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中国发展之路

朱云来

所谓新常态，应该是不同于以往的一个常态。为什么要提新常态？可能是因为老常态已经不可持续，否则就没有必要提新常态。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就是希望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我根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5》对中国发展的基本状况做了一个总体描述。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是我们展开所有活动的基础。中国是拥有13.7亿人口的大国，总产值的统计数据为69万亿人民币。另外还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基本特点，比如历史悠久、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人民勤劳进取，加上改革开放、成就瞩目、工业发展、门类很广、资源欠丰、产能过剩、库存过量、升级挑战、创新挑战等，这是总体情况。

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包括珠江流域都是平原，西北是高原，西藏最高，是世界屋脊。中国是三阶地形，第一个台阶是平原，第二个台阶是高原，第三个是世界屋脊。中国的地理特点是“西高东低”，东南部比较温湿，西北部比较干旱。在960万平方公里总面积中，东部第一阶平原将近281万平方公里，算是全世界最大的平原了。欧洲也有很大块的平原，但是它的平均纬度在50度以上，而中国平原纬度在北纬28度和北纬50度之间，温湿条件远好于欧洲平原。这样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不仅适合动植物生长，也支撑了我们延续几千年的发展。

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大约93%的人生活在第一台阶区域，约三分之一的国土之上。虽然中国号称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核心人居区域就在300多万平方公里之内。

2015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各市、县是最基本的统计单元，中国共有656个城市，城市平均面积有3165平方公里，平均人口112万。全国城域建成区人口只有3.9亿，如果把县域建成区人口加进去也仅为5.3亿。乡镇人口有1.3亿，每个镇平均面积为1.6平方公里，平均人口也就是4000人。

因此，中国把城市化概念变成了城镇化，其实是有些夸大的成分。乡镇平均人口才4000人，县域和城域建成区平均分别是9万人和59万人，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全国656个城市才是真正城市化的地方。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内只有5.2万平方公里城建区算是城市，占所有国土面积的0.54%。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生活在非常集中的地方，把全部乡镇、村庄、县域和城域建成区面积加起来共25.9万平方公里，不到3%的国土面积，真正住人的地方就这么大。很多人觉得盖房子地不够用，这怎么可能？完全不是地的问题。

面积是展开的空间，人口是展开的基础，产值是展开的实际结果。东部和中部都在第一台阶上，大概281万平方公里，10亿人口（将近四分之三），产值占80%。如果各省政策都一样，片面追求GDP，都想高速增长，那只能加大工业投资或者房地产投资，效果肯定不好。更何况那些边缘地区，自然条件、人口密度也不一样。因此，应该考虑因地制宜、各不相同的差异化发展策略。

GDP是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它是以不同的生产单位，对所有经济活动的统计。它有三种统计方法：

一是生产法。简单说就是不同行业的产品，分为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

二是收入法。参与生产单位从分配角度得到的分配结果，分为薪酬、税收、折旧、盈利。

三是支出法。用的比较多，跟经济生活联系更紧密，分为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

图1.2显示的是中国的整体结构，它们的数字应该是同一个GDP，但是由于统计过程存在误差，所以数字可能会略有不同，有几个百分点的误差而已。

GDP在生产法下2014年是64万亿，2015年是68万亿，2016年是74万亿，年均增速7.5%。生产数据中的生活服务，比如教育、医疗占比非常低。另外，比如运输虽然算是“三产”，这个“三产”不是大家理解的第三产业，主要构成是矿石、钢铁、粮食运输等，这些服务应该属于生产服务概念，而不是生活服务之类。有人谈到一个新的观点，说现在要特别发展生产服务业，我想原来恨不得85%都是生产服务业了，其实是要特别发展生活服务业。

收入分配的特点，人工薪酬占比偏低，资本收入占比偏高。企业盈利及折旧属于资本收入，劳动者收入占产值的二分之一。薪酬是13亿人作为劳动者的收入，盈利是企业拥有者的收入，税收是政府的收入，这仅包括一次税收，还有所得税。

从经济结构上看，1978年到2017年，进出口占GDP比值曾经在2007年达到最高8%，然后逐步下降，现在只有2%~3%。政府开支占比一直较平稳，最重要的是消费和投资的占比变化。从1978年开始，消费最高曾达到52%，但2002年以后逐渐下滑。相反，投资占比直线上升。2017年与1978年相比，消费占比少了10%，投资多了10%，这一正一反的交叉发生在2004年，从中可以看出累积了大量投资。

从消费上看，2003年到2016年累计消费179万亿，仅占同期累计产值576万亿的31%。

从投资上看，20大标准行业为农业、采矿业、制造、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餐饮、信息服务、金融、地产、租赁、科技、公共设施管理、居民服务、教育、卫生、文化、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从投资规模上看，显然制造业第一，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制造大国；房地产绝对第二；公共设施管理业也投资很多，然后是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采、制、供、建、地、运、公共合计七大领域的投资占了总投资的84%，居民生活服务、教育、卫生、文化、餐饮等五大领域投资相对很少，只占总量的5%，其他行业加总11%。2003—2016年是这个状态，2012年、2013年提出进入新常态，但现在还是沿着这个常态继续发展。

这么大的投资量，主要靠什么支撑？2000—2016年建筑总规模跟银行债权（国家统计局其他存贷款性公司各类债权合计）比值一直在100%左右。建设靠的是债务，银行系统收取存款后贷款，贷款之外再买别人的债券，还是债务，所以银行债权代表的是总债务规模，跟建筑总规模这么相近，很明显建设是靠债务支撑的。建产比（建筑总规模/GDP）在2000年是100%左右，到现在一路增加到200%多，说明相对同样的生产规模，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翻了一倍，这就是现在国家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

我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的资金流量表反向推算出了国家资产负债表。根据2002—2016年数据（其中2002—2014年为实际统计数据，2015—2016年为估算数据），计算出截至2016年底，资产总规模843万亿，负债546万亿，权益297万亿。2016年GDP是70万亿，即产出为70万亿，相当于生产总额、销售额，但是资产总额是800万亿，资产/产出的比值是非常高的。

假如把中国所有的公司全部整合，当成“中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集公司”，它就是一个800万亿资产的大企业，世界级的大企业。它的效率如何呢？它的股权回报在2002年约9%，2016年达到6%了。2002年后曾经有过一段系统性改革，也许可以称为“改革红利”，股本回报不断上升，但2007年以后，就开始系统性下降了。资产收益率原来是3%，现在降到2%。资产周转率从2002年的50%降到目前的30%，投资多了，资产大了，显然周转率就下来了。杠杆率从2002年的260%增加到280%，相当于总体资产负债率达到65%。这反映了整个经济的趋势性问题。

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经济里面几大部分：

一是消费。2016年人均产值约为5万元，人均货币比产值多了一倍，约1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产值的一半，即薪酬占了GDP一半。2016年人均消费约1.8万元，每人平均剩下不到1万元。这是城乡平均值，如果城乡分开算的话，城镇每人平均结余1万元，农村每人大概只有2000元，城乡平均为6000元左右，这个数还是非常小的。

从积累角度看，1978—2016年居民结余累计大概是150万亿，扣除2002年以前数值，大约为120万亿。2003—2016年累计名义产值为576万元，以2002年为基年，累计实际产值为383万亿，名义产值是实际的1.7倍。经济领域中的很多辩证规律是跟名义相关联的。

从整体产值或者行业的基本结构来看，从20个行业中每个行业的产出规模，可以看出生产结构向哪里倾斜。我们把所有可得到财务报表的公司统计出来，20个不同行业总资产约为354万亿，从各个行业整体的分布、排序可以看出经济结构。

各行业公司整体的利润率是6.6%，我们计算的“中集公司”为7%，二者相当接近；各行业公司回报率是7.2%，我们算的“中集公司”是6%，因而上市公司回报率稍微好一点。奇怪的是，工业利润率只有3.6%，回报率只有5.1%，而金融回报率却是12.5%。

我们计算的金融负债和资产基本相等，差了一个国际头寸。2002年金融资产是48万亿，根据部分统计数据和我的估算，目前金融资产应该是510万亿。金融资产膨胀了10倍，同样金融负债也翻了10倍。

我对未来发展的看法，大致从两个总体的角度来分析。顶层设计确实很重要，但至少要把底层设计好。顶层设计显然是宏观的综合平衡考虑，但是只有综合也不够，顶层和底层要结合起来，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性问题，而且各个系统之间有很多区别和关联。“一行三会”本身就够分散了，很多金融原则应该是统一的。保险监管一放松则引发一连串反应，因为政策效应传到了证券市场上。这好比我们是种地的，那边乌鸦飞过来了，不归我管，我不能打，还要保护野生动物，所以我只能敲脸盆。

本质问题是信贷巨额扩张，货币/产值比从一倍到两倍，这种建设规模靠债务推动的模式，引起的结果一定是投资过剩。另外，杠杆过高，产能过剩，库存过量，增速放缓，利润低下，资产价格通胀，币值压力，都是由此引起来的。这么大的国家，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各地统一地都要增加GDP。虽然说了不唯GDP，但又说不能不要GDP。要GDP干什么呢？GDP是什么质量？GDP本来应该是市场活动结果的客观统计，现在我们倒过来把GDP变成一个目标，而且特别强调这个目标是所有指标的前提。假如你有一个项目，银行经过评估认为这个项目能够还本付息，有很好的前景，当然应该给予贷款，问题是你现在没有这样的项目，银行还要贷款给你，结果一定是不能赚钱。短时期貌似把GDP拉起来了，但是长期看GDP的质量会很低。比如房地产业，据我的研究，过剩非常严重。按房屋存量来看，城镇房屋建筑面积，加上现在还在施工的，以人均大约30平方米的水平估计，至少可以满足10亿人的住房需求，但是按夸张的城镇化统计，城镇人口也只有7亿多人。况且，事实上80%的城镇人口平均住房面积只有25平方米，当然有些是人均60平方米，平均下来才是现在所谓城镇人均30平方米，并且每年都在增加。

从宏观上看，房产总量一定是过剩了。现在房子均价差不多每平方米7000~8000元，可是我们的年人均收入约3万元，年人均结余也就7000元。想买30平方米的房子需要30年，除非10年不吃不喝。无论怎么算，这个价值完全不对了。

宏观经济要系统对待，区域经济要区别对待。我们的经济目标应该是让老百姓衣食无忧，但现在至少还在忧房子。因此，应该有一个客观的系统的衡量标准。现在提出“三去一降”非常对，企业的一系列问题一定要解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是解决问题的核心。钢铁产能12亿吨，产量就8亿吨，多余了4亿吨。目标是三年要减掉1亿吨，一年就减3千万吨，有用吗？如果房地产再热起来，钢厂肯定又跟着热闹起来，这不是真正按照市场机制决定的。

顶层设计既要从上面考虑目标，也要看下面每一个具体行业的具体情况，包括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政策制度。

农村土地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在一片大平原中间的一个村，土地能流转起来吗？真正土地流转的地方只能是在大城市周边。在一个城市的周边，沿着边长能增加一两公里宽的地就已经不少了。就算是土地能流转，又能解决多少人的问题呢？对于真正居住在乡村的农民能有什么用？因此，这样的政策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们倒过来想这个问题，50%基本上是做投资了，如果不去追求GDP，很多投资可以不投。保证居民基本生活开销，也就是70万亿里面的30万亿而已。如果让市场机制来起决定性作用，不该投的资全都停掉，全国老百姓的生活并不会比2016年差。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审查一下哪里投得太多了。不要老觉得是压力，总想一旦GDP掉到5%怎么办，再掉到3%怎么办？其实掉到一半都没关系，吃喝都够了，衣食住行都有了，只是暂缓一步改善，但是不会比以前差。保证了基本生活，然后是因地制宜。核心问题还是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再靠过去的投资、出口拉动GDP。要真正推进改革，解决实际问题。要提高技术创新，这是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财政制度的特殊情况，是很多税按照中央税收政策收上来，再把一部分钱转回到地方去，实际上是地方财政收入加上中央转移财政收入。2015年各省平均财政收入为2677亿元，中央转移财政收入为2173亿元，两者之和刚好等于财政支出4850亿元，这是一个地方财政的基本平衡。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河南，五个省2015年产值均超过3万亿，全国平均值是23315亿。

我的思路是“首先是老百姓衣食无忧，安居乐业”。例如，黑龙江省面积是47万平方公里，人口4000多万，拥有广大的耕地面积和丰富的石油、林业资源，不就是要解决这4000多万人的衣食住行吗？你非要在这里搞工业，是不是远离市场？江浙一带，还有山东，工业产能过剩得已经一塌糊涂了，东北还能搞什么？农业占GDP的6%，但农业的增长只有2%，靠农业能增长什么？因此只能做投资，投资又增加了产能，但距离内地又十分遥远。

如果给地方官定下一个目标，要求当地跟全国的平均GDP发展水平一样，他只能去搞工业，而当地发展工业一定是没有出路的。实际上地方有旅游等其他资源，为什么不能让地方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的老百姓也需要夏天出去消暑，冬天去看冰花，还有许多其他的消费方式。只有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他才有钱去消费。现在不是不想消费，而是因为挣的钱太少。居民的薪酬收入占GDP的一半都不到。在G7（七国集团）国家中，日本国民收入占GDP 60%~70%，是七国中最低的。我们收入占比太低，很多变成了国家的收入，由国家拿去大量投资，但是这种投资很容易出错。如果钱到了老百姓手上，老百姓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大家去消费就会产生需求，企业就会根据需求去投资，完全让市场来决定，使得市场经济运行更加良性化。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我把全世界的面积、人口和产值进行排序。全世界陆地面积1.3亿平方公里，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全世界人均产值10000美元，中国是人均8000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产值比我们的略低，相对欠发达一点，但是总量还挺多。

“一带一路”沿线大约有60多个国家，面积是我们的4.4倍，人口是2.3倍，产值是1.4倍。从企业的角度看，不就相当于我们的市场范围扩大了两倍左右吗？我认为这个思路是挺有远见的。中国比他们相对来讲还先进一点，中国制造还是有一定实力的，但在国内我们已经担心产能过剩了。

至少我们面对一个这么大的国际领域可以去拓展。当然它不会自动属于我们，是需要我们去竞争的。我们应该相信自己有竞争优势。这需要我们很具体地一个一个做出来，需要有很强大的开拓能力。

从全球角度来看，公元元年到鸦片战争期间，中国GDP一直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其实中国只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平原，长期都依靠农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居然也能有这么强大。这个国家有10%的税就已经非常富有了，假如征10%的兵，那就是千万大军。正因为如此，没有人能打败这个国家，除非自己腐败。中国朝代的更迭恰好也是如此。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这个逻辑为什么突然就失效了？从GDP占世界的33%一下子跌到几乎0。中国到底怎么了？是什么事做错了，导致我们突然从泱泱大国变成一穷二白甚至生灵涂炭的地步。

印度在16世纪以前GDP占全球比例居然比中国还高，但是它是怎么下来的？从东印度公司成立开始，然后基本上跟我们差不多。印度平原也很大，而且平均纬度从30度往下到20度，这分别就是上海与广州的所在纬度。印度的湿度和温度条件更好，所以它产出更高。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时代，它的农作物产量一直很高，甚至比我们还高。我们比它的纬度偏高，所以产量比它稍少一点，这可能是很多原因中的一个吧。还有一个原因，它最早被所谓的雅利安人入侵，它的历史文化中各种交叉变化比较多。而中国由于地形的限制，三面是高山，在远古农业时期的冷兵器时代，基本是与世隔绝。

还有一个对修筑长城很颠覆的说法。过去各个朝代都在修长城，一是当时我们的农业太丰盛了，花点钱修个城墙不算什么；二是游牧民族确实经常来袭扰抢夺，确实需要修筑长城来保护我们丰饶的物产。和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产值相比，修筑长城的花费还是比较合算的。

中国GDP占全球比例的突然下降是因为工业革命，我们落伍了，于是一下子跌下来了。但是为什么中国GDP占比从20世纪后期又涨上来了？我们垮就垮在没有工业，而迅速实现工业化，是实现振兴和重新崛起很重要的工具之一。中国的现代工业化进程从1949年就开始了，当时从苏联引进了100个项目，苏联人撤走了以后我们自己接着干。当时中国连肥皂、面粉机都生产不出来，但是一定要抓住两弹一星，这是当年最高端的技术。中国过去靠长矛大刀，再加上点武术，但是外国人搞了工业革命，人家用的是坚船利炮，我们的优势一下就没有了。过去冷兵器打仗是一比一，当时中国有4亿人，英国只1000万人，如果耍大刀他们确实拼不过，但是人家一人拿一杆步枪，就能顶上你一百个大刀队。用一百倍乘以一千万，人家就成了10亿人，我们能打得过吗？这叫作技术乘数，技术乘数改了，1变成了100，力量对比就颠倒过来了，中国一下子跌下来了。

中国现在正在追赶，技术还不可能达到他们那么高的水平，但是中国已经赶超很多了。过去中国的技术乘数是0，现在谦虚点说也有个六七分了，就算还没有赶到100%，但是有70%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问题是现在它是1，中国是0.7，中国还在追赶中。但是明天它又有了新发明，技术乘数是2了，或者是1.5了，中国就可能回到0.6去了。中国讲自主知识产权，意思是要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要自力更生。但是，立国之本一定是科技，中国要发展真正属于自己的科技。

中国前景靠什么？靠改革，包括一系列制度方面的改革。拓展“一带一路”和世界市场，中国有很好的机会，中国可以和平地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去占有一定的市场，而且对这些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也是一个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