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知识生产新模式下的科技基础研究创新

当代社会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社会知识和文化知识等）的生产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新知识在更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中被创造出来。知识供给主体也已经不仅仅是大学，政府、企业及其他社会机构也参与到新知识的生产与创造中来。面对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知识生产模式，我国的基础研究及其管理面临着更深层次的挑战。

一、知识生产新模式下的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指的是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随着科学与技术对社会进步作用的凸显，科学和技术之间发展成了一种新型的关系——非线性模式，在此模式下，基础研究既受到科学家好奇心的驱动，又日益被技术和商业进步探索的问题加以丰富，市场和应用的考虑已成为基础科学的动力之一。当旧的知识生产模式成为释放蕴藏在新的资源禀赋中的知识生产潜能的障碍时，当旧的知识生产模式决定着的知识生产能力难以满足社会对知识日益增长的需要时，或者当人们敏锐地认识到传统的生产模式的内在局限性时，便要求变革旧的知识生产模式，塑造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吉本斯（Gibbons）等人提出，科学研究正在分裂成两种形式的知识生产模式——模式1（mode 1）和模式2（mode 2）。模式1是指：用于控制将牛顿模式科学扩散至越来越多的探究领域，并使这些探究领域遵循所谓良好科学实践的理念、方法、价值和规范的集合体。模式2是指：在应用的情境中进行的知识生产，其特征包括：跨学科性；异质性；有组织的分层结构和短暂性；社会问责与反思性；强调情境与使用依赖的质量控制。模式2即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它的产生是源于现有的问题解决的学科模式的失效，以及社会中知识生产者与使用者的扩张。随着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到来，基础研究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模式对基础研究主要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新模式的跨学科性、异质性，促进基础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新模式主要基于现代科学跨学科的特性，在新模式中，科学不是像曾经被担心的那样会被推入知识上“无菌的水域”，这种在新的应用情景中的扩张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具吸引力和挑战性的环境。异质性指的是使用多元的技能和经验来解决某一特定的问题，包括多元的地点、联结点以及知识生产场所的分化。新模式按照自己的方式创造新的知识，它围绕实际应用问题，集结不同的科学学科和科研资源，开展各种科学研究，它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主导潮流。这样的事实是科学和工程界必须要认清的，很多传统学科所没有覆盖的领域对新知识提出了要求，并且提供了创造性的研究机会，这些研究能够生产至关重要的知识，并及时回应国家的目标。知识生产新模式是跨学科的，基础与应用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是来回往复不间断地运动的，因此，可以认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第二，新模式有组织的分层结构和短暂性，进一步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知识转移。模式1是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主要指单个学科内以认知为目的（即探索基本原理）的知识生产。在这种知识生产模式中，基础与应用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晰。与模式1不同，新模式中的知识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之间往返流动，当知识得到应用或发展的时候就会导致科学发现，而且新的应用成果会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科学正在逐渐转向知识生产的新模式，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也越来越受到与特定情境相关的其他各种因素和利益关系的约束。在当代，基础研究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专注于创造新知识的“知识生产导向”的基础研究，正在向“知识生产导向”和“知识扩散导向”并重的基础研究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基础研究管理的政策和方式正在进入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阶段。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2006—2011年战略规划》中指出，由于现在各个学科领域正在通过加速度的方式向前发展，不断开启着新的探索领域，应该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并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工程过程。2010年7月9日，英国科学大臣David Willetts发表一篇重要讲话认为，英国在将国家科学发展的战略研究重点由“卓越”拓展到扩大研究的经济及社会“影响”转移的问题上，更加强调科学知识的转移过程。这个影响不仅包括基础研究产生的经济影响，而且包括在行动者网络的广泛视域下的基础研究政策。

第三，新模式的社会问责与反思性、强调情境与使用依赖的质量控制，推动基础研究的社会问责与质量控制。生产卓越的、有影响力的科学知识产品是当代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寻求基础研究的现实作用和社会意义是政府投入基础研究的重要理论预期。从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政府大多都是基础研究资助的主体。随着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政府主导基础研究的范式正在改变，正在形成政府、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基金会等多主体协同的基础研究范式。多主体协同的多中心化是知识生产新模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组织关系形态和知识生产形态，是相对于模式1中政府主导支持基础研究的“中心化”地位而言的新型网络模式生产过程。随着网络信息服务和组织形态的多元化，多主体多中心化的趋势越来越清晰，成为未来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多主体协同会形成研究成果、研究者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也会使企业、公众和诸多的利益相关者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来，这就促进了基础研究与多层级复杂的社会系统的交往与互动。

二、知识生产新模式对我国基础研究的挑战

我国对于基础研究概念和内容的界定，主要是根据1987年全国基础研究的调查和1989年国家科委的定义，我国基础研究工作的具体内容包括：以认识自然现象、揭示客观规律为主要目的的纯基础研究；围绕重大或广泛应用目标，探索新原理，开拓新领域的定向性研究；对基本科学数据系统地进行考察、采集、鉴定，并进行综合、分析、探索基本规律的工作。在“863”、“973”等重大专项的牵引下，我国的基础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理据正在发生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的转变，随着经验主义方法的扩散，科学放松了但是并没有放弃对于第一原理的追寻，而更多地利用所有可及的观念、技术和方法致力于理解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第一原理的探讨发生在纯粹的基础研究领域里，但随着知识生产的结构性改变明显地发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共同体之间或者更大范围的社会之中，第一原理也自然受到社会的影响。由此，基础研究原先那种纯科学性的知识生产形式，与应用研究出现融合的趋势，成为一种在商业上也可以获益的领域。

知识生产新模式带来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界限的模糊以及知识的往返流动。基础研究的政策制定和管理需要适应这种变化，也就是说，基础研究的管理模式怎么适应基础研究的特征和变化，成为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挑战。

首先，基础研究的管理如何平衡“认识取向”与“应用取向”。这意味着，某些基础研究要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公有性。在自由探索与国家目标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是一个国家科学政策建设的根本，也是决定科学政策是否成功的关键。科学家在进行研究领域选择时，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和影响。基础研究不但要承担自己的认识使命，还需要通过与产业界之间的商业性互动实现研究活动与技术活动、科学及其应用的结合。这种结合“承认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它们的相互依赖性，认为其中一方面的进步有赖于另一方面的进展”，这种结合如何使基础研究真正受益？科学家在此研究领域研究时，会受到市场力量的干预和影响。

其次，基础研究的管理如何协同基础研究的多主体，兼顾“生产导向”与“应用和扩散导向”。这意味着，不论是对科学家，还是对政府的科学政策而言，都从基础研究中分散了精力。科学家在进行研究时，受到科学共同体力量的干预和影响。政府、大学、国家实验室、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支撑着基础研究的发展。它们虽然各有担当，但是它们之间协同创新形成合力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基础。近年来，科技界各创新主体单元分工趋于模糊、功能趋同、竞争加剧，有时甚至有些无序。在这种情景下，科学家的研究受到政治力量、市场力量和内部力量的共同干预和影响。

事实上，经济的长远增长率和基础科学知识的长远增长率成正比。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下，科学研究变得不仅是要推进知识的进步，而且是要通过科学发展解决具有经济和社会目标的科学问题。在新模式下，更加强调科学知识的多重效用，这种知识对于政府、工业和社会是有用的，有用性要求自始至终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后学院科学处于为金钱增值的压力下”，而且“发现首先是评估其商业价值”，不仅基础研究与经济的结合日益密切，基础研究与社会的交流也日益增强。公众对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问责也在不断强化，对于科学技术进行社会评估的强烈要求很明显已经根植于社会之中，特别是那些涉及环境、能源、健康、生命等领域的基础研究。

因此，知识生产的新模式提高了基础研究的双重取向和多元导向。协同多主体，兼顾多导向，平衡双取向，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重点。

三、知识生产新模式下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创新

“认识取向”和“应用取向”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不同科学家共同体或科学家之间会有不同的价值选择；“知识生产导向”和“知识扩散导向”作为一种利益激励，不同主体也会产生不同的导向。但是，在知识生产新模式下，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在增加，科学从业者之间的交流在增强，物质生产世界和知识生产世界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紧密，基础研究双重取向和多元导向成为发展的趋势。应对这种变化，有必要提高我国基础研究的协同化和多元化。

（一）通过协同创新，实现科技资源共享

多部门、多学科、多主体协同促进创新是当代创新活动的重要特点，更是基础研究的本质要求。我国科研资源相对短缺，必须通过协同创新，在科技资源共享方面有所作为、有所突破。

一是加强基础研究工作的多主体协同。多主体的合作往往是无序和短暂的，协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各要素从无序到有序。只有通过资源共享、高效协作，才能够在当代激烈的基础研究竞争中更好地取得主动地位，更快地进入当代科学前沿，要在科学界加强对协同创新重要性的认识，克服狭隘的个人本位、单位本位观念，树立维护人类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的单位利益、个人利益的共赢，倡导资源共享、协作创新、可持续发展。

二是加强促进资源协同的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和健全与资源共享相关的制度，如共享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协同创新中发生的利益分配规则等。不同基础研究工作和计划之间、基础研究计划与其他科技计划之间以及重大科学任务和科学工程之间要有效衔接、成本分担、信息共享，甚至是多学科跨专业的协同。要逐步完善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宏观调控、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同联动机制，要统筹规划和管理项目、基地和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增强基础研究资源配置水平，系统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加快平台建设进度，如实验平台、分析测试平台、观测平台、数据信息平台、成果平台以及相关网络平台等。如某些大型仪器设备平台，借鉴国外成功实践，建立“用户委员会”试点单位，参与平台的建设筹划、使用和管理等。

三是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的多主体协同。中央财政投入有重要的引导、辐射作用，政府投入要引导并促进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推动社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要发挥政府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的平衡与协调功能，促进项目、人才、基地相结合，基础研究和教育相结合。

四是加强科学与社会的协同发展。加大不同部门对基础研究科研不端行为联合治理的力度，使不端行为陷入“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地。在倡导科学家共同体内部的诚信，提倡科学精神、塑造学术规范的同时，也应该倡导科学界对公众的诚信，对国家利益的诚信，承担对纳税人的义务，履行科学对社会的责任。

（二）多元化机制逐步形成，合作渐成趋势

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中，单一的机构在整个研究领域作为卓越中心越来越不可能。多机构单元或网络成为弥散的卓越中心。因此，在政府、大学、国家实验室、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等多元主体推动基础研究的背景下，市场的渗透、研究中竞争和合作的增加导致了精英功能多元化趋势的加强。

首先，国际层面上正式与非正式合作的多元化模式。国际非政府之间的合作呈增长趋势，要加强国际间的基础研究的多元化合作。

其次，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和体系。基础研究的资金获得方式也处在多元化的时代，政府要采取多种手段鼓励社会科技投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如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扶持，提供必要的资金投入服务，在投资调节、市场准入和社会化服务等方面为社会投入创造多方面的有利条件。通过政府购买，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研究开发与基础研究相关的高新技术产品，有效地激发社会投入基础研究的需求和热情，同时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延伸至基础研究领域，在政府投资的项目中，尝试部分知识产权法人化和个人化。

最后，要制定多元化的人才政策。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总体需要，制定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战略和政策，明确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及措施，尽快建成一支结构合理的高精尖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立足本土培养人才是基础研究队伍建设的长久之计，要通过重大项目来建立高端人才发现培养的机制，要结合千人计划（重点实验室平台）和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发挥高层次人才在国家科技创新中的作用，特别是对青年优秀人才的使用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