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说人生(5)

吹去尘埃，只有人性

这是一本尘埃落定之后的人物散文集。

尘埃的定义是什么？我没有去查字典。通俗的理解，一是表面，二是很轻，三是多余，轻附于表面的多余之物也。生活中有尘埃，如桌子、地板上的尘土，所以每日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庭除。还有一种是历史的尘埃。有许多的人和事，当时十分热闹，但经过十年、五十年、百年、千年的沉落，大都变为尘埃，浮在历史之上，经不住后人的轻轻一吹。这一吹见到了什么？先是那些重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再一吹是事件中的人物；又一吹，吹尽黄沙始见金，是这人物的人性，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人性。人创造了历史，历史也创造了人。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人性、人格的锤炼，人也在进化。在读史中，我发现，对于后人来说，大约只要过了五十年，事件得失、阶级对立、个人恩怨都会淡化，而留下来的最深印象是那些人物的人性、人格。因为这些东西总在刺痛或者召唤着我们，在指导我们今天怎样做人。

我最初是从山水题材步入散文创作领域的。我曾很努力地创作并研究山水散文的理论，不能说没有成果，如《晋祠》等篇入选中学课本，有的还刻碑勒石。但再好也只是在对山水的审美层面上打转，没有直接进入人的灵魂。无论是对读者还是对我自己，更大的震撼是在开始了人物散文的创作之后。这个转折点是1996年我发表的写瞿秋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本文很快被收入中学课本，并刻碑立在常州秋白纪念馆门前。后来又有周总理百年纪念时写的《大无大有周恩来》，邓小平百年纪念时写的《广安真理宝鼎记》等。还有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写辛弃疾的《把栏杆拍遍》，写李清照的《乱世中的美神》，写林则徐的《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写居里夫人的《跨越百年的美丽》，等等。

这些人物，首先是感动了我，激动了我。有的我从小就读，读了几十年。进入写作时反复打磨，虽是一篇数千字文章，一般都是数年得一文，有的甚至用了二十年，发表后确实也感动了读者，不少入选课本，并被反复转载。如《大无大有周恩来》发表十二年来几乎每年一月的总理忌日都有报刊重新摘发。而像《把栏杆拍遍》，写的虽是一个离开我们已九百多年的古人，却仍让今人如此激动，一位军官带领他的战士集体朗诵，说感谢作家为我们武人立了一个传。本文也入选中学课本和《现代散文欣赏辞典》，而同名的散文集，已重印十一次。《跨越百年的美丽》写的是一个一百年前的外国人，有的家长将这篇文章复印寄给在大洋彼岸留学的子女，有出版社也很快以此为书名出书，这篇文章也入选了中学课本。一篇人物，胜过十篇、百篇山水。有论者说到《觅渡》等文时，说数千字胜过一本传记、一本小说，这种震撼是我始料不及的。

是什么力量吸引着读者、编者、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呢？是这些人物的人性、人格的力量。山水散文主要作用于人的审美，而人物散文直捣人的心灵，作用于人的思想。在这些人物身上，无论是今人、古人，中国人、外国人，都体现了做人，做一个最优秀的人所必需的要素，这说明人性是不分古今中外的。而人性中的最光辉之点，并不是随时随地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找到。它要有时代的际遇、命运的碰撞和岁月的积累，如同火山喷发、地震释放、尖端放电那样，要等上多少年，越过多少人，在偶然的时候，落在一个特定的人身上。因为政治是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斗争的焦点，这些人物就大多和政治脱不了干系，有的就是处于时代漩涡中的政治家，而且大多有悲剧色彩。因为只有悲剧才能撕开现实给人看，而喜剧只是现实之上的泡沫。

原子只有裂变之后才放出原子能。这些人物是在时代裂变中飞出的一粒粒传递人性光辉的火种。作家就要去寻觅这些火种，像传递奥运火炬那样，点燃后人的心灵。这些神圣的火种弥足珍贵，当然不能像野草那样大把地收割。要披阅历史，吹去尘埃，一点一点地寻找，如同踏遍千山万水，去寻求大自然中的奇景。“六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行行止止，上下求索，穿过历史的烟尘，取来这样一些零碎的亮点，这样一些历史的坐标点，献给读者。可惜不多，还得继续寻找。山水让我们享受自然之美，而人物的群山则把我们一程一程地接引到理想的天国。

反求我心大慧大觉

最近我去拜访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我知道他是研究佛教的，便问先生：“你信不信佛？”他说：“不信。”我又问：“宗教为什么还会存在？”他说：“因为科学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剩下的只好求助宗教。”又问：“宗教到底何时能消亡？”他说：“恐怕到共产主义也消亡不了，人的心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佛教在中国，就是这样，许多人信，许多人不信。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角度。但不管信还是不信，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从东汉传入中国，已存在了两千多年。不但存在，还有发展，甚至发展之后又再传回它的故乡印度，季羡林先生称之为文化史上很少见的宗教“倒流”。

不但有“倒流”，还有“横流”，它又从中国传到日本，传到欧美等地，几乎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有用，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世界，特别是解释人生和人的心理。另外，还说明中华文化的博大，具有宽容与创新的精神。它没有排外、自闭，也没有盲目膜拜，自卑自怯，而是开放吸收，兼容并蓄，进而改革创新。

中国古代之佛教早已不是印度之佛教，现在之佛教也不是过去之佛教。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又新创几宗几派，已无人能说清。特别是禅宗经六祖革新之后，禅与佛几乎是两个概念。佛教与其他宗教之大不同处是不搞神秘化，强调自我体验，我心皆佛，人人可立地成佛；不宣传神主救世，而强调自度度人。有宽忍、无私、利他、和谐的一面，是积极的。中国文化在佛教西来之前，便有道，强调无为，重自然规律；有儒，强调自强不息，济世救民；再加上佛的慈悲，中华文化就三足鼎立，巍然浩然，源远流长。至今中国许多名山、市井的古庙里，都三教共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在人们平常的处世用事中也常常是进为儒，守为道，退为佛，像是一套武术的攻防进守，又像是一个人，时而兴奋时而沉静。所以，如林则徐这样的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而他那副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你已无法确指这里是儒、是道、还是佛。文化，是很有意思的事，就像一道好菜，当你细品其色、香、味时，已无法说清，其中是哪一种料在起作用。

对佛的体验有一句话讲得最通俗明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自己去体会吧，说出来的就不算是佛，这大概就是禅味，其实是哲学。当年爱因斯坦与玻尔两位大物理学家争论物质能不能准确测量，直到死谁也没有说服对方。爱氏说能，玻氏说不能，叫“测不准原理”。比如用温度计测水温，你看到的温度是水加上温度计及环境的温度，而已不是水的准确温度。有一次毛泽东接见外宾，赵朴初陪同，客人未到，毛即风趣地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佛教有没有这个公式？”赵答：“有。”是又不是，说不准，是哲学。佛教传入中国后得华夏文化之灵，浴神州风土之情，是佛教，即非佛教，是名佛教。就像玻尔的那支温度计上的温度，是水温，即非水温，是名水温。它已是哲学、文学、艺术、政治、人生修养等等的一种混合体了。

一部红楼梦，有人读情，有人读理，有人读阶级斗争。一部佛教，更是中国人两千年来读不完的书。你看，像梁启超、胡适、鲁迅这样的大家都曾苦心研究佛教，鲁迅还出资刻过佛经。而李叔同、金庸等作家、艺术家则干脆皈依佛门。这是佛教的妙处，每个行为都能在它的思维下找到一种实现的方法，每个人都能在它的背景下找到一个自我。

山西隰县小西天寺里，有一副对联：“佛即心，心即佛，欲求佛，先求心，即心即佛；因即果，果即因，种甚因，结甚果，是因是果。”当我们谈佛说禅时，其实是在探寻自我，研究我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种含义是说不很准的，也是“测不准原理”。我心茫茫，佛法无边，唯其不准，才有大用，才有发挥的空间，两千年不衰，天地间永驻。我们对佛千万不敢太认真，烧香拜佛，求其显灵；或打坐入定，求其忽通，那不是佛的本意。列宁说，真理不可太死板，也不能太灵活。至于掌握到一个什么样的度，还是那句话，饮水人冷暖自知，你自己慢慢去品吧。

两千年来，佛教在中国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我目的不在拜佛学佛，而在参佛悟佛，反求我心，大慧大觉。

万鞋墙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洼，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近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搜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锄、犁、耧、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奇。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一万三千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

这鞋平常是踩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最贱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集合在一起，被请到墙上，就像一队浩浩荡荡的翻身的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鞋有各种大小、各种颜色，这是乡下人的身份证，代表着男人、女人、大人、孩子。但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绽开线头，鞋底也成了一个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式、针脚、颜色。这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的手做布鞋老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一段心底甜蜜的或辛酸的回忆。这鞋墙像就是一堵磁墙，又像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同行的几个人也突然不说话了，像同时被击中了某个痛点，被点了哑穴。大家只是仰着头细细地看，像是在寻找自己曾穿过的那一双鞋。半天，陪同来的辛书记才冒出一句：“老高，你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

鞋墙下面还有鞋展柜，展示着山里鞋的前世今生。有一双“三寸金莲”，那是旧社妇女裹脚时的遗物，现在的女孩子绝对想不到，妙龄少女还曾以美的名义受过那样的酷刑。有一双特大号的布鞋，是本村一个大汉穿过的，足有一尺长。据说当年他的母亲很为做鞋犯愁。有一双新鞋底上纳着两个“念”字，这种鞋是男女的信物，一般舍不得沾地。有名“踢倒山”的牛鼻子鞋，有轻软华丽的绣花鞋，有雪地里穿的毡窝子鞋，也有黄河边纤夫拉纤穿的草鞋。等等，不一而足。这是山里人的才艺展示，也是他们的人生速写。

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经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才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人穿老婆（陕北人叫婆姨）做的鞋。马克思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男女关系和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的一根纽带。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开始，一直到为妇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遇有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们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则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垅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企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忆，布鞋是最好的标志。在大家的议论声中，我提了一个问题，请说出自己关于鞋的最深刻的记忆。同车的老安，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他说：“我记忆最深的是小时候的一年正月，刚换上新鞋，几步就奔到大门外，不想一脚踏到冰窟窿里，新鞋成了两团泥。回家后，我妈气得手提条帚疙瘩，一直把我追到窰畔上。”一车人发出轰然的笑声，每个人的心底都美美地藏着这样一个又甜又酸的故事。

鞋不但是人情关系的标识，还是社会进步的符号。有人说，看一个人富不富，就看他家里地上摆的鞋。我是1963年进大学的，同班有一位从湘西大山里考来的同学，赤着脚上课。老师问，为什么不穿鞋。他说长这么大，就没有穿过鞋。1968年大学毕业，按那时的规矩，我到内蒙古农村当农民劳动一年。生产队饲养院的热炕是冬季的晚上，村民们聚会、抽烟、说事的热闹地方。腾腾的烟雾和昏暗的灯光中，炕沿下总是一大堆七扭八歪，又脏又瘪的鞋。其中有一双就是我从北京穿来的，上面已补了十三个补丁。就是后来当了记者，走遍了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也还是一双布鞋。遇到下雨，照样淌泥水，一步一响声。采访后回到住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伙房里烤鞋。九十年代我已在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工作，那时的会议通知常会附一句话：请着正装。“正装”什么意思？就是要穿皮鞋。

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它内容，但是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为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最著名的如巴黎公社墙，犹太人的哭墙，还有国内外经常看到的烈士人名墙。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

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要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将麻搓成绳，锥一下，纳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的刺刺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人找了一双，不为穿，是想数一下一双鞋底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两千五百针。那堵鞋共有一万三千双鞋，你算一下总共要多少针呀。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鞋墙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