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流云升起来

——孙犁五年祭

养生

孙犁先生的身体素质，一向是不太好的，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弄碎馒头煮粥喂他喝下去，才救了他一命。

幼年时期，他的身体也不好，经常到附近的村庄看病。因为年龄小和身体不好，在育德中学读书时还休了一年学。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他就那样挺过来了。1956年，他写完（实际上没有写完，病后匆匆忙忙补写了最后一节）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后，摔了一跤，大病一场，从此进入十年的养病期。

进入古稀之年后，他才重新焕发出热情和活力。他充沛的精力，超常的记忆力，敏捷的思维，如果没有良好的身体做支撑，实在是不可能达到的。晚年时，他写了那么多内容充实、见解不凡、文风典雅、动人心弦的文章，固然与他的文学素养有关，但也不能不说是健康的身心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平时，孙犁先生很少谈到“养生”之道，但他自有他的办法。例如，他在文章中就曾经写道：“我好喝棒子面粥，几乎长年不断，晚上多煮一些，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吃一顿。秋后，如果再加些菜叶、红薯、胡萝卜什么的，就更好吃了。冬天坐在暖炕上，两手捧碗，缩脖而啜之，确实像郑板桥说的，是人生一大享受。”（《吃粥有感》）可以看出，这是他的养生之道。

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当时他还在多伦道住，他说刚刚病了一场，拉肚子，“是吃了农贸市场的酱牛肉引起的，肉不卫生”。说完，他苦笑了：“是我不注意养生之道。”他又加了一句。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谈到“养生”两个字。

还有一次，他和我谈到他的养生之道，这算是比较系统的了。那是1990年夏季，我感冒了，发烧，还拉肚子，半个多月没到他家里去。后来我去看他，他问清情况后，开始和我谈起他的养生之道：

生活要有规律。要按时起居和作息，不能多熬夜。“你还年轻，到老了就知道熬夜的坏处了。”他说。可惜，我这一条做得不太好，到现在还时常熬夜，忙于工作和其他杂事，白了少年头。

要放平心态，尤其对名呀、利呀、官呀，看淡一些，不急功近利，一切出于自然。

要少吃药，尽量利用自身的抵抗力让身体慢慢恢复。“是药三分毒，吃了就有副作用。你这次感冒，应该大量喝水，借以带走体内的热量。”谈到我腹泻，他知道我属于胃寒，就说：“你平时少吃寒冷的东西，用什么东西捂着胃。”

还要勤于动脑，勤于动手，多读书，多记笔记，写点不费力的文章，“这也是养生之道”，他说。在写文章之余，要经常活动手和脚，累了的时候，就停下来，观观花，浇浇水，喂喂鱼，或拿出来字、画及其他一些小玩意儿欣赏，借以休憩。有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在他书柜前欣赏一些小玩意儿。还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他正在阳台上修剪花枝，笑着告诉我：“休息一下，我休息一下。”

最后一条，就是要加强锻炼，做些力所能及的运动。“年轻时锻炼好了，终生享用不尽。你喜欢乒乓球，就多打几次。我喜欢散步，或是写书法。你看我现在走步和嗓音大，都是年轻时当八路军锻炼出来的。”他说。

确实是这样，孙犁先生的养生之道是坚持终生的。在晚年时，他还坚持散步，只要天气许可，从不落下一天。尤其是家搬到了鞍山西道以后，早上起床，他就拄着拐棍下楼散步，或到鞍山西道，或在小区里围着楼群走。有的时候，我就提前到他楼下陪他散步。

天还早，城市还没有完全从沉睡中醒来。小区里也很安静，我陪他走着，他的拐杖在地上慢慢敲击，“嗒——嗒——”，声音清幽，伴随着他的步伐，传得很远很远……

练字

世人对孙犁先生的文学作品了解较多，对他的字却了解不多。

孙犁先生作为一个有中国古典艺术气质的文人，自然对中国的书法艺术也有涉猎。1964年1月11日下午，养病中的孙犁先生在给冉淮舟的信中说：“中国书法，由隶而楷，楷书以不失隶法者为上，欧字是也。”11天后，他又在信中告诉冉淮舟：“皇甫碑推为欧书首作，一些书法家并谓初学者应首临之帖，因此送你一临。……欧字实好，不比较则不知，如与唐碑其他作家相比，我最喜爱他的字。他的碑除此以外，尚有九成宫、虞恭公、化度寺之类。据称，欧字上溯《兰亭》，雄视有唐一代，并为此后楷书典基。”

从以上的话可以看出，孙犁先生的书法在形和神上是取法欧阳询的。对照吴昌硕和鲁迅先生的手迹，可以明显看出孙犁先生也有意识地临摹了他们的字形风骨。

在以后的日子里，孙犁先生在给韩映山、徐光耀等人的信里，也专门谈到他对书法艺术的看法。而且，我猜测在战争年代，他就有意识地经常用毛笔字写文章、写信，借以习练自己的书法。尤其是他那些脍炙人口的《书衣文录》，几乎都是用毛笔题写在书皮上的。我以为，《书衣文录》不仅为孙犁先生晚年创作打下了文字的基础，也是他的书法艺术从一般到成熟，形成自己的特色的一个标志。

书法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派，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产生了众多的书法大家。但在文人圈里，汉唐时期在书法绘画上有成就的人却几乎没有，至宋代以后，才有了苏东坡等几个人。明清时文人兼书家也有一些，至现代社会，则有沈尹默、丰子恺等一些人，但毕竟是凤毛麟角。至于当代一些作家，虽号称书法家、绘画家，水平到底如何，世人有目共睹，我不多说也罢。

我不是书法家，对孙犁先生的书法到底如何准确地评价，有待大家去做。在我看来，孙犁先生的字，有时写得端正，有时写得随意，似乎用中锋不多。我收有他全部的致康濯和韩映山的信件复印件，大部分是用毛笔写的，把那些信随便拿出几页来，挂在书架前欣赏，实在是一种享受：字如其人，先生的字自显出一种文人的风骨、文人的书卷味，以及他的冲淡与率真的性情。

我曾经多次看到孙犁先生练字，每一次他都很认真，很专心。有一次，我一边给他磨墨，一边听他谈一些心得，他说：“练字如写文章，不用心进去是写不好的。”

那一次我是代人向他求字，研好墨后，他让我坐到一边别出声，他自己铺好纸，审视半天，想来是在进行构思，然后就把几个字写好了。

我在中学时，曾把我的一个老师张云生先生写的字“心游万仞，精骛八极”，给孙犁先生看。张先生在豫东一带名气很大，字也写得好。孙犁先生看了半天，笑着告诉我：

“人家才是书法家的作品，有功力，有章法。我的字不行，是随便写的。”

又有一次，武汉的作家周翼南给孙犁先生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寄了一幅自己的字。孙犁先生收到后，对周氏的字颇为欣赏（周氏还寄给他两幅画）。周先生的地址写得不清楚，孙犁先生就把给他的信和回赠他的一幅字于1994年4月10日寄到我这里，请我转寄给他。周先生在书、画上的题款署名为“无风楼主”，孙犁先生还称赞了“无风楼主”的书法——其实，他还不知道“无风楼主”就是周翼南的雅称。

1990年11月的一天，我到孙犁先生家里去看他，进屋后发现散文家、《散文》杂志当时的负责人之一贾宝泉先生已在屋里，正在往小本上抄录着什么。我抬头一看，原来在书架上，有一个新做的颇大的玻璃镜框，里面装着孙犁先生新写的一幅字，是他才作的一首诗，诗曰：“不自修饰不自哀，不信人间有蓬莱。阴晴冷暖随日过，此生只待化尘埃。”我当时想要，碍于别人在场，也没有开口；过了一会儿，就和贾先生一起与他告辞了。

但我有点不甘心，第二天上午，就又去找孙犁先生，指着那幅字说我想要，没想到他马上答应了，让我帮着他从镜框里取下字来，给他研好墨，他题上了“段华同志存念 庚午冬季 孙犁”几个字。等了一会儿，字干了，他一边轻轻地折叠好，装到一个大信封里递给我，一边说：“这首诗情绪有点低沉了，字你自己欣赏吧，没有公开发表以前，你别拿出去发表。”

正因为恪守着孙犁先生的这个嘱咐，在《孙犁全集》出版时，收进去的这一首诗就拟题为《赠鉴雪》，时间为1994年春天——我没有让出版社改过来。

如今，他的这幅墨宝已经成了绝品。

我曾经向他询问过写字的一些事，1995年5月5日（这距他发病日仅仅十天，从此后他不再写文章，不再读书，给友人也仅仅写了几封短信），他在信中告诉我：“这很简单，买一些字帖看看，现在出版很多书法大全之类的书，很好买。然后，找机会用毛笔写字，例如写信、记日记等等，写稿则不太方便，还用钢笔。”

我想，话虽简单，却是他一生习练书法得来的至理吧。

赠书

孙犁先生不但自己书多，而且别人也给他送了不少书，诸如老战友、各地作者以及报刊社、出版社等。孙犁先生收到别人寄来的书，阅读完之后，凡是有题签的，他都专门放到一个书架里，供家人阅读和朋友们使用。而另外的一些书，他会根据书的性质和内容，赠给不同的人，以使书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当然，孙犁先生自己的作品集，每出版一册，他都会适当地赠给一些友人。在赠书的时候，孙犁先生会工工整整地在扉页上题字：“××同志正”，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而同样是他的作品集，如果是拿到他那里请他签名，他原则上就写“××同志留念”，然后签上姓名和年月。有一次，孔夫子旧书网上有一个朋友花100元钱买了一册《孙犁散文选》，上面有孙犁先生的签名，并说是在一个图书发行活动的签名现场得到的。我告诉那个朋友，首先，这本书上模仿的孙犁签名虽然是很像，但我能判断出来是假的；其次，题字“××先生指教”不是孙犁的题签风格；再次是，晚年的孙犁从不会参加这种签名售书活动。

我曾经领过不少人到孙犁先生家里拜访，例如青年作家姚建、青年诗人梁辛、文艺理论家郑恩波等，他们带去的书，孙犁先生签名时就写“留念”，赠送的书就写“正”或“指正”。他在送给姚建的一册书上就写“姚建同志正 孙犁 一九九〇年元月”。他在郑恩波带去的书上，写的就是“留念”。说到郑恩波，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我带郑恩波去孙老家时，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处任副处长，后来才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当主任。1993年2月，我从天津到北京，顺便看望刘绍棠先生，他向我询问孙犁先生的近况，我都向他一一讲了。我说孙犁先生身体不太好，他很担心，就拿出了他的四本书和一本《古寿千幅》，题字后托我送给孙犁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孙犁先生和绍棠先生有过一次误解，具体说来就是孙犁先生写了三篇《芸斋小说》，通过刘先生准备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编辑部想让孙犁先生拟一个总题（那时候这种形式正时髦），先生误会了，以为是让他将三篇捏合成一篇，结果生了刘绍棠先生的气。1989年8月，在白洋淀召开的一次关于孙犁作品的讨论会上，从维熙先生还和韩映山先生讨论过此事。

说老实话，误会归误会，孙犁先生和绍棠先生两人还是敦于旧谊、互相关心的。大约有五六次，我在他们之间互相解释，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有一次，一个过去和孙犁先生不错的人，说想写一篇攻击他的文章，刘绍棠听说后当即劝那人不要那么做，这是我亲耳听刘先生说的。而这次临到北京前，我先到孙犁先生家里去，他正闹病，身体已经很弱了，听说我要到刘绍棠家里看看，他先问了绍棠先生的病情（1988年8月因脑血栓而偏瘫），然后说：“男的偏瘫一般是左侧，他也是左侧吧？”我回答说是。孙犁先生抽了一口烟，又说：“他喝酒太多。你告诉绍棠少参加活动，多注意休息，少生气。1957年别人批他，出了一本《青年作者的鉴戒》，收的都是批判他的文章，别人没有，他怎么有？正说明他出色嘛，让他想开点。”我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都告诉了刘绍棠先生，性情中人的刘先生当即眼圈红了，就艰难地挪动半身不遂的身体在书上为孙犁先生题字，并说要写一篇文章表示对孙犁先生八十高寿的庆贺（后来绍棠先生写了《喜寿》和《一个有风格的作家》分别在《天津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我回到天津，第二天就把书送到了孙犁先生的家里。此后不久，郑恩波到天津来，刘绍棠先生又托他向孙犁先生致候，就是我带郑恩波先生到的孙犁先生家。

刘先生和孙先生已先后作古，我把这件事情写下来，使这段佳话不至湮灭。

从1976年重新操笔写文章，孙犁先生共写了十本新书，加上其他的作品选集，我几乎都有了。而只有《曲终集》，他没有给我题字，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卧病在床，拿不动笔了。那本书也不是他送给我的，而是孙犁研究会的秘书长刘宗武先生送了我一本，后来张学新先生又送我一本。晚年孙犁的作品集，我就这一册没有他的签名了；实际上，《曲终集》他为谁都没有签名。此书出版之前，我曾在北京给他打电话，劝他改一个书名，他说：“就这样了，不改了，不改了。”

除他的作品集，我也曾收到他另外的赠书。

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拿出个大信封，里面装了几册《作家》杂志，递给我说：“我给你放了好几天了。里面有曾镇南写的系列理论文章，不错，你拿去看看，学学。”

另一次，我去看他，他拿出了三册捆扎在一起的书，送给我说：“这三本书，值得读。”我接过来一看，是沙汀的《走出牛棚以后》，贾平凹的《抱散集》，汪曾祺的《蒲桥集》。

还有一次，那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到天津出差时，顺便看望他，他又拿出精装16开的两大厚本《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送给我，笑着说：

“我给你放了两个月了。你读读看，也知道古人是怎么参加应试写文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