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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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语的特质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所传承的固有文化是与该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密切相连的。或者确切地说,民族的固有文化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民族语言,而民族语言又使民族文化的固有特征更为凸显。无论如何,要说某一国家民族的语言是该国家民族文化的象征,是毫不过分的。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语言是民族感情、思维习惯及行为方式的完整表现。因此,通过考察日本人所使用的语言,就能把握日本文化的特色。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简素の精神”中的助词“の”(的)。这个“の”的意思很暧昧。因为所谓“简素の精神”,既意味着精神是简素的和单纯的,又意味着在简素中内含着精神性和单纯性,含义极不明确。

关于“の”的暧昧性,中岛文雄氏在《日本语的构造》一书中,以“父の绘”的表现形式为例,作了如下说明:

对该句可有三种解释。若把“绘”想象成物,则可解释为“画是父的东西”,而“の”则表示所有。若认为有绘画之行为的含义,则“父の绘”就意味着“父画的画”或是“画父的画”两种意思。

所谓“简素の精神”中的“の”,若按上面的解释,则并不符合第二、第三种意思,而应属第一类,亦即指简素、单纯所拥有的精神。

总之,由“の”所构成的前后名词,无论属于何种类型,其含义都有明确或不明确的时候。比如说“苹果の绘”,就应明确其含义指的是“画苹果的画”,而不考虑其他意思。但若像上边所举的“父の绘”那样的例子,则中岛氏所说的三种解释都能成立。而当我们说“简素の精神”的时候,其含义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可有两种解释。

不过,虽然“简素”可用“单纯”这一词汇来加以表述,但却不能把“单纯的精神”说成是“简素的精神”。所谓“简素の精神”,应解释为内含于单纯性中的精神。即使如此,此时的“の”仍不能断言已无暧昧性的含义。

关于连体词“の”的含义,主要还是应当根据其所处的状况而定。说到“父の绘”,虽可作三种解释,但若了解了当时的语言背景,做出正确解释则并不难。日本语的特色就在于,要由状况而定的东西没有明示。而这恰恰是变成暧昧性、简洁性之表现的原因。

如前所述,日本人与西洋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由于风土和历史环境的缘故,培养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融和关系,毫无必要向其他事物表现自己。而正因为只需最小限度的表现就足够了,才使日本人的表现方式简略化。若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日本人在用语言传达自己意志的时候,比自作主张显得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和合,因而多用谦让语,并着意于表现的简略化。

而且在日本人看来,越是敢于表现自己,恐怕就越难以传达自己的真意。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真意的传达,除了最终依存于对象的感知之外,别无他途。这点与彻底表现自我的西洋人大相径庭。因此,即使在文章里,日本人也会致力于能诱发读者感知的最有效果的表现形式,这大概又可算作日本文学的一大特色吧!

如果以清少纳言清少纳言(965~1025),平安时代著名的歌人、作家。清是姓,少纳言是她在宫中的官职。被后世誉为“日本散文鼻祖”的《枕草子》是清少纳言一生除却和歌以外传世的唯一作品。这部作品虽然反映了社会等级之间的不平等和对时代的忧虑,但着力渲染的还是对皇后定子的赞美和对日本贵族社会的肯定。的《枕草子》为例,其开头篇《春はあけぼの》(《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美》)中的假名“は”,是系助词而非格助词。因而所谓“春は”意指“春においては”(春天里)。“春においては”经简略后就成了“春は”。

所谓“あけぼの”(曙光),表述的是“あけぼのがもっとも美しい”(曙光最美)的意思,经简略后就成了“あけぼの”。用当时的话说,又可被简略为“いとをかし”(最雅趣)。就是说,“あけぼの”中还包含着“いとをかし”的意思。所以,“春はあけぼの”句虽是省略句,但为此则有了含蓄的成分。所谓“梅は紅梅”(梅是红梅)句亦如出一辙。谚语中这样的省略句也有不少。

至于和歌日本诗歌体之一,极盛于奈良时代,以《万叶集》最著名。原有长歌和短歌等,后短歌单独发展,并取代长歌。长歌句数不限,五音句和七音句交替使用,再以七音句结尾。短歌每首五句,共三十一音,音节排列为五七五七七。现在日本诗人所写的和歌多为短歌。、俳句又名“发句”,日本诗体之一。一般以三句十七音(五、七、五)组成一首短诗,又称十七音诗。俳句原为俳谐连歌的第一句,后经芭蕉提倡才成为独立的诗体。就更善于使用这种手法了,其中犹以俳句为突出。下面就让我们分析一下芭蕉松尾芭蕉(1644~1694),生于三重县伊贺上野,本名松尾藤七郎,通称忠右卫门。他将一般轻松诙谐的喜剧诗句提升为正式形式的诗体——俳句,并在诗作中灌输了禅的意境。日本人将其视为诗圣。的《古池や蛙とびこむ水の音》(《古池塘,青蛙跳入水音响》)中的第一句话:

“古池や”的“や”是切字,即连接段落时用的助词,在该句里则是暗示性的表现。在它后面隐含着季节、场所、风景等背景,它所暗示的世界是广大而深远的,而想要详细表现的话,则也许需要数千字以上。该句的特色就在于“唤起人深刻印象的单纯性”。在这种单纯性中有着不可估量的深邃精神。

当然,此类性质的诗词在汉诗中也有。但汉诗与俳句相比,表现内在精神那样的倾向更为强烈,故而给人一种缺乏含蓄的感觉。若要举出与芭蕉此句一样的描述静寂的汉诗,那就是唐代诗人杜甫(712~770)《题张氏隐居》诗中的“伐木丁丁山更幽”这样的语句了。不过,即使这样的诗句,也不及芭蕉的“古池や”来的含蓄。

关于芭蕉的这句诗,江户时代博多的禅僧仙崖认为,“水の音”(水的声音)这五个字“水の音”,日语发音是“みずのおと”五个音节,亦即五个字母。是多余的。仔细读来也的确如此。有了这五个字,就有了余韵受损之嫌。

这种特色在和歌里也能见到。日本人不爱好长歌,最后只好定型于三十一字的短歌,其中又因十七字的俳句较为流行而渐成模式。和歌与俳句是日本唯一的最为流行的诗型。西洋人则恰好与之相反,他们爱好的是需用长长的页码来表现无数自我感情的诗型。诗歌中的简素精神在俳句里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西洋人认为,自然是人利用的对象。即使对于人,西洋人也抱有强烈的自主倾向,并且对理性怀有绝对的信念。因而在语言上,他们也习惯于主语中心的构造,强调主语的存在功能,并将其置于句首。而日语则与之相左,它习惯于述语(谓语)中心的构造,并将其置于句尾。

即使意志之表现,西洋人也强调自我的存在作用,喜欢把自我放在语句的最前面。而日本人则常从谈话对象的观点中寻找自我的存在作用,因此既无必要弄清楚自他之区别,也无必要强调自我。所以,日语里即使有使用主语的地方,也大多只用述语来完整表述之。

结果,欧洲语明确显示主客关系,并且从各个方面详细规定了主客的存在作用,而日语则没有这个必要。例如,关于“行く”(去)这个动词,欧洲语是根据人称来变化的,而日语则不存在这种变化。下面只举一下德语的例子:

Ich gehe(我去)Du gehst(你去)Er geht(他去)Wir gehen(我们去)Ihr geht(你们走)Sie gehen(你走)

至于希腊语、拉丁语就更复杂了,仅仅“行く”的动词变化问题,要说清楚,恐怕也需一两张纸。

另外,日语里也没有像欧洲语那样的单数复数之区别,没有冠词,性的概念也不明确,更没有动词、名词、形容词的变化,人称代词也不如欧洲语那么发达。所以,欧洲语在科学思辨上的作用较大,而日语则不具备这一点。

日语只有动词的活用,后来高度发达的还有助词,而这些最适合表现细腻的感情。日本被称为艺术性民族的理由也正在于此。据渡边丰辅氏的《现代大学生的应有状态》一书记载,英语“This is a dog”(这是一只狗),译成日语可以有“これは犬です”(这是一只狗)、“これは犬だ”(这是一只狗)等一百三十种左右。

于是,我们可以不怎么困难地得出以下结论:从欧洲的主语主导型语言中产生的文化是个性文化,而从日本的述语主导型语言中产生的文化则是无个性文化。摩拉爱思曾在《日本精神》里讨论过建立在日语语法基点之上的日本文化的无个性化问题,其大致意思如下。

在日本的文法里没有冠词。无论名词还是形容词都没有变化,与人称无关。在叙述方面也没有文法上的主客关系。因此,每个人都故意不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参与活动,于是便出现了宁当事件的旁观者也不当事件的目击者的社会现象。这实在叫人不可思议。由此才能理解日本人的无个性问题。

所谓个性就是自我显示,所谓没个性就是自我抑制。若借用摩拉爱思的话说就是:若是自我显示型的,那就会对人之个性采取肯定态度,从而导致明确利己的个人式的自我彰显。若是自我抑制型的,那就会使精神达到几乎无我的境界,进入针对所有逆境的宗教式谛观,从而导致对自我的尽可能放弃。

下面再比较一下日语与汉语的区别。日本很早就从中国输入了汉字,直到平安时代发明假名后,才流行起用假名写文章。所以一般来说,汉字假名的交叉运用是日文的习惯格式。但这时使用的汉字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念法,而且充满情感性的日语还被前后配置在这些汉字当中,从而使汉字也具有了像日语一样的情绪性。

汉字本来是象形文字,此外还有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字,而汉字就是用这六种方法构成的,但用得最多的还是形声字。可见,汉字表现的是意和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绘画文字。因此,当汉字的音读和训读在日本流行开来后,其表象的直接性和印象的强烈性便显得更为突出了。

日本人把汉字与假名混合使用,就如同把汉文改写为带假名的日文。如此一来,印象也就变得明细了。比如“鸟鸣”这个词,若用日本流行的训读来念,就是“鸟鸣く”,但训读的办法却并不仅限于此,还有“鸟は鸣く”“鸟は鸣ぃた”“鸟が鸣く”“鸟鸣けり”“鸟ぞ鸣くなり”(以上皆为“鸟鸣”之意),等等,倒是读音差不多是通用的,只是读音应选择与文脉相适应的读法。

一看到这些情况,就可以知道日本人是很重视对物的印象的,进而产生重视直观的强烈倾向。这与西洋人的思辨型、思考型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在比较汉语与日语的时候,虽然两者都较多地使用省略形,但若从语法方面考虑,汉语则与西洋语一样属于主语主导型,而明显地与日语的述语主导型相对立。因此,相对于情绪型、实践型以及自我抑制型的日本人,中国人似乎更强调自己主张,善于思辨,是属于理论型的民族,原因显然就在于汉语的自身特点吧!比较而言,中国人与西洋人一样,在分析性的思维方面比日本人要优秀,而日本人则可以说是在全一性的直观和灵性的直观方面来的优秀。这种日本型的思维方式与日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日语把主语作为目的语,目的语作为主语,或者既无目的语又无主语而只有动词,并且不具备明确的科学性用语,故日语应属于非常暧昧、漠然的一种语言,所以不得不诉诸无知无识中的灵性之直观。

最后,我想就日语之美谈点个人看法。

记得昭和十年(1935),当我在富山市的一所中学工作时,恰好碰上从法国回来的京都大学的国文学者泽泻久孝教授来学校视察,在他向我们发表的讲话里,就谈到了“日语比法语美”的观点。

我在学生时代喜欢看法国电影,这也许是影片里法国人的会话悦耳动听的法语的缘故。法国人对本国语言推崇备至,而不太愿意说外国语。所以到法国观光,即使英语也不太通用。法国人对本国语言是非常看重的。有一则小故事,说的是某位父亲在嫁女儿时说:“什么都不让你带,只让你带优美的法语去。”

法国人推崇本国语言而不说他国语言,这在国际交流日益平凡的现代社会也许有点行不通。但日本人则正好相反,随随便便地使用英语,忘记了对本国语言的尊敬,这大概也是行不通的吧!

由于日语的子音必须与母音一起使用,所以若与子音独立的外国语比较,就会显得悦耳柔软。不仅如此,因日语不太有抑扬顿挫,所以听起来感觉也较为温静。关于日语的优美和柔和,外国人也对此颇有好感。今天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