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3)

数年之后，我向斯莫伦斯基指出，他当年取得成功，靠的是苏联这个国家眼看就要倒台，他一下子打断我的话头。“我们当时根本没考虑国家就要垮台这一点。”他说。相反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命运。如果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他们这些人会被关进大牢，还是作为投机分子被枪毙？根本没有考虑国家倒不倒台。“我们想的是自己的死期！”

之后的几个月，斯莫伦斯基的合作社一派繁荣。度假屋很抢手，这再次引起了党委领导的关注。他们强令斯莫伦斯基给各级领导设立度假屋分配专项候选名单。斯莫伦斯基马上答应下来，这些人完全可能左右对他的原木供应。“一开始，这些人差不多就是要求我把他们的名字加到名单里。”斯莫伦斯基如此描述他这些新加入的精英顾客，这些人同样对斯莫伦斯基的新兴业务感到好奇不已。没过多久，党组织做出决定，开展私营企业试点。

合作社纷纷踏上了薄冰。20世纪20年代初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让经济宽松现象只持续了短短两年时间；这一次的新苏联合作社现象能持续更长时间吗？“第一批人的经营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洛沙克回忆说，“左一点，右一点，都有人开枪警告。”然而，深埋于制度之中的某种力量正在释放，其巨大程度震撼全球，为俄罗斯走上失败的资本主义道路提供了强大推力。这股力量就是金钱。在经济短缺时代，人们几乎无物可买，当稀缺商品被强制分配，需求与供给的力量被束之高阁时，金钱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在一处沙地锯木厂，斯莫伦斯基这个心怀恨意的年轻人开始了赚钱之路。他赚到的卢布越来越多，多到没有地方存放。他信不过国有银行，只好自己存放一摞摞现金。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苏联的金融体系仍旧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银行处于银行体系的中心地位，控制着货币和信用的流动。斯莫伦斯基积累了大量现金，可他知道，如果把这些钱存入银行，会遭遇令人不快的盘问。数十万卢布从何而来？为何没有多交税？克格勃一直在国家银行等着斯莫伦斯基的到来。苏联新成立的五家银行处于第二梯队，同样好不到哪里去，但也许是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斯莫伦斯基必须使用其中一家，即工业建设银行。有人向他授意，某些业务必须交给这家银行办理。他回忆说，每当自己需要通过该银行进行小额支付时，他都得把要对官员们说的话在心里反复念叨几遍。“我的主管会计几乎都得住在那儿，”他回忆说，“她是个老太太，去那儿得带上一大袋巧克力、香肠、香水等。体制就是这样，你得拜访好几个柜台的人，每走一处，都要放几个信封。每个人你都得送东西。体制就那样，否则你别想办事。”

同时，苏联的金融制度十分严格，斯莫伦斯基几乎不可能随心所欲地用自己的钱，比如没有得到国家的批文就向供货商付款。“国有银行势力强大，只需一个签名，就能让我的劳动果实化为乌有，”斯莫伦斯基回忆说，“我没法按时支付工资，没法结算货款，我得拿到这样那样的批文，我得行贿，或者说那不叫行贿，而叫‘送礼’。我被折腾得够呛，我觉得这种状态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

1988年的一天，斯莫伦斯基决定自己成立一家银行，最近已有其他合作社跨出过类似的步子。他查阅5月份通过的《合作社法》时找到一条规定，允许合作社开办银行。他离开办公室，填好了表格，按他的回忆，“就是为了不再受制于国有银行”。斯莫伦斯基再一次置身于变革的前沿。截至当年年底，41家新成立的商业银行前往国家银行登记；截至次年年底上升至225家。[14]在未来十年间成为斯莫伦斯基核心业务的首都银行，登记成立于1989年2月14日，八个月后柏林墙被推倒。

一如当初置身于合作社领域，斯莫伦斯基再一次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探索起成为银行家的路子。“一连数月，我都坐在大办公桌后，与一帮朋友说笑。在办公桌的这一边，我是合作社莫斯科3号的负责人，在办公桌的另一边，我又是一家银行的行长。”

1989年，具有先进思想的《莫斯科新闻报》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鲜为人知且深受怀疑的新生商业银行家们举行圆桌讨论会。参与者的领头人是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言谈流利、穿戴得体，是首批商业银行家之一。当时有传言说，维诺格拉多夫赚钱太多太快，只好把赚来的钱都放进电冰箱。与经验老到的维诺格拉多夫不同，斯莫伦斯基还是个粗枝大叶的建筑老板，看上去也并不是特别有钱。他的举止有些呆板。他提出的要求是，当局应当任由银行家自行发展。在他的身上，很难看到现代银行家的影子。

时任《莫斯科新闻报》记者的亚历山大·贝克（Alexander Bekker）还记得，斯莫伦斯基告诉他，首都银行是获得正式登记的第64家商业银行。“我现在替64这个数字干活，总有一天，它会替我干活儿，”斯莫伦斯基夸下海口，“我的信用记录和口碑会与日俱增。”[15]

“我并不认为他当时已经具备非常清晰的战略思路，”贝克回忆说，“甚至很难说清楚商业银行应该是什么样子。”斯莫伦斯基从军时的朋友克拉斯尼扬斯基说，关键问题是与政府撇开关系。“当务之急是让自己的钱享有自由，这样他就无须解释，便能把钱汇到需用之处，”克拉斯尼扬斯基说，“没过多久，客户开始找上门来。他逐渐明白，开银行比经营合作社锯原木更能赚钱。”

在苏联社会主义末期，银行业茁壮成长，养料恰好来自国家的廉价信贷。许多新开办银行直接得益于政府部长、大型企业和特殊利益。汽车生产部创办有汽车银行、石油化工部经营着石化银行、国家航空公司开办有航空银行。开办上述银行以及其他诸多银行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各自背后的产业，因而随时能够获得供应补贴。大型企业、地方政府和各级党组织是银行新兴产业爆发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政治影响和政治本钱令新生的独立合作社相形见绌。

前些年的主要资产就只有一台大卡车的斯莫伦斯基，现在仍然是个局外人。他的银行没有部长做后台。与那些具有实权出资人的银行相比，合作社开办的银行尚显渺小。1990年，在苏联二十大商业银行的名单中，斯莫伦斯基的银行榜上无名。[16]斯莫伦斯基始终固守一条准则，那就是不想跟政府有任何瓜葛，他只想拥有自由行事的权利。他坚持不雇用从国有银行退出的员工。他要寻找那些对国家计委和国家银行没有任何先入印象的年轻人为自己工作。

斯莫伦斯基的业务开始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不想再锯原木。他注销了自己的合作社莫斯科3号。一个银行家诞生了。

美国内战结束后的若干年间，大量英国资本涌入美国，主要向铁路公司提供贷款。催生工业革命并给亚当·斯密赋予智慧和灵感的英国，早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有的是等着落地生根的剩余资本。在头号商业银行家J.P.摩根的传记作者罗恩·切尔诺夫（Ron Chernow）看来，英国投资者被无序发展的美国铁路产业搅得心神不宁，对经营铁路公司的诈骗犯和吹牛大王心存畏惧。摩根成了横跨大西洋的中间人，一头是伦敦的金融资源，另一头是需要这些资源的美国人。伦敦投资者对铁路业一窍不通，往往只能依靠摩根提供的信息。而在美国，铁路业的发展一派混乱，往往只能通过摩根才能实现招商引资。作为知名新闻记者，摩根的巨大能耐不在于其所拥有的数百万美元，而在于其所能支配的数十亿美元。他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中间商之一。有关美国商业大亨的传闻，往往集中在铁路能人和钢铁托拉斯主导者这样的角色上。但核心要素其实是美国人对于资本的极度渴望，而资本首先来自英国，因为工业革命在那里成功催生出了商业果实。[17]

让我们看看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在1988年所面临的局面吧。国营商店香肠短缺，制度腐朽，现实惨淡。异地银行家都不想过来投资。斯莫伦斯基看惯了遍体鳞伤的苏联工业这头落后而病态的庞然大物，他还知道，数百年的独裁统治让俄罗斯人元气大伤，人们缺乏主动，昏昏欲睡，苏醒过程十分艰难。

1990年，戈尔巴乔夫非常严肃地考虑过一项计划，用五百天时间把整个国家改造成市场经济，但后来被搁置。他的经济政策时进时退，没有任何结果。从国外大举引进私人资本的机会一直不成熟。当五百天计划的起草者之一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前往美国寻求援助时，乔治·布什总统对他不理不睬。西方国家还没有做好往苏联冒险投钱的准备。政府本身是最大的资本来源，实际上也是唯一的财富来源。政府的网络铺天盖地，包含油田、矿山、工厂和输油管。政府还通过国家计委控制着货币供应和信用贷款，以及全部对外贸易。若要赚钱，可直接利用政府的财产和补贴，也可间接利用政府对价格和贸易的控制。

在苏联末期，通过上述方式，有才干的年轻人和人脉广泛的官员创办的贸易公司很快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在国内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原油，通过贿赂运出国境，以国际定价换取硬通货，在海外大量购买个人电脑，通过贿赂将电脑运回国内，并以高昂的价格出售，再以此购买更多原油。政府长期维持低油价，使电脑成为稀缺产品，并大势收取贿赂，为一帮头脑灵光的人创造了上述条件。

对从心底里信不过政府的斯莫伦斯基而言，寻找投资的早期过程充满了艰难和危险。他无望成为英美传统意义上的借方和贷方中间人。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都与催生过早期美国商业大亨的各种情形相去甚远。斯莫伦斯基没能成为摩根或卡内基，但他抓住了眼前的一切，那就是时下受着束缚、狂野而扭曲的俄罗斯原型资本主义。

一直与斯莫伦斯基保持着联系的贝克告诉我：“苏联的银行只有两种方式能够得到种子资本。一种是抱着‘我不关心自己的银行里存着什么钱。我没有责任检查存款人护照’的态度，向可疑账户提供服务。另一种是与当局和政府官员密切合作，从而获得预算存款和盈利合同。”但据他回忆，斯莫伦斯基“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后台”。

在苏联解体的前一年，各大商业银行超过一半的存款来自国家。另一半来自合作社、各类组织和新办企业。[18]斯莫伦斯基正是以此方式经营着自己的银行。他与那些可与之共舞的人一同舞蹈，首都银行与持有不义之财的人开展合作，其中就有开办首批合作社的创业者和精明人。他们所从事的行当，几乎清一色高风险、快成交，能够大获不义之财。套利方法人所共知，就是利用当时国内国外都存在的巨大价差，即一边是国营经济体制下的高补贴和固定价，另一边是市场条件下的自由价和高定价。利用高通胀率进行货币投机也是一项赚钱的业务。在苏联解体后的1991年至1994年，卢布对美元的价格下跌了95%。斯莫伦斯基和其他银行家通过豪赌卢布和美元的每日汇率波动，获取了巨额利润。

在斯莫伦斯基达到权力顶峰的1997年，我向他问及早年经历，他承认其银行资金与货币投机不无关系。不同于传统的西方银行家，他几乎从不发放贷款。他记得给一位瓜农提供过贷款，这个人在乌兹别克斯坦种植西瓜，然后运到俄罗斯出售。他让这位瓜农贷了一百万卢布。种族冲突毁了这位瓜农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土地。全地区被关闭，他无法将西瓜运进市场。当局还向该地区派出了军队。“这位伙计坐在他的西瓜堆上，我的心都要碎了！”斯莫伦斯基回忆说。贷款最终得以偿还，但斯莫伦斯基说，他觉得贷款业务风险太高。

“就正常情况而言，在如此高通胀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放贷，”他说，“因此，我们的操作更具投机性，这是实情。否则你就活不下去。根本找不到真正的工业生产。那么，你把贷款放给谁？他们随时都可能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