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康熙 雄才开盛世 伟绩铸丰碑(2)
【2.维护中央集权，平定三藩】
统治阶级内部并不是平顺的一块整体，为了权力，各种势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矛盾甚至激化有至兵戎相见。爱新觉罗家族和地方的三大诸侯，在权力的分配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导致了一场持久的战争。
康熙亲政后，将处置“三藩”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所谓“三藩”，即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精忠袭爵）。当时，他们奉命南征，击败南明政权及农民军余部，曾为统一中原做过贡献。但是，他们的权势也随之恶性膨胀，至康熙初年，已发展为新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危害国家统一的症结。
诸藩势力的发展，与清初政治形势是有联系的。当时清朝统治者需要以高爵厚禄招降汉族将领，为其统一中原服务。孔有德、耿仲明（耿继茂之父）、尚可喜，原为辽东人，于天命六年三月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占辽东后，陆续去皮岛，投靠明总兵毛文龙。天聪二年六月，明蓟辽总督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东江大乱，自相残杀，孔、耿、尚等辗转流徙，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先后于天聪七、八年投降后金。清太宗皇太极出城十里相迎，隆重接待，并一反过去分拨降人隶属满洲八旗的惯例，授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命率所部驻辽阳，号“天祜兵”；授尚可喜为总兵官，命率所部驻海州，号“天助兵”。崇德元年六月，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并多方给予迁就和照顾。这时出现直属皇帝的三位汉人藩王，不仅于中央集权无害，反而有利于抵制满洲诸王，维护皇帝的地位和权势。崇德七年八月，皇太极分汉军四旗为八旗，命有德、仲明、可喜分隶正红、正黄、镶蓝旗。
清朝进关后，主要是在汉人居住地与汉人交战，所以很注意发挥汉人藩王的作用。顺治元年十月，命孔有德、耿仲明随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吴三桂、尚可喜随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从南、北两路进兵陕西，征伐李白山。顺治二年，下西安后，有德、仲明与多铎移师下江南，克扬州，取南京，消灭南明第一个政权——福王政权，八月班师；三桂、可喜与阿济格进兵湖广，追击李白山，即班师。如果说这时还是满汉合师进讨，那么从第二年起便逐步进入汉人藩王独自专征的阶段，由此也形成了三藩割据一方的局面。“三藩”分镇，曾取得显著效果。吴三桂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率兵攻入缅甸，强行引渡永历帝及其眷属、随行官员，并另遣总兵追击、招降巩昌王白文选，不久晋王李定国亦死，云南底定。耿、尚分守闽、粤，亦曾有效地抵御郑成功的进扰。
随之而来的是“三藩”拥兵自重，权势日涨。云南每年耗饷最多时达九百余万，平时亦不下数百万，所以说“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而且三藩分别专制一方，严重侵犯了中央集权。吴三桂以功晋封亲王，总管云南、贵州二省文武军民一切事务。
“三藩”各自把持驻地财源，欺压百姓。在康熙初的十余年间，“三藩”的势力已越来越强，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居功自傲的功臣在战争结束不久，已成了伏踞南方、危害国家安定的势力。形势的发展，向年轻的康熙皇帝提出严峻的挑战。
康熙亲政和擒拿鳌拜之后，专心学习经史典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三藩”不能与宋初的开国功臣相比，而是属于唐末藩镇之流，势在必除。因此，更加紧进行撤藩的准备工作：整顿财政，筹措经费；扩编佐领，加强训练，提高八旗兵的战斗力；采取缓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措施，以争取民心。此外，他还关心因反对吴三桂而遭到处罚的官员。九年，将因揭发三桂“阴谋不轨”而被判死刑的原甘肃庆阳府知府傅宏烈免死遣戍广西梧州；十年，康熙东巡至奉天（今沈阳），亲自召见因劾奏三桂而被流徙尚阳堡的郝浴。郝浴向皇帝“具陈始末”，康熙听后为之动容，“慰劳良久”，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与关怀。之后不久，又有南明遗臣查如龙窜至云南，煽动吴三桂反叛朝廷。此人于事泄之后被处死。从此朝廷对吴三桂的怀疑更深。三藩必撤之势已成，只待有利时机。
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年已七旬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并请以子尚之信袭爵，留镇广东。康熙觉得撤藩的机会来了，遂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部、兵部以及吏部“确议具奏”。吏部以“藩王见存，子无移袭之例”驳回袭爵之请；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以“尚之信仍带领官兵居住粤东，则是父子分离，而藩下官兵父子兄弟宗族亦至分离”为由，作出“既议迁移，似应将该藩家属兵丁均行议迁”的议处，康熙立即批准撤藩之议。
该年七月初三，平西王吴三桂为窥清廷意向，疏请撤藩。同年七月初九，靖南王耿精忠疏请撤藩，议政王大臣遵旨会议，作出“应将王本身并标下十五佐领官兵家口均行迁移”的决定。八月初六，议政王大臣在对吴三桂疏请撤藩一事会议时，康熙作出“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迁移前来”的决断。
八月十五日，清廷派遣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理前往云南经办撤藩事宜，遣户部尚书梁清标前往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前往福建办理撤藩事宜，于是三藩并撤。不久三藩公开反叛，正式起兵对抗清朝政府。历时八年，三藩之乱才被平定。这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清除了地方割据势力，避免了一次国家大分裂，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中央集权制力量得到加强，提高了抗御外敌的能力。康熙在平叛战争结束后，没收藩产入宫充当军饷，撤藩回京师。除吴三桂部调往边区站、台服役外，其余各部重新编入八旗。福州、广州、荆州派八旗兵驻防，广西、云南派绿营兵镇守，彻底消除了藩镇制。此外，这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受“三藩”割据之害民众的解放，给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有利于边疆和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
在这次战争中，康熙玄烨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他指挥有方，处置得当，临危不躁，谨慎地对待战局的变化，不急于求成，也不放过良好的进攻时机。对待将领，不论亲疏贵贱，一律赏罚严明，因而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3.拉拢汉族士人，开考“博学鸿词”】
能在马背上打江山，但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国。要想得到不同民族的拥护，必须了解他们的心思，考虑他们的需求，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了人心才好治国，家族的统治才能长久。
随着边疆及全国形势的逐步稳定，康熙帝觉得确实应该喘口气了。可是他心中明白，要在战场上以武力征服顽敌并不是难事，对他这样一个被汉人视为满洲夷人的帝王来说，化解民族歧视、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使汉人心服，才是长期、艰难的事。
对此，康熙一直用尽心机，但仍时时感到满汉之间的隔阂未彻底消弥。既为征服者，当然要保证满族享有统治民族的特权。但如果对汉人歧视太甚，他们即使不公开反抗，也会心怀不满，以消极的方式不予合作，只有汉族人口百分之一的满族也像坐在火山口上，难以自安，更不要说达到天下大治了。他之所以事无巨细地亲自过问，凡事谨慎小心，不能不说与这一点有关。其实，自康熙帝即位开始，这一问题始终是急于解决的突出问题。而康熙帝也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顺治年间，由于对汉族官员的歧视，朝官中，同一官职，满官品级却高于汉官。如满洲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官居一品，而汉大学士只有五品，尚书、左都御史为二品，而其他职务也都是满员高于汉员。这种明显的歧视，不仅不能调动汉官的积极性，反倒使他们感到耻辱，使本来就难以诚心办事的情形更加复杂，有些汉官不过是混日子，三心二意地应付局面。康熙帝亲掌政务后，立即下令将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尽管实际上在每个衙门中仍是满官作主，但起码在形式上一致起来了。就在康熙帝亲政前夕，他又下令“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简选贤能推用。至于提督总兵官，系防守地方，亦应不论满洲、汉军、汉人，简选贤能推用”。此旨一下，才逐渐改变了清初地方官总督、巡抚多用满人的局面，但是仍以使用旗人（满、汉军）为多。当然，这不完全是民族歧视的结果。清初，天下初定，民族矛盾尖锐，用满人可以放心，但对协调缓和民族关系不利，用汉人又难以担当责任。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使用的是汉军旗人。不过既然康熙帝明确表示“不问满汉，但选贤能”，对缓和对立情绪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同时，康熙帝又采取了另一项对汉族士大夫的招抚攻心之策。本来满族一入关，就恢复了科举取士制度，企图对汉族士大夫诱之以功名利禄。尽管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巩固，有一些士大夫和年轻的读书人相继通过考试步入仕途，但一些学问素著、名望很高的大知识分子仇恨清朝，遁迹民间，仍不肯应试为官。这些人影响很大，往往享一方名望，具有号召作用。不与清朝合作倒无所谓，他们往往著书立说，鼓动复明之志，谩骂清朝之非，显然是新王朝的潜在威胁。因此，在顺治年间，清廷便多次派人到民间征访遗贤，又让地方官将所管范围内的隐逸、贤良征召为官，甚至下令：“凡山林隐匿，有志进取者，一体收编。如有抗节不到，终身不得予试。”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是我行我素，便是托词拒绝，就是不为所动，甚至还写诗讽刺那些应召者，是变节辱身，砚颜利禄。
康熙帝清楚，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对立情绪当然会逐渐缓和，因此，继续征召无疑是消除仇恨、表示诚意的合适办法。康熙九年，康熙帝以“孝康皇后升柑礼成”为词，颁诏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对不自愿出来为官的遗老，举为“山林隐遗”之士，征聘到京，以便任用。但仍不见明显效果，宁波故明翰林院编修葛世振，关中名儒李颐见有征召之旨，竟称病坚决不就，卧床不起。后几年三藩之乱爆发，康熙帝虽然忙于战事，但却没有忘记收服人心的大计。当康熙十七年三藩被先后分化，在平乱转机已显的关键时刻，一道谕旨由京城发往全国各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四海之广，岂无硕彦奇才，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一场大规模搜访荐举人才的运动随着谕旨到处开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即有170余人的名单上报朝廷。这一次，康熙帝成功了。
应该说，当时清朝30余年的统治，即使对三藩之乱的冲击仍无法撼动，可反清复明的前景也已无望，因为人们早已被战乱折腾得筋疲力尽，新一代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人很难再有更多的对“异族”的仇恨。这一切是康熙帝施展策略的客观有利条件。当然一些气节坚劲，声望素著的大儒此生已矣，别无他求，仍难以就范。如顾炎武，当时已经65岁高龄，当征举诏书到日，他当即表示宁死不从，如定要相逼，就只有一死。弄到最后地方官也无可奈何。后来又被他的朋友，山西学颐列入征召对象。这次他虽以病为由拒绝，竟被强行连床一起抬到省城，最后绝食6天，并要自杀，才被放回家中。大儒傅山都被抬到京城，却抵死不肯入城，大哭大闹，也总算被免征。其他如黄宗羲、魏禧等也是非以自杀，便称病重。就是在名单中应荐者，有许多人也并非情愿，心存“走一遭”，对付一番了事。
康熙帝已经够满意了，他要好好利用这一机会，表明自己的宽宏大量以及诚意。尽管南方战火正炽，然而银装素裹的京城还是一派平静安宁，宫廷中又显现出数年少见的安详。十一月，各地被荐名士陆续抵达。康熙帝倒不急于开考这场被命名为“博学鸿词”的特科，他发下旨意说：冬季白天时间太短，不利于答卷，难以显示各学人的才华，可将考期后延，待来年春暖再行安排。同时命令主管部门——礼部妥善安置应试者的食宿，每月每人发给白银三两、白米三斗，不使各位有饥寒交迫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