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说人生(2)

这么说来，“享受生命”这句话又是多么沉重，就像说“我要登上珠穆朗玛峰”，不是随便哪个人都敢开口说出的，但登这种高峰的风光毕竟有人能享受到的，它确实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爱因斯坦、达尔文、爱迪生、开普勒等人，他们的伟大发现完成时，都说过类似的话：现在生与死对我都已无所谓了。因为他们都已享受到了生命中最成功、最华彩的段落。就是那些壮志未酬、行将赴死的勇士，如布鲁诺、文天祥、项羽、谭嗣同、林觉民等，也是一种对生命成功的享受。当常人将父母给予的血肉之躯用来做衣食之享时，他们却将生命的炸弹做最后一掷，爆出无限的光热，通过凤凰涅槃，得到了永生。他们不但生时享受事业之乐、理想之乐，身后还永享历史之功和人格之尊。

本来，追求物质的进步和精神的自由，或曰两个文明，就是人类生存奋斗的最基本目标。列宁曾将共产主义形象地比喻为苏维埃加电器化。战争时期，战士们在战壕里憧憬的美好生活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不是苦行僧，我们的许多劳动、斗争、牺牲，就是为了能在行动之后享受这幸福的结果。但幸福又是个动态的东西，如想要独立高峰，就只有一座接一座去攀登，才能一次又一次地享受。可是我们常犯的错误是，当登临一个山顶时，除了擦汗、喘气，却常忽略了这山的美丽，忘记了脚下的林海，悬崖上的鲜花，还有天边的流云。这种享受若不经意便稍纵即逝，若再无追求，也就再没有新的享有。人生之中从最基本的吃饭穿衣，到无尽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这是一个多大的库藏，多么宽广的领域。你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去开发、创造和丰富，另一方面又可以尽情地去利用、索取和享受。一个真正懂得享受生命的人，不但将造物者给他的一切都能尽情享受个够，他还进一步享受着自己的创造，更还有少数杰出人物又能跨越时空永享历史的光荣。

但是请别忘记，造物者同时又制定了一条铁的规律，生命只有一次，并且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对生命的享受不会那么从容，也不会没完没了。生命是一根甘蔗，甜甜的，吃一口就少一节。让我们好好地珍惜它，细细地品味它，尽情地享受它。

人生没有返程票

报载美国航天公司计划造一个大飞船，将人送到外星球，大约在26世纪实现。飞船可容纳一百万人，速度为光速的五百分之一，就是说飞行五百年才能达到一光年的距离，要飞到二十光年远处的星体，需整整一万年时间。所以飞船必须很大，是一个小社会，当船到目的地时，走出来的乘客已是上船人的第四百代子孙了。这场旅行代价真大，四百代人才能完成。现在地球上所有能找到的，有文字记录的古人也没有这么老。就是说，这个飞船在太空中要经历一个地球人类成长的文明史，才能到达另一个星球落脚。不是我们一个人重活一遍，是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重活一遍。想来真是渺茫，既可怕，又有吸引力。报纸说：“星际旅行只需单程票。”初一看，有点去而不回的味道，要在航行途中写遗嘱，开追悼会，那谁还愿去呢？事情就怕放大来看。看完星际旅行计划，再反观人类自己，其实我们一生下来不就是买了一张单程票吗？这个地球上不是每天也在有死、有生、有老吗？区别只在于你是在原地过完单程还是在运动中过完单程，反正人生没有返程票。我们常说：假如我小十岁、小二十岁，如何如何。假如你小上一百岁，你也许能协助孙中山，不让军阀混战；假如你小上两百岁，也许你能帮助林则徐赢得鸦片战争，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万物在动、在变，哲学家说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走过同一条河流，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你只能创造一次，也只能享受一次。正是因为只有一次，人生才珍贵，才有特殊的意义。

命薄原来不如纸

京西宾馆是专门开会议政的地方。会议大厅里挂着一幅大画《万里长城图》，上有张爱萍将军的题字：“极目长空万顷波，纵横点染势嵯峨。中华儿女雄今古，万里龙盘壮山河。”画的落款时间为1984年，到今天整三十年。这个宾馆也已经不知经历了多少共和国史上的大事，送走了多少大大小小的人物。画的作者及张将军也都已作古。我每次去开会，都不由地要扫几眼这画。三十年了，仍然是纸白墨黑，树绿花红，色泽不改。而我却两鬓渐白，抬头有纹。再环顾四周，旧朋渐少，新人如笋，物是人非，逝者如斯。顿觉人的生命原来是这样的娇嫩，这样的不耐岁月，竟不如墙上的一张纸。其实，这三十年的宣纸还只能算纸中的婴儿。前些日子，报上说发现一幅晋代的字，距今已一千七百年。人的寿命往长里说，九十年可以了吧，但也只有这张晋代字纸的十九分之一。呜呼，命薄原来不如纸。看来，人如要寿，只有把生命转换成墨痕，渗到纸纹里去。

纸墨之寿，永于金石。

毛泽东翻脸

我一直认为，从性格方面研究伟人的成功，是人才学和政治学的内容之一。

伟人成事，个人意志第一，决不受情的束缚。这是其大别于常人之处。能翻天覆地，必先要能翻过个人情面这一页。常人受常理、常情的束缚，往往过于自律、自责，作茧自缚。伟人则不顾常理，不管常情，在别人无法理解、茫然、犯傻、妥协的瞬间，就一掌打下，一招制胜。简言之，敢于翻脸，而毫无自愧。不自愧则不自责，不自责则无内伤，永是强人。常人则常自责、自律、自伤。心愈软，而自伤愈重。有时虽有理在手也不敢翻脸，循规蹈矩，坐失良机，或在自责中自伤元气。敢翻脸要有霸气，这几乎是天生的因素，学是学不来的。

毛泽东是大伟人，一生成大事无数，也翻脸无数。需要指出的是，毛的翻脸多是为大事，是为不同政见而翻。而且许多时候他也是对的。如井冈山时期，毛与当时的“左”倾中央翻脸，拒绝调回上海，而坚持农村斗争，中国革命终于胜利。解放初与斯大林翻脸，坚持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完整，使中国免陷于东欧国家的尴尬之境。1947年转战陕北时，代号为“昆仑纵队”的党中央已被敌团团围住，为毛的安全，任弼时劝毛过黄河，毛不听。任急了，就以纵队司令身份下令过河。毛翻脸说：“你是司令，我是主席，从现在起，我撤了你这个司令。”没办法，最后还是听毛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坚持留在陕北拖住了胡宗南，实现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大转折。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毛也敢于翻脸。刚建国时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许多地方仰仗苏联，尊之为“老大哥”。苏就乘机要挟中国。1958年7月赫鲁晓夫访华，提出与中国建联合舰队，在中国沿海建海军基地，毛当即翻脸，大声说：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过去？我不想再听这些！赫回国后立即撤走原子弹专家，毛就说我们自己干。1964年10月16日，我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毛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伟人一怒天地翻。一个人手中有权并不难，难的是敢不敢在关键时刻，用手中的权去决策，不失时机地去成大事。你看历史上有多少像宋徽宗赵佶、蜀主刘禅那样的权重情懦的无为之君。许多时候决策的实现常常是情感的较量。朱可夫在回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原因时说，斯大林的性格因素是其中之一。建国初党内高干有腐败苗头，毛泽东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当李自成。”乱世用重典，防患于未然。他敢于翻脸，惩治刘青山、张子善，换来了干部队伍一个较长时期的清廉。

所谓个性就是与人不同之性，这往往是优点也是缺点，成也个性，败也个性。毛泽东敢于翻脸的个性背后是他的斗争哲学。他曾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一生都在无情地战斗，只要他想干的事就一定要实现，谁也别想阻拦。这也铸成了一些错事、憾事。

在延安时，毛与江青恋爱，并要结婚，延安高层几乎一致反对。最激烈者有张闻天，远在江南的项英也写来长信反对。大家主要觉得江在上海的一段历史不清，表现也不好。毛就翻脸，大发脾气，并拍了桌子。结果政治局也拿他没有办法。与江的结合确实影响了他晚年的威信和国家的政局。

潘汉年是党内做地下工作的大功臣，不知为党提供了多少重要情报，团结了多少上层文化人士。出生入死，忠心耿耿。但有一件事欠妥，他做地下工作时，未经请示，见过一次汪精卫，但并无办什么错事。“高饶事件”时，他心里不安，向老上级陈毅汇报，陈说，没什么了不起，从没有人怀疑过你对党的忠诚，并自告奋勇去为他向毛泽东求情。没想到毛立即翻脸批示逮捕，直到毛去世，“文革”结束，潘才平反。

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就是因彭德怀的一封信，毛立即翻脸。把彭历史上的旧账全翻出来，好像彭从没有做过好事，甚至在大会上连骂娘的粗话都喊出来了。最后将彭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全国打了右倾分子三百多万。毛与彭是同乡，又是从井冈山、长征直到朝鲜战争，共事最久的战友，三十年患难，一言不合，说翻就翻。虽然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一下就翻得这样彻底，确实常人很难做到。而他与彭个人的翻脸，终于变成与党内高干，与忠心追随他多年的干部大翻脸，从此党内鸦雀无声。

1956年，毛公开表示不再当国家主席，要集中精力研究问题，并明确将担子交给刘少奇，他就离京南下。他回京，发现刘的想法与他有分歧，就大发脾气。这样不给面子，刘的心情可想而知。而到“文革”又亲手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与刘公开翻脸，把刘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和毛是很近的同乡，又是在延安时就已确定的接班人。说翻就翻，决不犹豫。“文革”后刘少奇终于被平反。

周恩来是和毛合作时间最长的、须臾无法离开的助手。1956年后，因经济思想有分歧，毛就大会小会批周，甚至借夸奖柯庆施的文章在众人面前奚落周：“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逼得周检查、辞职。“文革”后期，他和周都年事已高，重病缠身，一般人已是得过且过了，但在中美建交问题上他听信别人的告状就大怒，指示批周。虽然后来他自我批评，向周解释是小将告状。

毛和党外人士的关系有许多佳话，但也有大翻脸的事。共和国之初，任用了许多社会贤达到重要部门，他们都是治国之才，有识之士。1956年、1957年毛多次诚恳征求党外人士意见。比如1957年4月30日他在最高国务会上说，明年我要辞去国家主席。民主人士陈枢铭很认真地拥护这一决定，5月18日他给毛写信说，这是“至美至喜之事”“顺便提请今后注意几点，一是好大喜功，二是喜怒不能自制，三是轻信汇报，四是过分鄙夷传统”。毛泽东收到信没有表态，半个月后反右开始，7月14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这封私人信件（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是一封表达个人意见的私信，突然印发全会），陈被打成右派。而毛与陈曾有很深的交情，陈是湖南老乡，解放前夕是国民党政权的要员，对促成国军起义有很大功劳。一言不合，成为右派。而整个反右扩大化就是共产党与党外朋友的一次大翻脸，从此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党与知识界、思想界的矛盾加深。

凡伟人者，总能见人所不见，断人所不断，该翻就翻。毛无疑是20世纪中国首屈一指的伟人，于国家民族有大功，个人的德才也大有过人之处。我们可以举出无数条毛在其他方面的优点，也可以举出上述这些好或坏的翻脸的例案。这里不讨论政见的对错，只讨论性格的短长。虽然我们常歌颂伟人的宽厚、仁慈、高瞻远瞩，等等，但敢斗争、心肠硬、意志坚、主意决，确是他们品格的另一面。我们既不能为尊者讳，那就要承认这种翻脸现象确是伟人性格中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也不能一概都说成是坏事。陈独秀也翻脸，他与胡适有生死之谊，但说翻就翻。孙中山也翻脸，被称为孙大炮。斯大林也翻脸，其名字在俄语中是“钢铁”。邓小平也翻脸，香港收回过程中，我一高官，当然也是很有资格的老同志，答记者问时中人圈套，说香港回归后可不驻军，邓立即向新闻界宣布将其撤职。美国总统杜鲁门也翻脸，朝鲜战场上他的司令麦克阿瑟与他意见不合，他就通过媒体公开撤职来羞辱他。古代成大事者也都敢翻脸。历史上秦皇汉武，许多大英雄，当其成事之时没有不翻脸的。所以古书上常有这样的话：“我要借用一下你的人头。”鲜卑族统一北方，建北魏政权，但其文化落后。魏孝文帝下令推行汉字、汉姓。太子不从，谋反，孝文帝杀太子。这一政策得到推行，国力提升。

伟人翻脸可能干错事、坏事，但更多的时候是成就好事、大事。虽然我们总是希望他们不翻脸也能办成事，但你不得不承认，许多时候的成败就在于这突破柔情的一点，翻与不翻之间，能一刀断情，扬长而去，这确实是常人难企及的。这折射出了伟人们坚强的个性、唯我独尊的意志、特立独行的品格。当一个人处“权倾天下”之位都不敢倾翻一脸，如何能翻新天下，成得伟人？这倒反而不正常了。

“无情未必真豪杰”，但从来不敢翻脸的人却算不得真豪杰，绝对成不了大事。历史如此。

匠人与大师

在社会上常听到叫某人为“大师”，有时是尊敬，有时是吹捧。又常不满于某件作品，说有“匠气”。匠人与大师到底有何区别？大致有三点。

一、匠人在重复，大师在创造。一个匠人，比如木匠，他总在重复做着一种式样的家具，高下之分只在他的熟练程度和技术精度。比如一般木匠每天做一把椅子，好木匠一天做三把、五把，再加上刨面更光、对缝更严等。但是就算一天做到一百把也还是一个木匠。大师则绝不重复，他设计了一种家具，下一个肯定又是一个新样子。判断他的高下是有没有突破和创新。匠人总在想怎么把手里的玩意儿做得更多、更快、更绝，大师则早就不稀罕这玩意，又在构思一件新东西。

二、匠人在实践层面，大师在理论层面。匠人从事具体操作水平的上限是经验丰富，但还没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虽然这些经验体现和验证了规律，但还不是规律本身。大师则站在理论的层面上，靠规律运作。面对一片瓜地，匠人忙着一个一个去摘瓜，大师只提起一根瓜藤；面对一大堆数字，匠人满头大汗，一道接一道地去算，大师只需轻轻给出一个公式；匠人在想怎么才能捏好一个泥人，大师则探讨宇宙和人。匠人常自持一技，自炫于一艺，偶有一得，守之为本；大师则鲜花掌声过眼烟云，进取不竭，心忧难宁。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居里夫人会把诺贝尔奖章给小女儿当玩具，但是接着她又得了一个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