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说官场(4)
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一个人说了一句假话，被人点破，羞得恨不能立即跳楼。如果发现别人有假，也必勇于揭露，愤而斥之。社会道德之失真，从“文革”始，后愈演愈烈。到现在，社会上公然卖假证件、假发票，出假票据。你若要报销，售货员主动问你怎样开票，会计帮你合法入账。大家都在阳光下运作，脸不红，心不跳。谁还怕人说有假，谁还觉得是造假。所以朱镕基任总理时，一次为某会计学院题词，愤而题曰：“不做假账”。可见做假账都已成了会计经常的业务。以图财害命，责之造假的奶农、药商，可也；而假风蔓延，则要拷问全社会的道德，拷问官员的管理教化示范之责。政治是什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我们说是管理国家大事，是为民办事。商场之假与官场之假深有其缘，治商须问政，正人先正己。现在官场造假成风，虚伪成规。开会排座次，发言念稿子，写公文套框子，发表文章编句子，应付视察摆场子。就是内部开个会，正常接待上司，一发言，也要先说一句“尊敬的某某领导”，如旧时臣子喊“吾皇万岁”，天天演戏，乐此不疲。干部一提拔，先学会应酬，摆架子，装样子，哪有什么如履薄冰，先忧后乐之心。下级见上级，专拣好听的顺耳顺嘴的话说，哪有什么忠言逆耳，实事求是。本来一个社会的安定是百姓老老实实做人，官员勤勤恳恳办事，现在官员只顾演戏，不去做真人，怎么能教化百姓办真事？假不为错，伪不觉耻，官无个性，商无诚性，是社会安定和发展之大患。毒奶事发，冰山一角。
改革开放，让我们懂得了“商品经济不可逾越”，而商品交换必得有诚信，我们现在亟需要补上这一课。改革开放还让我们懂得政治文明要讲民主。在这方面，中国封建社会长，遗毒甚多。专制和集权需要伪装、造假，而民主政治则要透明，要监督，要务实。我们也要补上这一课。无论是政治道德还是商业道德，都要从诚实做起。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德不行则法不立，法不立则国难治。而一个社会道德的教化普及，大莫过于先立制度，然后官员勤勉，政风朴实，使上行下效，人人自律，自然河清海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愿从假奶粉事件中反思治国大义。
大干部最要戒小私
干部是公家的人，是公务员，是为国家办事，不能有私。大贪大贿自有党纪国法管着，这里且说一说百姓眼中最无奈却又最鄙视的小私小弊。
人皆有私，但是私戏不能在公家舞台上演。就如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家的浴室一丝不挂地沐浴，可以在自己家夫妻共枕，但如果有人把此事演到大街上、舞台上，那将是怎样地难堪，怎样地不可理喻。
但许多事，换一种形式，便泾渭不分。我们有一部分干部就在干这种有违常理的事。有一位领导对下属单位说：“为什么不先解决我老婆的职称？”下属面有难色，说评委不投票。他说：“那我不管，你去办！”一次我在机场见某领导带团出国，各团员及送行人员早在机场恭候，他却姗姗来迟，且妻、儿、孙前呼后拥。这位领导一不问团员是否到齐，二不问手续办得怎样，三不向送行者嘱咐公事，而是与老婆卿卿我我，说不完的家事，又抱着孙子的脸蛋亲不够。时间一到，披衣出关。众人好容易才看完这出“十八相送”，脸上僵僵地挂着笑，想必心里凉凉地叹着气。他们就这样穿着一件“公”字牌的皇帝新衣，大裹其私，大摇大摆地登台走步、发指令、做演说，全然不知群众怎么看、怎么说。这是最失“人”格、失“领导”之格和“公务员”之格的。
北宋名臣富弼出使辽国，一走就是数月。有人捎来家书，富曰：“徒乱人心。”不拆书信，直接放在灯上烧掉。一个封建官吏都懂得身在公位，执行公务，百分之百地勤政，不敢有一丝懈怠，我们现在一些干公事的人却在公台上大唱私戏，私不知羞，私不觉耻。这样人格一丢，就一丑遮百俊，一丑压百能，就被人看扁了，就永无一点可用、可敬、可言之处了。可惜，许多身居要位者在这一点上，常没有一点自知之明、知私之明。
当官何必秀才艺
现在干部的文化基础水涨船高，大学本科已是起码的门槛，硕士、博士比比皆是。不像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农干部，胼手胝足，只会闷头工作。于是除工作之外便有了“才艺展示”。
胡长清人人皆知，是新时期第一个因贪污而处死刑的省部级高官。他选的才艺是书法。据说他在监狱里还对狱警说：“你善待我，我出去后给你写幅字。”可惜笔未落纸，人已伏法。还有一位地方官，治民无方，治地发生群体事件，他处理不了，化装逃出。但他却会弹钢琴，他常会客的宾馆里放着一架专用钢琴，每当酒酣之时，部下就会巧妙地暗示：我们领导还会弹琴呢！客人就赶快知趣地说：真的吗？愿闻其妙。他就半推半就，走上琴台，才艺展示一番。
多才多艺没有错，关键是分清主次，才当其用。大凡一个稍有文化、中等智力的人，身上总会有数种甚至十数种以上的才，这不足为奇。据说人的二十三对染色体，只有一对管起码的体力智力，其余二十二对管不同的才，人人有才，人皆多才。君不见随便一个民间二人转演员，从耍手绢到吹唢呐，都能在台上玩它一个眼花缭乱。但他真要成名却不容易，一是要有一个专门的才，二是这才还得是别人没有的绝才。这就难了，这里有个角色分工问题，也有人生态度问题。如果唱旦角的不攻旦功，而旁骛丑功，则“旦不成而丑不就”，为老实人、聪明人所不为。政治舞台与演艺舞台其理同一。
干部的主要角色是什么？是理政。孙中山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毛泽东说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你要有行政能力，心忧天下，心系百姓，把握大势，拆难解困，卒然临之而不惊，捧之宠之而不喜。老老实实把该管的事管好，勤勤恳恳为百姓谋一点福。如果还能有一点创造，比如有一点新政，那就更好。正如朱镕基答记者问所说，希望是个清官，干一点实事。我们常爱在官员前加“父母”二字，称父母官，暂不说其是否准确，但这却有强调责任的一面。父母者，首先要解决子女的衣食等事。如果父母每天拿不回粮米，进门就只会给孩子唱歌，子女也实在乐不起来，要这等父母何用？其实无论是百姓还是上级，直到中央，对干部并没有什么过多要求，干部考核表上也没有“才艺展示”这一项。但是为什么有些干部喜欢频频展示其才艺呢？原来花拳绣腿比真功夫既好看又省力。
才艺对政治家有没有用？有用，但那是锦上添花。有一点更见其彩，没有也不影响为官做人。毛泽东诗词写得好，中国人为有这样的领袖而自豪；邓小平不写诗，仍不失为伟人，人们照样尊敬他。政坛上人物的才气可分为四种。一是有政治之才又兼有艺术之才；二是只有政治之才；三是只有艺术之才，投错了胎，误入政途，如宋徽宗、李后主；四是既无政治之才又无艺术之才，阴差阳错，戴上了官帽。不管哪一类，既入政坛，就要一心务政。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无不多才，周恩来年轻时就演话剧，张闻天写小说，海军司令萧劲光还拉得一手好二胡，但从没有听说他们“露一手”。官者，管也，管好老百姓的事，同时也管好自己。有才艺可以，但不必频频展示，不要本末倒置，否则适得其反。宋徽宗好字画，李后主好诗词，明朝还有一个木匠皇帝熹宗朱由校，这些业余才艺反倒使得他们更快地人亡政息。共产党早期重要干部顾顺章会两下魔术，在执行秘密任务途中，过汉口码头时禁不住上台露了一手，结果身份暴露，被捕叛变。凡热心于小技小艺者，其心必浮，难有大成，亦难托大任，足为之戒。
工作不要挂在空挡上
一次在基层采访，听群众批评干部的作风说：“工作挂在空挡上。”此话很深刻，也很生动。
空挡者，马达轰鸣，只有声不做功。现实中这类事可谓不少。比如会议多，干实事少；会上的空话多，听者如风过耳；文章越写越长，读者不能卒读；文件简报多得看不过来，检查评比一拨又一拨；等等。时间一长，好像只要走走这些程序就算工作。其实，会议、文件、简报、讲话、文章、检查等，都是工作的形式，它还应该有更重要的内容。聚在一起开会，是为了碰撞产生新思想；讲话、写文章，是为了启示新思路，给人新目标、新方法；检查评比，是为了揭示新矛盾，解决新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就是在挂空挡。
这几年有的地方，干部作风飘浮，练出了一批“空挡车手”，油门踩得震天响，就是不见车轮转。虽然我们有大庆、胜利等大油田，也经不起车辆日夜不停地空转；虽然我们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也经不起这种无休无止地空耗。
让我们诚恳地记住群众的这一批评，自问自想，戒之慎之。哪个地方工作还挂在空挡上，赶快换成前进挡。
不患不均而患不明
又到新的财政年度结账时，其中有一项内容是世界各大国首脑纷纷公布自己的年度收入和家产变化。2013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收入367.2万卢布（约合64万元人民币），美国总统奥巴马40万美元，德国总理年薪25万欧元，日本首相月薪20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7万元）。收入最高的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年薪170万美元。
中国人的习惯，好像收入多少是个人的事，不该随便打听。记得前些年，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访华，记者采访时很赞赏他公布收入，梅氏反而吃惊地反问：“这有什么奇怪？领导人公布收入，全世界都这样。”全世界都这样，我们却没有，所以感到很新鲜。报纸就用这句话做了一个四栏大标题。看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没有与世界接轨。
老百姓过去把干部叫吃工资的，现在叫花纳税人钱的。因为你代表民众管理国家，人民就允许你从国家税收中拿出一点点来养家糊口，当然也允许你比一般百姓活得稍滋润一点。但是，花多花少你总要报个账。就像一个企业的经理每年要给董事会报账，因为那钱是董事们的投资，你不过是被聘来代管。
中国古代有一句政治格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说社会财富不能过度两极分化，否则要出乱子。现代经济学对这个“不均”取了个新名词叫“基尼系数”，还计算出了一个警戒值0.4，而最大的极限是0.5，超过就可能出乱子，近几年中国已到了0.5。绝对平均不行，两极分化也不行。过去我们犯了平均主义的错误，所以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官员特别是高官不能先富，更不能最富，因为你“富”的那些钱是人民的；二是你要富在明处，要受人民监督。共产党建军之初，物资贫乏，有一条治军格言：伙食公开，官兵一致。即使是每月只有几角钱的伙食尾子也要公布。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还不富裕，实行工资制，一是透明，二是领导人带头降收入。毛、周等国家领导人规定工资是一级，毛说我们不能拿，该让革命烈士去领这个一级。邓颖超该拿三级却只要六级。这种现象很普遍，所以上下团结，万众一心。现在国际政治日趋进步，也是实行的这个原则。2012年5月法国新内阁组成，经济形势不好，就通过决定内阁成员降薪30%，并声明政务活动一律公开。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首相工资立即缩水30%。而今春普京签署命令，给公务员涨工资的同时给他和总理梅德韦杰夫涨薪1.65倍，这是对国内经济形势好的自信。不管降也好，涨也好，都说在明处，不藏不掖，为的是取信于民。可见无论中外，这是一条政治通则。因为不明比不均更可怕，不均还有个从0到0.5的可控度，不明则是直接的当下的信任危机，一票否决。
近年来在反贪中我们看到一个可笑、可憎的现象。贪官之暴露有各种原因，但无不与家产不明有关。有的是家中失盗，不能解释其巨额家产；有的是偶然露富，如腕上的名表，被网友追踪挖出；有的是外包情妇翻脸供出；有的是被检举而公诉。来路不明的钱财想藏是藏不住的，天不容，法不容。但我们从制度上检讨，还是要强制官员主动公布收入和家产。人民公仆，何事不敢与民说？不能与民说？这关乎政治民主，关乎政权巩固。
老百姓怎么看政治
近翻四十年前的日记，有一段政治趣闻。1971年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国。这个“接班人”“副统帅”，一夜之间成了叛徒、奸雄、大阴谋家，全国掀起“批林”高潮。当时我在内蒙古巴盟当记者，上面传达的文件里有一句话说：“林彪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生产队开批判会，队长向大家传达说：“这个林彪很坏，他还偷了一件马克思的大衣。”前几天我与一位宣传工作老前辈、中宣部的老部长吃饭，席间说起这个笑话，他很认真地说：“现在仍然是这样呀！到基层去，农民老问，你们那‘三个代表’还没选出来啊？”前后相距近四十年的两则政治笑话，使我思考一个问题：“老百姓怎么看政治？”四十年了，我们的政治口号、中心任务已不知几变，而不变的是老百姓看政治的目光。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他又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使自己出丑。就是说，我们提政治口号并宣传解释时，一定要能和普通百姓的具体利益相结合。
什么是政治？政治学的解释是：政治是人民群众将自己的权力出让出来，委托给一个公共权力机构来执行。这个机构可以是执政党，也可以是政府。这里有几点本质之处常被掩盖忽略：第一，这权力属于人民，执行机构不过是代行；第二，代行之时要能提炼、概括人民的具体要求，使之上升为一项方针政策，凝结为一个口号；第三，这口号必须为群众所理解，与其利益紧密关联。这三者哪一个环节缺失或欠完美，都将影响政治运作的效果。至少宣传工作者要懂得这个政治规律和宣传艺术。
其实这规律和艺术也很简单，就是能不能从老百姓的目光来看政治，能不能把一个政党、政府的大政方针翻译成群众语言，能不能把一个时期的政治任务的本质和群众关心的具体利益相联系。毛泽东说，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孙中山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反正，你的政治目标要与老百姓的利益相联系。联系得好就成功，联系得不好就失败，这已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
李自成起义，他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一下就说到赋税重压下的农民的心里，从者如云。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口号是“保卫胜利果实”，分得土地的农民就踊跃参军。而抗美援朝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将国际义务、爱国精神和“保家”的具体利益都概括进来。这对新中国刚成立正在建设幸福家园的群众来说很好理解，很有感召力，堪称政治动员口号中的精品。改革开放之初，对农村大包干的概括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对推动农村改革也极具号召力。
其余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新政策出台时，都有一些好的动员口号，如环保方面的口号“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教育方面的口号“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都很有号召力。一般来讲，越接近基层，宣传就越能联系实际。一次我到甘肃采访，车在无人的田野上行驶，路边埋着光缆。一条红色立地标语映入眼帘：“光缆无铜，偷盗判刑。”它讲得再明白不过，光缆里面没有铜，你偷了也无处可卖，还要判刑，何苦呢？八个字，把最要害的利益说得清清楚楚，还宣传了科普知识。这虽是一条标语，却比站一个警察还有效果。
政治是什么？就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让百姓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自觉去行动，这是管理者的责任，也是管理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