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
证明巴勒莫历史悠久的人是保罗·格鲁萨克。《图书馆年鉴》第四卷第三百六十页的一个注释已有记载；多年以后，《我们》第二百四十二期刊登了证明或公证文件。文件表明，有个名叫多明格斯（多梅尼科）·德·巴勒莫的意大利人，也许是为了保存一个难以西班牙语化的姓，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他的家乡，他“二十岁时来到本市，娶一个征服者的女儿为妻”。这位多明格斯·巴勒莫于一六〇五至一六一四年间在本市供应牛肉，马尔多纳多河畔有他的牲口栏，豢养或者屠宰野牛。牛已经宰光，但为我们留下一段明确的记载：“城市边缘的巴勒莫庄园有一头杂毛的骡子。”听来似乎荒谬，我仿佛看到了它很久以前的清晰而细微的形象，不想再添加什么细节。我们看到就够了：现实日趋混乱的模样，夹杂着嘲弄、意外、像意外那般奇怪的预见，只有小说中可以找回，但小说在这里是不合适的。幸好现实的丰富多彩的模样不是唯一的：还有回忆中的模样，回忆的要素不在于事实的衍化，而在于持久的孤立的特点。那种诗情是我们的无知所固有的，我无需寻找别的。
勾勒巴勒莫的画面时，少不了那座整洁的小庄园和污水横流的屠宰场；夜晚还少不了一条荷兰走私船，傍靠在茅草摇曳的浅滩。要找回那幅几乎静止不动的史前景象，仿佛是要愚蠢地拼凑一部条分缕析的编年史：罗列布宜诺斯艾利斯几百年来漫不经心地向巴勒莫扩展的各个阶段，当时的巴勒莫只是祖国背后一些荒凉的湿地。最直接的办法是采用电影手法展示一系列静止的画面：一帮葡萄园的骡子，脾气倔的蒙着眼罩；宽广的死水上漂浮着几片柳树叶；一个孤鬼游魂似的人颤巍巍地踩着高跷涉过湍急的流水；辽阔的田野毫无动静；赶往北方畜栏的牛群践踏出来的蹄印；一个农民（拂晓时分）下了累垮的马，砍断它粗壮的脖子；消失在空中的烟。一幅幅的画面直到堂胡安·曼努埃尔[1]的建城，他不仅仅像是格鲁萨克记载的多明格斯——多梅尼科那个历史人物，并且成了传奇似的巴勒莫之父。建城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当时的惯例是在通往巴拉卡斯的道路旁边拥有一处可供歇脚休息的别墅。但是罗萨斯大兴土木，他的别墅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就地取材。于是，罗萨斯从苜蓿地（后称贝尔格拉诺）运来几千大车的黑土，填平并改良巴勒莫的黏土，直到原来的生土和费了大力气运来的泥土符合他的心意才罢休。
四十年代时，巴勒莫上升为发号施令的共和国首府、独裁者的朝廷和中央集权派诅咒的对象。我不打算细述它的历史，以免忽略别的部分。我只消列举“那座称做‘他的宫殿’的白色大宅”（赫德森，《很久以前》，第一百〇八页），甜橙园，‘复兴者’用砖墙和铁栏杆围住的划船的水池。斯基亚菲诺[2]评论那种简朴的水上消遣时说：“低水平的泛舟不会有什么乐趣，回旋的范围又这么小，等于是骑矮种马。但是罗萨斯相当得意；他抬头就可以望见栏杆旁边站岗的卫兵的身影，像涉禽似的密切注视着远处。”那个朝廷已经分散到各郊区：埃尔南德斯低矮的土坯营盘和巴勒莫的混血儿侍从队打闹作乐的营寨。大家看到，郊区永远像是有两种花式的纸牌，有两面的钱币。
巴勒莫在一个肥胖的、金黄头发的人苛刻的监视下惶惶不安地过了十二年。那人穿着镶红边的蓝色军裤和鲜红色的马甲，戴着一顶宽檐帽，走在清洁的路上，挥动一根轻飘飘的长手杖，仿佛把它当作权杖。一天傍晚，那个人胆战心惊地出了巴勒莫，去指挥等于是溃逃或者早就注定要打败的卡塞罗斯战役；另一个罗萨斯，也就是胡斯托·何塞[3]，进入巴勒莫，他像是一头野性未驯的公牛，礼帽箍着一根鲜红色的玉米棒子党的饰带，身穿将军的豪华制服。他开进了巴勒莫，阿斯卡苏比[4]的传单写得好：
在巴勒莫的入口，
他下了命令，
拿两个倒霉的人示众，
他们挨枪子之后，
被吊在大树上，
直到尸体腐烂，
一块块地脱落……
阿斯卡苏比随后注意到落魄的大军：
与此同时，（如他所说）
他那些恩特雷里奥斯士兵
穷困潦倒，一筹莫展，
他们麇集在巴勒莫街区，
身上几乎都没有衬衣，
宰杀小牛果腹，
变卖零星用品度日……
记不清过了多少年月，那些被遗忘的地区几经盛衰，通过个别基金会——一八七七年成立感化院，一八八二年成立北济贫院，一八八七年成立里瓦达维亚济贫院——终于在九十年代前夕形成巴勒莫区，卡列戈家此时购置了住房。我要讲的就是一八八九年的巴勒莫。我把了解的事都写下来，不加省略，因为生活像罪孽那么羞怯，我们不知道在上帝看来哪些算是重点。此外，偶然的事件总是感人的[5]。我冒着写下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危险把一切都写下来，但是明天的疏忽也许会打乱顺序，那是神秘的最笨拙的方式，也是它原先的面貌[6]。
在西部铁路经过中美洲大街的支线那边，郊区在拍卖标旗中间懒洋洋地展开，拍卖的不仅是无主的土地，而且还有衰败的庄园，它们给粗暴地划分成块，准备以后做杂货铺、煤炭铺、后院、大杂院、理发店和围场。还有旧时的花园，一些棕榈树在建筑材料和钢材中间给挤得要发疯，那是一座大庄园的退化和遭到摧残的遗迹。
巴勒莫到处是一派贫穷和冷漠的景象。无花果树遮住了土坯墙；无论阴晴，小阳台都显得无精打采；卖花生小贩的喇叭声在暮色中逐渐消失。其貌不扬的房屋偶尔有几个石砌的瓶状装饰，顶上种了一些耐旱的仙人掌：别的植物普遍入睡时，那种不幸的植物似乎属于梦魇的领域，实际上它总是逆来顺受，生活在最令人不愉快的土壤和干旱的空气里，被人漫不经心地当作装饰品。也有愉快的事情：庭院里的花坛、痞子昂首阔步的姿态、栏杆之间的天空。
古老的城门并不因铜绿斑驳的马和加里波第的塑像而逊色（这种情形很普遍：所有广场上的青铜塑像都有锈蚀的毛病）。树木葱茏的植物园是首都居民散步的场所，和败落的泥地广场占据了同一个街角；以前叫做野兽园的动物园还要往北。它（散发着糖果和老虎的气味）现在坐落于一百年前巴勒莫侍卫队骚乱的地点。只有塞拉诺、坎宁和上校街等几条道路铺了粗糙的石块，其间有些平整的地段，供盛大游行或者庆祝胜利时彩车行驶。戈多伊·克鲁斯街有颠簸的六十四路公交车，那是巴勒莫建立时堂胡安·曼努埃尔的辉煌政绩。售票员歪戴的帽子和小喇叭引起当地年轻人的羡慕和仿效，但是查票员——对人们的诚实表示怀疑的专业人员——却常常受到刁难，痞子把车票塞在裤子的门襟里，没好气地说要查车票自己掏。
我找一些较为高尚的事情谈谈。巴勒莫东面同巴尔瓦内拉接壤的地方有许多大房子，庭院形成笔直的一长排，房子外墙刷成黄色或褐色，前后都有拱形门，还有精致的铁栅。烦躁的十月夜晚，人们搬出椅子，坐在人行道上，宽敞的房间一眼可以望到底，院子里的光线发黄，街上静悄悄的，空旷的房屋像是一排灯笼。那种虚幻而静谧的印象仿佛故事或者象征似的始终萦绕在我心中，拂之不去。它是我在杂货铺里听到的一个故事的片断，既平淡又复杂。我回忆起来，有些细节不太有把握了。故事的主人公仍是一个为法律所不容的土生白人，那次被人告发了，告密者卑鄙可恶，可是弹得一手好吉他，无人可以相比。故事，或者故事的片断，说的是主人公越狱逃了出来，当天夜里就要报仇，他苦苦寻找那个出卖他的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那夜月色很好，吉他声断断续续地随风飘来，他循着琴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迷宫似的大街小巷里拐弯抹角，终于来到叛徒弹吉他的一座冷僻的房屋外面。他闯进去，排开听众，一匕首挑起叛徒，然后抛下那个再也发不出声音的告密者和泄露秘密的吉他，扬长而去。
西面遗留着土生白人赤贫的迹象。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所说的“郊区”一词在西班牙语里也作“河岸”、“海岸”解，用于这些荒凉的角落贴切得仿佛超乎自然，因为这里土地的轮廓模糊得像是海面，似乎用得上莎士比亚所说的“土地像水面一般泛着泡沫”那句话。西面有些灰蒙蒙的小巷，越往外面越是寒碜；铁路旁边的一座棚屋、一块龙舌兰间的空地，或者一阵几乎觉察不出的小风，表明了潘帕斯草原的起点。还能表明那种迹象的是一间破败低矮的房屋，房前小窗安着铁栅，屋后支起一张有花纹的黄色草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荒凉的地区自生自灭，见不到人的活动。再过去便是马尔多纳多河，一条干涸的黄色大沟，从查卡里塔开始漫无目的地延伸，奇迹似的没有渴死，到这里变成了滚滚浊浪，把岸边垂死的村落一扫而光。五十年前，这不规则的大沟或者死亡以外便是广阔的天地：马匹嘶鸣、鬃毛飘扬、牧草肥美的天地，退役的警察马队悠闲的猎场。马尔多纳多河一带，本地的歹徒逐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谁都惹不起的卡拉布里亚人，那些意大利后裔特别记仇，阴险的匕首很久以后还会找上门来。这里便是悲哀的巴勒莫，因为小河边的巴勒莫铁路散发着被奴役的庞然大物、像是停歇的大车辕杆似的升起的道口栏杆、笔直的铁路路基和月台的奇特的悲哀。冒着蒸汽的机车和来回调动的车皮构成西区尽头的一道风景线；后面是涨水泛滥、喜怒无常的小河。如今它正被禁锢起来：那个几乎无限凄凉的侧翼前不久在“鸽子”咖啡馆拐角处出现了缺口，将被一条有着英国式房屋的傻乎乎的街道所取代。马尔多纳多河留下的将只有我们的回忆，阿根廷最好的活报剧和两种探戈——一种是尽情扭动身体的最早的舞蹈式样，现在已遭到冷落；另一种是博卡式忧伤的探戈舞曲——以及某种无助于唤起空间感的陈词滥调和在并未亲眼看见的人想象中错误的冥府景象。我不认为马尔多纳多河一带和别的十分贫困的地区有什么不同，但是一般人总认为那里的平民面临洪涝和毁灭的威胁仍在下流的妓院里胡闹。因此，在我提到的活报剧里，小河不是常用的背景：而是远比黑白混血儿纳瓦、中国女人多明加和木偶重要得多的存在。（刀客受伤未愈、八十年代的大起义记忆犹新的阿尔西纳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神话中取代了马尔多纳多河。在现实生活里，最贫困的地区往往最自卑，特别讲究面子，这种情况很容易见到。）小河边掀起了黄尘滔天的风暴，突如其来的草原风敲打着所有朝南的门户，在门厅里留下了刺蓟花，横扫一切、遮天蔽日的蝗虫群[7]，荒凉和雨水。河畔一带喜欢尘土。
小河和树林一带开始热闹起来。最早兴建的是北区的几个屠宰场，它们分布在日后拓展的安乔雷纳街、拉斯埃拉斯[8]街、奥地利街和贝鲁蒂[9]街之间的十八个街区，如今除了“菜牛检验处”这个残存的名称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痕迹。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车夫提到这个地名，但他并不知晓根由。读者从我的描述中可以想象出那个包括许多街区的广阔地域的模样，尽管进入六十年代后牲口圈已经消失，但仍是当地庄园的典型标志——公墓、里瓦达维亚济贫院、监狱、市场、市府大院、现今的羊毛洗涤厂、啤酒厂、阿莱庄园——周围都是生活艰难的贫民区。我之所以提到阿莱庄园有两个原因：一是那里有梨树，当地的小孩老是成群结队地去偷摘，二是在阿圭罗街出没、脑袋靠在街灯杆上的幽灵。除了那些横行一方、刀客痞子的实际危险之外，还有道听途说的想象中的危险；蓬头垢面的“寡妇”和讨厌的“邋遢鬼”就是当地人避之不及的人物。北区曾是人人害怕的地方，影响自然不会轻易消失。有些贫困地区之所以没有彻底消亡，是因为还有痞子余威的支持。
沿着查凡加街走去（经过拉斯埃拉斯街），最后一家酒馆名叫“曙光”，这个牌号虽然暗指大清早喝酒的习惯，但给人以空无一人的断街的印象，拐了许多弯之后，终于有一家灯光柔和的杂货铺。北区公墓和感化院灰蒙蒙的后面出现一片房屋低矮、破败凌乱的郊区；它的名称是众所周知的“火地岛”。最初那里遍地瓦砾垃圾，冷僻的角落经常发生袭击事件，偷偷摸摸的人打口哨互相招呼，突然会向小巷四散逃跑。这里是不法之徒的最后据点，他们骑着马，头上的软帽遮住眉梢，穿着庄稼汉的灯笼裤，出于习惯或者冲动，一直同警察进行一场个人恩怨的战争。他们打斗用的匕首刀身很短——好汉爱用短刃——钢的质量比政府采购的砍刀还要好，价钱更贵。他们玩刀子时不顾一切，混乱中也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由于押韵的关系，两句形容他们剽悍的诗，历时四十年之久还在流传：
借光，给我让让道，
我来自火地岛。[10]
那一带不仅仅有打斗；也有吉他。
我把记忆中的这些往事写下来时，忽然无缘无故地想起《乡思》里那句诗：“此时此地，英格兰给了我帮助。”勃朗宁写诗时想的是海上的自我牺牲和纳尔逊阵亡的旗舰——我翻译时把他祖国的名字也译了，因为对于勃朗宁，他立刻想到的是英格兰的名字——对我却是孤独的夜晚，在无穷无尽的街区着迷似的散步。布宜诺斯艾利斯十分深沉，我失望或痛苦时，一走在它的街道上，不是产生虚幻的感觉，便是听到庭院深处传来的吉他声，或者同生活有了接触，这时我总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安慰。“此时此地，英格兰给了我帮助”，此时此地，布宜诺斯艾利斯给了我帮助。那就是我决定写下这第一章的诸多原因之一。
注释：
[1]Juan Manuel de Rosas（1793—1877），全名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阿根廷军事和政治领导人。
[2]Eduardo Schiaffino（1858—1935），阿根廷印象派画家、艺术评论家。
[3]Justo José de Urquiza （1801—1870），全名胡斯托·何塞·德·乌尔基萨，阿根廷军人和政治家，阿根廷联邦第三任总统。
[4]Hilario Ascasubi（1807—1875），阿根廷诗人。
[5]“感人之处几乎总是在偶然的小事。”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五十章末尾的一个注释里说。——原注
[6]我断言——不带悖论的忸怩作态或者喜欢新奇的心理——只有新建的国家才谈得上过去；就是对过去的自传式回忆；也就是生动的历史。如果时间是继承的话，我们必须承认哪里的事件最密集，哪里的时间就最漫长，世界变化无常的一面也是最丰富的一面。这些王国的征服和殖民地化——面临倾斜的海平面、盘踞在海岸上的四座可怕的小堡垒，土著人袭击的弓箭——的过程是如此短暂，以致我的祖父在一八七二年只赶上指挥对印第安人的最后一次重要战役，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执行十六世纪的征服工作。然而，重提过去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格拉纳达街（位于巴勒莫西南。——译注），在比无花果树的年代古老几百倍的塔楼的阴影下，我没有感到时间的无关紧要，在潘帕斯街（位于巴勒莫北部。——译注）和三执政街（一译三首街，位于巴勒莫西部。——译注）的阴影下，我却感到了：这个枯燥的地方，如今屋顶成了英国式，三年前开始有了乌烟瘴气的砖窑，五年前开始有了混乱的牧马场。无数历史悠久、重视传统、复仇和君主制度的欧洲人深深为之感触的时间，在这些共和国里的流动更为莽撞。青年人感到了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和时间同步，我们是时间的弟兄。——原注
[7]消灭蝗虫是违反教义的，因为蝗虫身上有十字形的花纹：基督发布的特殊标记。——原注
[8]Las Heras（1780—1866），阿根廷将军、政治家。
[9]Antonio Beruti（1772—1841），阿根廷军人，在一八一七年圣马丁指挥的查卡布科战役中打败西班牙保皇军队。
[10]托拉尔，二百二十三。——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