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于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期间，由清华大学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做研究工作，写学术论文；写论文屡犯错误，就做翻译工作，附带写少量必要的论文”（《杨绛文集·作者自序》）。本书收入的四篇：《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一九五七）、《论萨克雷〈名利场〉》（一九五九）、《艺术与克服困难》（一九五九）和《李渔论戏剧结构》（一九五九），即写于这一时期。其中《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一文曾在一九五八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被树为文学研究所的四面“白旗”之一；《论萨克雷〈名利场〉》一文也因全文欠“红线贯穿”，而受批判。

“文革”结束后，杨绛先生不仅写散文、写小说、做翻译，也重新开始写“论文”，即收入本书的《事实—故事—真实》（一九八〇）、《旧书新解》（一九八一）、《有什么好？》（一九八二）等，这几篇文章都与小说的理论、阅读与阐释有关，因而于一九八五年以《关于小说》之名结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以上七篇“论文”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另有两篇译者前言（《〈吉尔·布拉斯〉译者前言》）或序言（《〈小癞子〉译本序》）因属文本导读性质，故一并纳入，还有一篇《堂吉诃德与〈堂吉诃德〉》（一九八五）比较全面地呈现了杨绛先生对她翻译的这部名著的理解，后来该文在一头一尾分别增加了对作者塞万提斯和翻译版本情况的简要介绍之后，作为《堂吉诃德》中译本的“译者序”刊行。

但愿这十篇文章会在作为翻译家与作家身份的杨绛之外，为我们还原一个作为优秀学者的杨绛。

征得作者同意，书名取自其一九八九年的一篇随笔《读书苦乐》，其中提道：“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杨绛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读书钻研学问”有形象的描绘，有独到的理解，因而她的“学术论文”一如她的散文随笔，洗练精审、亲切自然，犹如拜望鸿儒之后的兴会随感，闲话般娓娓道来，而没有时下的八股气、学究腔——当然这也是她极力避免的。

本次结集，除少量排印错讹外，一般不做更动，如译名和注释体例等，不强求统一，以保留作者不同时期的行文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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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