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去武汉游水未能如愿

武汉乱作一团，毛泽东要下榻的东湖宾馆，厨师、服务员也分成两大派，周恩来只好亲自指挥大家打扫房间，接待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能游长江，却穿着睡衣匆忙去了机场。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亲自主持召开了“文革”小组碰头会。

在这个会上，毛主席讲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分析了当时形势，最后他诙谐而自信地说：“文革是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也就是在这个会上，毛主席以轻松的语气宣布说：

“……我要到外面走一走，去武汉长江里游水，那里的水好。”

并指定解放军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等随行到外地巡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也被宣布同往。

毛主席为什么要去武汉，是依据什么选择的？毛主席当时并没有说。不过，据了解情况的人讲，当时武汉的形势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具有爆炸性了。武汉地处中原大地，是连接大江南北的要冲，它的形势怎么样，一向对全国形势都有重大影响。现今“文革”进入打基础的重要阶段，如果能把武汉治理好，使它由动荡走向稳定，会有示范作用，无疑必将影响全国。

当时，武汉的形势与全国的许多地方相似，随着造反派夺权等一系列重大行动，出现了观点和情绪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叫“工人总部”，对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支左持否定态度；另一派叫“百万雄师”，它拥护军区支左，有120余万人，可说是多数派。

这两派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发生了一系列冲突，而冲突的焦点是：

“百万雄师”政治倾向上与武汉军区的观点比较一致，因而也拥护军队；“工人总部”则主张“全面夺权”，要揪出所谓的军区的“武老谭”。

这两派之间矛盾不可调和，武斗不断。当时尚能支持局面的武汉军区指挥机关，虽然还在艰难地运作着，但常常被造反派冲击难以维持正常工作。

当然，要搞乱军队的压力来自上面。1967年3月之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中一小撮不好的人揪出来烧掉。”

吴法宪多次给武汉空军刘丰等人打电话，要他们“不要听大军区的”。当时军委要求驻地军队，均接受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领导。

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此后，武汉造反派和南下造反派勾结在一起，提出了什么“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和揪出“武老谭”的口号，甚至还发生了绑架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的事件，至于谩骂、围攻三支两军指战员的严重情况时有发生。

两派斗争很激烈，声势也越来越大，参与人员甚多，涉及的方面和部门很广，党政军工农兵学商，甚至包括很多领导人都被卷了进去，形势错综复杂而多变。

本来，在“文革”中起稳定作用的人民解放军是绝对不能乱的，因而，在毛主席看来，抓好武汉，稳定中原，进而推动全国的大联合，这是关键性的一步。那时的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武汉军队的领导机关，使其不仅不能在稳定中原这个大战略中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而且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自身难保。这些情况，毛主席和周恩来洞若观火，非常清楚。鉴于对武汉形势严重性的深刻了解，以及对全国不少地方新近发展起来的武斗，特别是铁路沿线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况而担心。为确保毛主席这次外出的安全，周恩来提出他要先行，去武汉打前站，毛主席欣然同意了。

在临行前，毛主席与周恩来话别。

毛主席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当夜，毛主席乘专列火车，沿京广线南下，开始了著名的巡视大江南北的旅程，周恩来于翌日晨乘飞机直飞武汉。

那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要外出，并就外出的警卫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

汪东兴同志在向我们传达布置任务时就指出，毛主席这次出巡大江南北地区，由于所要经过和到达的地区派性斗争激烈，社会治安和秩序不够好，有些地方比较乱，政府已瘫痪，铁路运输秩序也很不好，这次又是“文革”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外出，他要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与准备，要有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不惜流血牺牲的充分准备。他还特别指出，要我多带些部队。

过去随毛主席外出，他总是嫌去的人多，怕给地方上添麻烦，每次外出都有极严格的限制和要求，多去一人也是不允许的。而这一次还特别提出让多去些人，足见这次任务非同往常，有可能遇到艰难和危险。看得出，毛主席是有这种估计的，而且也是做了准备的。

根据这一意图，我从中队挑选了120余人，大多数是有经验的干部，还进行了扼要的却是深入的动员，着重让大家了解当时形势的复杂、多变等特点和对安全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要求全体同志提高警惕，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可能遭到的危险要有充分的准备。

在武器弹药的配备方面也有意识的做了加强，做到了枪要够，弹要足，对应付可能遇到的不测也制定了预案，当然这些都是必须的。尤其使我信心倍增的是，我的领导是跟随毛主席多年，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很有些警卫工作经验的老领导；我带的这些警卫战士，他们不仅训练有素。军事技术过硬，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也有较为丰富的武装警卫工作经验。最使我满意的还是他们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格和为了保卫领袖的安全舍生忘死、不怕牺牲的决心，有了这种精神，在任何险恶的环境里，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都能勇往直前，战而胜之，这才是警卫战线上最强大的武器。

按照警卫方案的要求，我们这次出发的队形分为前驱、主车和尾车，对所属人员进行了编组部署，区分各自的任务，指定各部位的指挥员，规定联络方式和信号，使前后左右有机协调配合，相互策应支援，形成一个完整的战斗整体。我带领40余人登上了主车，随毛主席行动。

尽管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和努力，做了诸多的组织安排，但要保证毛主席这次外出的安全顺利，应该说那还是很不够的，警卫工作从来就不是仅靠一个单位、一个部门能完成的。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此之前，周恩来就为毛主席这次外出巡视，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与安排。

7月10日，周总理给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打了电话，通报了毛主席这次出巡。还告诉他们，毛主席打算7月16日，在他横渡长江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再次畅游长江，要他们为此做些准备。

武汉军区指战员在陈再道率领下，就毛主席到武汉和与人民群众一起畅游长江的活动做了周密的安排和一系列组织准备，尽管遇到了许多困难。

周恩来总理还给铁道部和京汉线沿线的党、政、军负责人打了招呼，要他们深入第一线实施指挥，分工包干，精心策划，保证毛主席的专列火车安全通过。

在毛主席乘坐火车从北京出发前往武汉的第二天早晨，周恩来就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等乘飞机直飞武汉，为毛主席的到达做出妥善安排。周恩来到武汉后，吴法宪别有用心地把周恩来安排在武汉空军招待所下榻，也没有向武汉军区陈再道等通报。直至14日早晨周恩来要找武汉军区领导人谈工作时，陈再道才知道周恩来已经在武汉了。

周恩来就要吃早饭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才匆匆赶到空军招待所看望。在周恩来的邀请下，他们与总理共进早餐，边吃边谈。

“现在东湖宾馆怎么样了？”周恩来问陈再道。

周总理所问的东湖宾馆坐落在武昌市著名的东湖风景区内的一个高地上，宾馆内的不少建筑有些像欧洲的教堂，房子是尖顶子的，有一种异国情调。宾馆的环境很美，东湖的水面占地很大，水深而清澈；地上树高而林密，绿茵遍布，因而形成突出的小气候，即使在盛夏时节，武汉市区气温高达38度、40度的时候，这里仍然保持在三十几度，相比之下，人们觉得这里凉爽宜人。我就不止一次听到毛主席称赞东湖的山，赞美那里的水、那里的树木花草和建筑。大概因为这些原因吧，毛主席每来武汉，常在东湖宾馆落脚，因而，周恩来这次来武汉，特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陈再道说：“东湖那里，乱得很，连厨师、服务员也分成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了。”

周恩来总理向他们交代说：“把那里打扫出来……准备使用。”

早饭吃完了，工作也谈完了，陈再道、钟汉华两位军区领导与周总理告别，回军区进行安排去了。周恩来随即来到东湖宾馆，把对立的两派厨师、服务员等工作人员找到一起开会，动员他们赶快行动起来，把将要使用的几幢楼房打扫出来，迎接新任务。

周恩来总理很懂得大家的心理，很会做群众工作。他讲的并不多，却把势不两立、被说成是冤家对头的两派都说服了。大家很快行动起来，清扫卫生，收拾房间相互之间也有说有笑，不那么对立了。从中，周总理也了解到许多第一手材料。

这时，陈再道、钟汉华看到周恩来亲自做这些本该由他们做的工作，一种惭愧、内疚、过意不去的复杂神情，令熟悉他们的人也觉得有些陌生。他们以积极的姿态参加宾馆的各项工作，使东湖宾馆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毛主席乘坐的这趟专列，于7月13日夜间由北京出发，沿京汉线南下，除了换机车添煤加水检修之外，一路未停，直驶武汉。下车后，毛主席顺利地住进了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楼，这时，已是7月15日了。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没有周总理先行的一系列前站工作，就没有我们的顺利进住。

这梅岭一号楼实际是一幢老房子，条件并不怎样好，可是，毛主席住惯了，他很喜欢这里。

这时周恩来总理也由空军招待所迁来东湖宾馆，住在百花一号楼。谢富治和王力他们，住在百花二号楼。

我安排完警戒之后，就为毛主席即将再次畅游长江做准备，便带领数人随即下到长江里试水，检查下水和上岸地点，还对将要使用的船只的性能和其他设施等也做了试验和检查，看它们是否完好和适用。这是多年来的老习惯了，凡是毛主席将要游泳的地方，我都要先下去试水，认为可行时才让他下去，这几乎成了水上警卫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毛主席到达武汉的当日上午，即7月15日和第二天上午，他在住处与周恩来召集随行的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以及李作鹏、吴法宪，还有武汉军区的负责同志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有关云南、贵州、四川、武汉等地区的情况汇报。据说，他俩刚从那些地区考察来到这里。在这个会上还讨论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与办法。

对于如何处理武汉问题，毛主席即席说过这样一些内容的话：

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其头头朱鸿霞放出来；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出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群众组织都要支持。陈再道要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并让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周恩来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去办。从那之后直到7月18日的几天里，他每天下午都召集武汉军区的领导及其支左人员开会，就武汉地区支左问题，听取他们的汇报。

周恩来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亲自拟定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提纲，经毛主席审阅同意后，就如何稳定武汉局面，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他着重指出：

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其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人承担。

建议陈再道、钟汉华主动承认在支左中犯有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为“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周恩来还明确指出：估计平反后的“工总”会起来，可能对“百万雄师”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

周恩来还指出：军区要对所属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认真执行中央指示。对军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所取得的成绩，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周恩来最后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陈再道对其所犯方向路线错误表示“难予接受”。

7月18日夜，周恩来又带领陈再道、钟汉华来到东湖梅岭一号楼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正在会客室里等候他们，谢富治、王力也在场。

毛主席见他们来了，站起来亲切地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让陈再道、钟汉华一左一右坐在他的身边。

毛主席问陈、钟道：“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陈再道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讲话有军人的豪爽，也充满了对领导的信任，坚持有啥说啥，心中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

毛主席心平气和地说：“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问题，谁都是方向路线错误……”他解释着，连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陈再道说：“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做检查……”

“那可不行啊。你们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毛主席听他这么一说，也着急起来了，笑着为他们出主意说，“你们写个东西，给他们发下去。”

毛主席又说：“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

在毛主席看来，司令做部下的工作，责无旁贷；支左人员去做自己支持的那一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也有许多优势和方便，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陈再道毕竟是长期在硝烟风雨中磨炼出来的，又深知武汉此时此刻的真实情况，他没有讲更多的客观理由，而只是向毛主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从中做些工作，效果会更好一些。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正是这些人从中作梗，使简单的问题复杂了，可以顺利处理的事情费了许多周折，最终酿出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毛主席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直到拥护你们为止。”

毛主席当即指示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谢富治、王力他们，说要设立接待站，专门接待人民群众和群众组织的来访，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谢富治、王力都点头允诺，表示完全赞同主席的意见，照主席的意见去办。

毛主席又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是反革命……你们相信吗？”

说到这里，毛主席停了停，似给听者以思考的余地，接着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后来这段话以最高指示的形式传出，成为人们认识派别组织，处理派别斗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这次谈话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多钟才结束，毛主席还把陈再道、钟汉华送到门外的走廊上。

在走廊上，有几个服务员值班，毛主席把这几个服务员招呼过去，与他们一一握了手后，当着陈再道、钟汉华的面，笑着对那几个服务员说：

“你们再不要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们的。”

毛主席很有信心地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毛主席这些风趣的言谈，引得在场的不管是司令、政委，还是“中央文革”成员，抑或是宾馆服务员，还是警卫值班的，也包括我在内，都由衷地哈哈笑起来了。大家相互握手，一派和谐团结的气氛。

目睹这一切的我，以为武汉问题从此有了结论，尖锐对立的两大派矛盾，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得以圆满解决了。几天来绷得紧紧的弦，也有了几分松弛。

由于武汉地区的矛盾从此有所缓和，毛主席在武汉的留住也没有什么危险了，只是原计划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打算，因忙于应付那些错综复杂的事务，再也无暇顾及了。

一向非常喜欢游泳的毛主席，那真是见水就想下去游，而且一旦他的主意拿定，要去某处游泳，谁都拦挡不住。有时有些条件差、安全没有保障的地方，劝他不要去游，他曾因此发过脾气，甚至骂过人。这一次他把来武汉游泳，当作一件大事看待，在北京就宣布了……可是，终于没有游成，特别是在他畅游长江一周年的时候。

毛主席就这么一点属于他自己的“愿望”都未能满足，实在使人有些遗憾。不过，当时的我，还抱有一点希望是，今后留下的日子里，或许还会有机会补上的。

当然这比起解决武汉问题来，仅仅是个小小的不足。因为毛主席此行的目的拿他自己的话说是“保陈再道去”的，从他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来看，应该说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

当夜，周恩来与毛主席告别后，便乘飞机离开武汉返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