（R.Sprye）大尉，写信给英马尔梅斯伯利勋爵（LordJ.H.H.malmes-bury），提出由仰光到税打，沿萨尔温江到达大考渡口，再由此通过景栋和江洪……以达云南的思茅，修一条铁路，可以在将来和对华贸易上的敌人，作有效的竞争。斯普莱还印了《英国与中国铁路》的小册子送给制造商家和商人们。斯普莱的提议，赤裸裸地道出列强在中国修筑铁路的商业目的。

1864年，英国铁路专家斯蒂文生（MacDonald Stephenson）来到中国。提出了中国铁路建筑计划，并将这一计划呈给清政府。

1865年11月，英人赫德（R.Hart）以《局外旁观论》上书清政府：“凡有外国可教之善法，应学应办。即如铸银钱以便民用，做轮车以利人行，造船以便涉险，电机以速通信。”

1866年2年，英使馆参赞威妥玛（T.F.Wade）又以《新议略论》劝说清廷：“各省开设铁道飞线，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练，……各等新法，中国如欲定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15页）

伦敦一家以中国铁路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Company，Ltd.）的名义再次提出建筑上海至苏州铁路的办法：“拟议中的路线以苏州河桥附近为起点，筑一弓桥（lattice bridge）跨过吴淞江，沿着新吴淞大道通达吴淞镇，再取道嘉定、太仓、昆山到达苏州，终点即在苏州大东门外。”“最初拟先筑单轨。但把桥梁架得宽大些，以备需要时可以敷设双轨”。“筑路费用，包括车辆等在内，估计每哩约需银28400两，或按62哩（铁路工程）计算，需1760800两。另加终点站、车站、铁桥等38万两，共需银2140800两。估计该线每年收入为282500，全年支出共计108400两，每年可得174100两，或7.5％的净利。”（梅耶《中日商埠志》，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5页）

1865年，江苏巡抚李鸿章、江西巡抚沈葆桢、两广总督毛鸿宾等清廷重臣，对外国商人要在中国兴建铁路的请求，纷纷上书向清廷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清廷最高统治者接到外国使节要中国兴建铁路的建议和几位总督、巡抚的奏折后，认为兴建铁路，各国日后必会利用种种理由力争，会涉及到沿江沿海及通商口岸，国家应有统一对策，给予答复。1866年4月，下旨：各国“所陈轮车、电机等事，虽多窒碍难行，然有为各国处心积虑所必欲力争之事，尤恐将来以保护洋商为词，即由通商口岸而起。江苏、江西、浙江、湖广、闽、粤各省，及三口通商地方，均系沿江沿海，与该洋人日相交涉，该督抚等俱应熟悉中外情形。应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日后有备无患，并如何设法预防，俾各国目前不致生疑之处，着官文、曾国藩、左宗堂、瑞麟、李鸿章、刘坤一、马新贻、郑敦谨、郭嵩焘、崇厚，各就该处情形，亟早筹维。仍令通盘大局，或目前即可设施，或陆续斟酌办理，或各处均属阻滞断不可行，务条分缕晰，悉心妥议，专折速行密奏。”（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5～16页）

各位点名之大臣，对兴筑铁路一事，都“悉心妥议，专折速行密奏”。

年月，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中外地势不同，断非急切可办之事。且兴作铁路，必18664致扰民，有识者皆以为不可”。

5月，湖广总督官文奏：“至轮车电机等事，论者不一。其显而易见者，则垄断牟利也，其隐而难窥者，则包藏祸心也。”

江西巡抚刘坤一奏：“轮车电机，益令彼之声息易通，我之隘阻尽失。以中国之贸迁驿传，固无须此；而地势物力，均所不能，断不可从其所请。”

两江总督曾国藩奏：“今若……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轮船、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3～25页）

两广总督瑞麟、江苏巡抚李瀚章、福州将军英桂、闽浙总督吴棠、浙江巡抚马新贻、福建巡抚李福泰、湖北巡抚郭相荫、直隶总督官文等大臣，对兴建铁路发表了要么不同意、要么反对的意见。

清廷重臣中，也有对兴建铁路，用历史的眼光和可变的观点来看待，如：

陕甘总督左宗棠说：“铁路原因火轮车而设，外国造铁路，抽火车之税，利归国家。”

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说：“议铜线、铁路。秦筑长城，当时以为殃，后世赖之。铜线、铁路，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

广东巡抚蒋益澧：“铁路，……各省……宜各自筹备，竭力与争，……海疆口岸，各固藩篱……庶不致一言决裂，立溃防闲。”（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3～24页）

李鸿章成为兴筑铁路的支持者

清政府满汉重臣，经过讨论和接触外商，逐渐对铁路事业的了解加深了，态度也起了变化。最典型就是李鸿章，最初也是反对在中国兴筑铁路，没过多久，态度就完全变了。

据英肯德著《中铁路发展史》记载，李鸿章明确地通知领事团说：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并且中国人坚决反对在内地雇用许多外国人；而一旦因筑路而剥夺中国人的土地的时候，将会引起极大地反对。他更直率地拒绝居间，把任何属于这一类的建议奏报朝廷。他甚至说，他认为有反对外国人追求铁路让与权的企图的责任，因为这种让与权将使他们在中国取得过分的势力。

1874年11月7日，清廷为加强海防，防备列强侵略，特颁上谕：着“李鸿章（等15人）详细筹议”。李鸿章于12月10日在《筹议海防折》中说：“南北洋滨海7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联通。惟地段过长，事体繁重，一人（统帅）精力断难兼顾，……何况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方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误事，而中国固急切办不到也。”

李鸿章从国防安全的实践中，联想听到西方铁路和电话、电报技术功能，开始认识到先进科学技术的作用。

列强各国加强对铁路的宣传

这期间列强各国，为了劝说清政府同意修建铁路，加强了实物宣传展示。

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0.5公里的铁路，“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这个庞然大物一发动，使围观人感到脚下的地都在震动，“呜”的一声鸣笛，先把围观的人吓了一跳，脸色大变。然后开动起来就发出“咔嚓咔嚓”的巨大声响，惊得鸡飞狗叫，路人胆战心惊，附近的房子和树也跟着震动起来。“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7页）被步军统领当作怪物下令拆除了。英商想借此大做宣传，诱惑清朝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目的没有达到。这条展览性铁路就是中华大地出现的第一条铁路，但不是运营铁路。

1872年，天津英领事在英租界内修筑铁路完工，天津道宪和英领事同坐其上，围租界绕行一周，天津道宪称：“此火车之来中国，可谓创观，其制作亦可谓精美之至”，“至于行动一切均甚便捷，甚为适用之物”，并给机车题名为“利用”。（《申报》，1872年8月28日）天津道宪是第一个乘坐火车的满清官员。

1873年，同治皇帝结婚。英国机器制造商兰济突发奇想，筹资送“婚礼铁路”。这个创意是英国兰逊—瑞碧公司（Ransonmess &c Rapier）的工程部发起的，得到沙色兰公爵（Duke of Sutherland）的支持，并有许多名人捐款达50000镑。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富有野心的计划，打算送给中国皇帝一条短短的铁路作为结婚礼品，藉此使铁路在中国流行”。

英国人最初预料这个计划能得到巨大的成功，中国皇帝一定会接受。被邀请参加这个计划的曼彻斯特市商会还做出了预测：“成功的实行这个计划，会对于全世界商业非常有利”。他们信心满满地委托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去探听中国皇室的意见，威托玛知道清政府对修建铁路呈排斥态度，对此任务觉得“很为难”，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经过非正式的探询后，威妥玛明白地告诉沙色兰公爵，中国政府“极度不愿显得很无礼貌地拒绝这样美好的礼物”。（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8页）

清政府对铁路的了解在提高，对兴建铁路的态度，也在变化。从清海关总署的函和清折中可以看出。

1865年1月，清海关总署致盛京将军、两广总督等10位重臣的函中讲：“开设铁路一事，屡经各国公使悟晤时提及，均经本衙门理阻各在案。原因中国地势与外洋不同，倘任其安设飞线，是地隔数千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加执肘”。（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9～20页）从此函中可以看出，海关总署虽已知道电线通讯的快捷和铁路交通的方便，但仍未认识到为己用时也有同样的作用。

一年后的1867年10月，还是海关总署的折：铜线铁路，列强各国“彼但知往来迅疾，于贸易大有裨益，是以同心一意，求之甚切，持之甚坚。……尚未激成衅端。若明岁更议条约，彼华互相要结，强欲增入约内，断非空言所能禁阻。应若何先事规划，临事折冲，俾其不变请行，以杜后患之处，有地方之责者，请共商之”。（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2页）从中看到列强各国多次威逼清政府同意在华修筑铁路和架设电话电线，而清政府坚持己见，用种种理由予以阻拦；虽已知道电话和铁路“往来迅疾，于贸易大有裨益”，却以老百姓“群起攘臂相抗，众愤难当”、容易“激成衅端”等理由相抗衡，仍然反对修筑铁路和架设电线。

1875年5月，德国公使巴兰德（M.Brandt）致函总理衙门，用德法失和期间，德国使用铁路运送兵马和武器装备的情况：“德国铁道轮车十四日内，将人83万口、马11万4千匹、陆路小炮855位，以及客货各车9500辆，自德国远近各处，送抵法国东界；又于是年8月初5日至初10日，将人8万口、马24000匹、炮180位、客货各车2000辆，仍自德国远近各处，送抵法国东界。此外人马粮料，同时络绎运送者，亦复不少。而且各路寻常往来客货，亦复照常运送，两不相妨。此举实为亘古未有之奇。不但创见，实为创闻矣”。（《清总理衙门档案》，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页）

用此国家军事重大事例，说明铁路运输在关键时候的重大作用，劝说清政府同意修建铁路。

这次讨论，是清廷最高统治者广开言路，放手让内阁大臣、各地将军、督抚，对列强提出兴建铁路、电话、电报、电机等事，通盘大局、悉心妥议、拿出意见。达到熟悉中外情况、设法自强、避免后患。通过讨论，对铁路、电信等新兴工业有初步认识和了解，对洋人推行新兴工业的谋利目的有了防备；在要不要在中国兴建铁路，开始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