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前线

毫无疑问,哲学反思和对世界作形而上学解释的最强烈冲动,来自对死亡的认识,以及对苦难和生活之悲苦的考虑。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如果维特根斯坦在火线之后度过整个战争,那么《逻辑哲学论》就将仍是1915年首次动笔时的那个我们几乎能断定的样子:一篇论逻辑本质的论文。《逻辑哲学论》里对伦理、美、灵魂和生活意义的论述,其源头正是叔本华描述的“哲学反思的冲动”,刺激这种冲动的是对死亡、苦难和悲苦的认识。

1916年3月末,如长久之所愿,维特根斯坦调往对俄前线的一支战斗部队。他被编入隶属于奥地利第七军的一个炮兵团,此军驻扎在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东线最南端。他的团被推向前线之前的那几周里,他竭力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准备面对死亡。“上帝照亮我。上帝照亮我。上帝照亮我的灵魂。”3月29日他写道。第二天:“尽全力做。再多你也做不了:要快活”:

用尽你的力气帮助自己和别人。而且同时要快活!但自己需要多少力气,别人又需要多少?很难好好活!!!但好好活是好的。但将得行的不是我的,而是你的意愿。

可是,等待已久的时刻到来时他却病倒了,指挥官说可能得把他留下来。“如果真是那样,”他写道,“我会杀了自己。”4月15日他得知自己还是获准和团部同行,他祷告道:“只愿他们允许我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执行一点困难的任务。”他算着日子,直到自己终于上了火线;而等到那个时刻到来时他向上帝祈求勇气。他注意到,抵达前线后自己完全没了性欲。

一到前线他就要求去最危险的地方:观察哨所。这样他就肯定是敌人火力的目标。“有人向我射击,”4月9日他记录。“想到上帝。愿你的旨意得行。愿你的旨意得行。上帝与我同在。”他觉得这种经验令自己更接近光照。5月4日他得知自己要在观察哨所值夜班。由于炮击在晚上更猛烈,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危险的岗位。“只有那时,”他写道,“战争才对我真正开始。”

还有——也许——甚至生命。也许接近死亡将带给我生命的光。愿上帝照亮我。我是虫豸,但经由上帝我成为人。上帝与我同在。阿门!

第二天,在观察哨所他以极大的期盼等待夜间炮击的到来。他觉得自己“像魔法城堡里的王子”。

现在,白天时,一切都是宁静的,但晚上一定是可怕的。我会经受得了吗?今晚将见分晓。上帝与我同在!!

第二天他记录说,自己的生命一直处于危险之中,但靠着上帝的仁慈他活了下来。“我不时会害怕。那是对生命的错误看法的过错。”几乎在岗的每一夜他都准备去死,并祈求上帝不要抛弃他,赐予他不畏惧地、直率地睁眼看死亡的勇气。只有那时他才能肯定自己体面地活着:“只有死亡给予生活意义。”

跟在哥普拉纳时一样,维特根斯坦更喜欢呆在孤独危险的岗位上,而不是和同事在一起。与面对敌人相比,他需要上帝给他一样多的、甚至更多的力量来面对同事。他们是“一伙醉鬼、一伙恶劣和愚蠢的人”:

人们,除了少数例外,恨我,因为我是个志愿兵。于是我几乎总是被恨我的人包围着。而这是我仍然无法忍受的一件事。这儿的人是恶毒和无情的。几乎不可能在他们中找到一丝人性的痕迹。

就像奋力反抗面对死亡的恐惧,奋力要自己停止恨这些人也是对他的信仰的检验:“一个真正信仰者的心理解一切。”于是他催促自己:“一旦你觉得自己在恨他们,就转而努力去理解他们。”他试了,但明显很费劲:

与其说我周围的人是低劣的,不如说他们狭隘得吓人。所以几乎不可能和他们一起工作,因为他们永远误解。这些人不是愚蠢,而是狭隘。在他们的领域里他们足够聪明。但他们缺乏品质,从而缺乏宽度。

最后,他断定自己不恨他们——但他还是那样厌恶他们。

在前线的最初几个月(从3月到5月),维特根斯坦一直能做一点逻辑。他继续思考函项和命题的本性以及预设简单对象之存在的要求。但他加进了以下这一孤立的对“现代世界观念”的有趣论述,这论述未加改动地出现在《逻辑哲学论》里(6.371和6.372):

整个现代世界观念建于一个错觉之上:所谓自然法则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

于是今日人们停在自然法则那里,视之为不可违背的,就像过去的时代看待上帝和命运一样。

而事实上两者都对也都错:尽管现代系统努力显得自己解释了一切,而古代的观点就其有一条清楚和公认的界限而言更为清楚。

他收到一张弗雷格写的鼓励他坚持逻辑工作的明信片。“你想要不丢掉自己的智性工作,”弗雷格写道,“对此我很理解。”他感谢维特根斯坦邀请自己到维也纳讨论他的工作,但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去。不过他希望能以某种方式继续他们的科学讨论。但维特根斯坦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只做了很少的逻辑。而当弗雷格终于有机会读到《逻辑哲学论》时,他无法——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读懂一个字。

4月和5月,东线的战斗是轻微的;但6月份俄国发动了准备已久的大规模进攻,这就是以谋划和指挥这次进攻的将军命名的“布鲁西洛夫之击”。于是整场战争里最惨烈的一些战斗打响了。维特根斯坦的团所属的奥地利第七军首当其冲,遭受了巨大的伤亡。正是在这个时候维特根斯坦著作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6月11日,一个问题打断了他对逻辑基础的思索:“对上帝和生命的目的我知道点什么?”他列了一张表予以回答:

我知道世界存在。

我处于其中,就像我的眼睛在眼睛的视域中。

有关它的某事是成问题的,我们称之为它的意义。

这意义不在它之中,而在它之外。

生活就是世界。

我的意志渗入世界。

我的意志是善的或恶的。

于是,那善和恶与世界的意义有某种联系。

生活的意义,即世界的意义,我们可称之为上帝。

而与此相联系的是,把上帝比作父亲。

祈祷就是思考生活的意义。

我不能令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屈服于我的意志:我是完全无能的。

我只能让自己独立于世界——从而在一个特定意义上控制世界——通过拒绝对发生的事情施加任何影响。

这些论述不是用密码写的,看上去它们像是隶属于之前的逻辑论述。从此这类思索主宰了笔记本。仿佛是,个人的事和哲学的事融合起来了;伦理和逻辑——“对自己的责任”的两个方面——终于走到了一起:不只是同一个人目标的两个方面,而是同一哲学工作的两个部分。

例如,在笔记本的7月8日那条里我们看到:“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是一种虚假的(即一种坏的)生活的最好标志。”——这一次,这话不是在陈述个人信条,而是在努力作哲学思考。

战争初期他哥哥保尔严重受伤,恐怕再也当不了职业钢琴演奏家了;他得到消息后写道:“多么糟糕!到底什么哲学能帮助人战胜这种事情?”现在,在自己经历过战争的全部恐怖之后,他似乎不仅需要一种宗教信仰,也需要一种哲学。

这就是说,他不仅需要信仰上帝——向之祈求勇气和光照;他需要理解自己信仰的是什么。当他祈求上帝时,他在做什么?他在对谁祈祷?他自己?世界?命运?看起来他的回答是:三者都是:

信仰上帝意味着理解生活的意义。

信仰上帝意味着,看出“世界里的事实不是问题的全部”。

信仰上帝意味着看出生活有一个意义。

世界是给予我的,即,我的意志完全从外部进入世界,像是进入某种已在那里的东西。

(至于我的意志是什么,我尚不知道。)

不管其方式如何,无论如何我们在某一意义上是有所依赖的,我们所依赖的,我们称之为上帝。

在这意义上,上帝就是命运,或世界(跟命运是一回事)——世界独立于我们的意志。

我能令自己独立于命运。

有两个神:世界和我的独立的我。

……当我的良心扰乱我的宁静,我就和某种东西不一致。但那是什么?是世界吗?

这么说一定是对的:良心是上帝的声音。

稍后我们读到:“事物如此这般(how things stand),是上帝。上帝是,事物如此这般。”这儿的“事物如此这般”,既指事物在世界中如此这般,也是指事物在自我中如此这般。因为照魏宁格和叔本华的说法,自我是世界的小宇宙。

这些思想像是强加给他的——几乎是出其不意地抓住了他。7月7日他记道:“上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可能的题目上想了许许多多。但奇怪的是我不能建立它们和我的数学思考模式之间的联系。”而在8月2日他谈到自己的工作——仿佛它有自己的生命——已“从逻辑基础拓展到世界的本质”。

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的思考和对生活意义的思索,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将在他先前作出的说出和显示的区分中觅得。他说过,逻辑形式不能在语言内部表述,因为它是语言自身的形式;它在语言中显露自身——它必须被显示。类似地,伦理和宗教真理虽不可表述,却在生活中显露自身:

生活问题的解答要随着这问题的消失而现身。

这不就是之所以如此——在长久的怀疑之后明白了生活的意义的人却说不出这意义在于什么——的原因吗?

于是:“伦理不指涉世界。伦理必须是世界的一个前提,就像逻辑。”正如必须把语言看作整体才能理解逻辑形式,也必须把世界看作整体才能理解伦理。人们试图描述在这种景观里看到的东西时,不可避免地说出无意义的话(维特根斯坦谈到自己的这种尝试:“我意识到这一切句子都是完全不清晰的”),但这一景观之可获得是不容否认的:“确实有不能诉诸言词的东西。它们显露自身。它们就是神秘的东西。”

谈论对世界的这一景观(把世界看作一个有限整体)时,维特根斯坦采用了斯宾诺莎用过的拉丁短语:sub specie aeternitatis(“在永恒的形式下”)。这景观不只是伦理的,也是审美的:

艺术作品是在永恒的形式下看到的对象;而善的生活是在永恒的形式下看到的世界。这是艺术与伦理的联系。

通常的观看方式仿佛是,在对象中间看对象,在永恒的形式下的看则是从外部看。

这样,整个世界是它们的背景。

这些论述显出明白无误的叔本华的影响。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叔本华用相当类似的方式讨论了一种沉思,作这种沉思时的我们丢开了“平常考虑事物的方式”,“不再考虑事物之何处、何时、为何和去何处,而只考虑什么(the what)”:

进一步,我们不让抽象思想和原因概念占据我们的意识,而是丢掉这一切,把我们心灵的全部力量专用于感知(perception),让我们自己完全沉入,让我们的全部意识都注满了对实际在场的自然对象的平静沉思,无论那是一片风景、一棵树、一块石头、一面峭壁、一栋建筑还是任何别的东西。换一种意味深长的说法:我们在这对象里全然失去了自己……

这正是斯宾诺莎写下这句话时所想的:Mens aeterna est quatenus res sub specie aeternitatis[“就心灵在永恒的形式下构想事物而言,心灵是永恒的”]。

无论是否在1916年重读了叔本华,无论是否记起了那些少时印象深刻的段落,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在1916年写下的论述带有明显的叔本华味。他甚至采用了叔本华的术语Wille(“意志”)和Vorstellung(“表象”、有时是“观念”),比如:

我的观念是世界,同样我的意志是世界-意志。

在许多方面,维特根斯坦对意志和自我的论述只是重述了叔本华的“先验观念论”,重述是用叔本华的这一两分进行的:“作为观念的世界”,时空的世界;“作为意志的世界”,实体的、无时间的自我世界。可把这一学说看作尼采所嘲弄的宗教心态的哲学对等物:对痛苦的病态敏感——从现实逃进“一个只是‘内部的世界’、一个‘真正的’世界、一个‘永恒的’世界”。把这一心态用作某种哲学的基础时,就成了唯我论,即认为这世界和我的世界是同一回事。于是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说:

这是真的:人是小宇宙:

我是我的世界。

维特根斯坦和叔本华对这一学说的表述的区别在于,维特根斯坦对之加了一个限制,即诉诸言辞时这一学说严格讲是无意义的:“唯我论者的意思是很正确的;只是它不能被说出,而是显露自身。”

他认为自己走到了一个交汇点上——在这里叔本华的唯我论和弗雷格的实在论结合在同一观点里:

这是我走过的路:观念论把人作为唯独之物从世界里挑出来,唯我论单把我挑出来;最后我看到,我也归属于世界的其他东西;于是一方面没有什么剩下来,另一方面,唯独的是世界。这样,若是严格地遵循观念论,观念论就走向了实在论。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弗雷格是把早先的自己从叔本华的观念论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家,而弗雷格看上去并未得知维特根斯坦又回到了观念论。在一封落款日为6月24日的明信片上,弗雷格再次说自己很高兴维特根斯坦能做科学工作。“我很难这样说自己,”他写道。占据他心思的是战争,还有他认识的参与战争的人遭受的苦难;其中一人最近第二次负伤,另一人在波兰遇难。他对“布鲁西洛夫之击”什么也没说,而是说他很高兴收复了伦贝格。在下一封落款日为7月2日的明信片上,他对维特根斯坦不能工作抱以同情。他说自己也做不了科学工作,但希望战后他和维特根斯坦能再次投身逻辑问题的研究。7月29日他又一次谈到维特根斯坦近来的通信里明显低落的情绪,希望很快能收到一张情绪更好的卡片,但:“无论收到什么,只要说明你还活着,我总是很高兴。”

从这些卡片里一点也看不出他知晓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此时发生的根本改变——一点也看不出他知道维特根斯坦的关切正从逻辑基础拓宽到世界的本质,或他知道维特根斯坦相信自己找到了唯我论和实在论的结合点。

写自己的书时维特根斯坦从未丢开对品生特的挂念。7月26日他记下了又一封品生特的来信。信是用德语写的,品生特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兄弟死了,是在法国被杀的。“战争不能改变我们的个人关系,”品生特强调;“战争与之毫不相干。”“这友好和可爱的信,”维特根斯坦写道,“令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自己在这一流放中的活法。这或许是有益的流放,但我现在觉得是一次流放。”

这时奥地利军队已被逐回喀尔巴阡山脉,获胜的俄军在身后追击。条件是艰苦的——“冰冰冷,雨和雾,”维特根斯坦记道。这是“充满折磨的生活”:

极难不失去自己。因为我是个软弱的人。但精神将有助于我。最好是我病了,那样至少我能有一点安宁。

但进军的俄国人在身后开着火追击,为了避免被俘或死亡他得不停地动。“有人向我射击,”7月24日他写道,“每一枪打来,我的全部存在都缩成一团。我多想活下去。”

在这种环境下,“哲学的自我”——作为道德价值承担者的自我——的身份问题特别凸显出来。在穿过喀尔巴阡山脉的撤退途中,维特根斯坦可能有生第一次发现,忘掉那个自我,被一种本能的、动物性的存活意志压倒是怎么回事,在这种状况下道德价值是不相干的:

昨天有人向我射击。我吓坏了!我害怕死亡。现在我想活命的欲望是如此之强。当你享受生命时,很难放弃生命。这正是“罪”之所是,这正是不理智的生活,一种错误的人生观。我不时变成一个动物。那时我想不到别的,只有吃、喝和睡。可怕!而那时我也像动物一样受苦,没有从内部得救的可能性。那时我处于欲和怕的支配之下。那种时候本真的生活是不可思议的。

随后的三个星期,他的日记表明他在斥责自己的这一陷入有罪生活的倾向。“你知道为了快乐地活着你得做什么,”8月12日他告诉自己。“为什么你不去做?因为你是不理智的。坏的生活是不理智的生活。”他向上帝祈求跟自己的软弱本性作斗争的力量。

虽然这样劝谏自己,但实际上在战役期间他始终体现出卓越的勇气。“布鲁西洛夫之击”的头几天里,由于他几次置换班的要求于不顾,勇敢地坚守岗位,他们为他申请勋章。“他这种非凡的行为,”报告里写道,“正起到了使他的伙伴镇静下来的效果。”他很快晋升了,起初是准下士(一种无委任状的炮兵军衔,类似英国陆军炮兵的一等兵),随后是下士。最后,当八月末俄国的进军已是强弩之末时,他被送往位于摩拉维亚的奥尔姆茨(奥洛穆茨)的团总部接受军官训练。

去奥尔姆茨前维特根斯坦回维也纳休了一次假。他在日记里写,自己在那儿感到沮丧和孤独,但一个喜讯是鲁斯还活着。鲁斯把一个奥尔姆茨熟人的姓名地址给了他:此时,鲁斯的一个前学生正在此地的自己家里休养,此人此前因结核病的缘故而退伍了。

8月28日维特根斯坦收到一封弗雷格的信,信中提议他们就逻辑问题通信。弗雷格提出,在有空的时候,维特根斯坦能否把自己的思想写成论文寄过去?然后他将试着用信件回应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用这种方式,”弗雷格写道,“或许我们能进行一点科学交流,这样多少可代替面对面的讨论。”看上去,直到写完自己的书后维特根斯坦才对这提议作出了反应。也许这提议来得太晚了;1916年秋天,他找到了沿着自己思想的新方向前行所需的讨论伙伴。

鲁斯提到的学生是保尔·伊格尔曼;在奥匈帝国的一个原本文化相当贫瘠的边远地区,一群年轻人形成了一个自觉受教育的绿洲;伊格尔曼是这群年轻人中的一员。那儿有弗里茨·茨威格,一个有才华的钢琴家,后来成了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有弗里茨的堂兄弟马克斯·茨威格,一个法律学生和剧作家;有海因里希(“海尼”)·格罗格,也是法律学生,后来是成功的大律师。伊格尔曼说格罗格是“我遇过的最机智的人之一”。伊格尔曼的兄弟也是个敏锐机智的人——后来成了维也纳有名的漫画家“彼得·恩”——尽管此时他和维特根斯坦彼此嫌恶。伊格尔曼自己是阿道夫·鲁斯和卡尔·克劳斯两人的信徒。退伍后他致力于协助克劳斯的反战运动,帮忙收集剪报;这些剪报是克劳斯的讽刺性反战宣传的材料。

在1916年10月维特根斯坦到了奥尔姆茨,一直呆到临近圣诞节。他原想住在奥尔姆茨市政厅的塔楼里,但看守说那地方不出租,他就在镇郊的一所公寓楼里找了个房间。搬进去不久他得肠炎病倒了,伊格尔曼照料他至痊愈;伊格尔曼的母亲也来帮忙,她为维特根斯坦煮便餐,由伊格尔曼送给病人。伊格尔曼初次行此好意时,在上楼去维特根斯坦的房间时弄洒了一点汤。他进门后维特根斯坦叫道:“我亲爱的朋友,你在用好意泼我。”弄脏了外套的伊格尔曼回答:“恐怕我是在泼我自己。”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欣赏的那种简单的好意和简单的幽默,这一幕留在了他心里。回前线后他写信给伊格尔曼:“我常想起你……想起你给我送汤的时候。但那是你的也是你母亲的错!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她。”

亏得有伊格尔曼的那群朋友,维特根斯坦在奥尔姆茨的时光是快乐的。他参与了他们排演的莫里哀的《无病呻吟》,挺欣赏地听了弗里茨·茨威格的钢琴独奏会;最重要的他参加他们的讨论——谈文学、音乐和宗教。尤其是伊格尔曼——这是一位同情的、投合的倾听者,维特根斯坦能与之谈论此前在前线的六个月里进入自己脑海的所有想法。伊格尔曼回忆,有时候谈话在路上进行——他把维特根斯坦从自己的屋子送回后者在镇郊的屋子。如果到了公寓楼后谈兴仍浓,他们就掉头继续交谈,由维特根斯坦送伊格尔曼回去。

伊格尔曼是维特根斯坦离开英格兰后最亲密的朋友。这友谊颇归功于这一事实:相遇时两人都正经历一种宗教觉醒,而且对这觉醒的解释和分析是相似的。伊格尔曼对此的表述颇佳,他谈到,自己的精神困境:

……使我能理解——仿佛是从内部理解——他的令其他所有人迷惑不解的言谈。正是由于我的这种理解,那时我是他不可或缺的。

维特根斯坦自己常说:“如果我没办法说好一句话,在伊格尔曼的连拉带拽之下它就会冒出来。”

这幅画面使人想起罗素的说法:用钳子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拽出来。确实,很难不把《逻辑哲学论》孕育期间伊格尔曼和罗素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里扮演的角色相提并论。伊格尔曼写下这段话时似乎已作了这种比较:

维特根斯坦意外地遇到了我这样一个人:这个人跟较年轻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为了世界实际的样子和他以为世界应当是的样子之间的反差而饱受折磨;这个人还倾向于到自己的内部而非外部去寻觅这种反差的源头。他从未在别的地方见过这种态度,同时,若想对他的精神境况有任何真正的理解或有意义的讨论,这种态度又是至关重要的。

谈到罗素为《逻辑哲学论》写的序言,他说:

今日虽然公认这书在逻辑领域是一件决定性的大事,但却没有把它理解为一本更广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它]大概是主因之一。维特根斯坦一定深感伤心地看到,如此杰出的人——他们也是有助于他的朋友——竟无法理解他写《逻辑哲学论》的意图。

在时序上,这说法有着某种程度的张冠李戴。这也说明,伊格尔曼几乎没有意识到,1916年他和维特根斯坦的相遇与1911年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相遇并不一样。1916年和1911年,维特根斯坦写《逻辑哲学论》的意图也不一样。当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从逻辑基础拓展到世界的本质”时,罗素和他并无接触;就罗素所知,他写这书的意图是为了阐明逻辑的本质。可以说,伊格尔曼对1911年维特根斯坦之为哲学家的发展不会有什么用处,那时维特根斯坦的注意力集中在罗素悖论引起的问题上。

不过这倒是事实:在1916年——就像在1911年——维特根斯坦的处境是幸运的,他能跟一个亲近的心灵每天交谈,而且这心灵的几乎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间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里没有加密札记;有了伊格尔曼就不必那么做了。不过日记里有不少哲学笔记。大体上,这些笔记延续了肇始于前线时期的叔本华一路的思考。我认为,他和伊格尔曼长时间的交谈很可能帮着他搞清了这书的神秘部分和逻辑部分之间的联系。他一定跟伊格尔曼深入讨论了这书;伊格尔曼回忆录里的《对<逻辑哲学论>的观感》一文也说明,伊格尔曼有一个牢固的印象:“逻辑和神秘主义在这儿从同一根源生出”。把逻辑和这神秘主义连起来的核心线索——“不可说的真理显露自身”——是伊格尔曼自然就有的一个想法。实际上后来他为维特根斯坦提供了一个例子,两人都觉得这个例子极佳:乌兰德的一首题为《爱博哈德伯爵的山楂树》(Count Eberhard's Hawthorn)的诗。

在维也纳过完圣诞节后,1917年1月维特根斯坦回到对俄前线,现在他是个炮兵军官,服役于奥地利第三军的一支驻扎在喀尔巴阡山脉北坡下的部队。此时俄国人正乱成一团,前线相对平静。他写信给伊格尔曼说自己又能工作了(这一时期的手稿不幸未保留下来)。他这时的写作十有八九是在谈伦理和审美真理的不可说。在一封落款日为1917年4月4日的信里,伊格尔曼附上了乌兰德的诗《爱博哈德伯爵的山楂树》;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士兵的故事——十字军远征时他在一片山楂丛中折了一根小枝;回家后把枝条种在自家地里,年迈时,他坐在长成的山楂树的树荫下,这颗树是他青春的活生生的纪念。故事讲得很简单,没有修饰,没有说任何道理。可是,用伊格尔曼的话说,“整首诗在28行里给出了一生的图景”。他告诉维特根斯坦,它是“一个客观性的奇迹”:

几乎其他所有诗(包括好诗)都试图说出不可说的,这儿则没打算那么做,恰恰因此之故它却做到了。

维特根斯坦同意。他写信对伊格尔曼说这首诗确是“真正的佳品”:

事情就是这样子:只有你不去说出不可说的,才不会丧失任何东西。但不可说的东西将——不可说地——包含在所说的东西中!

此时,有理由认为战争很快将以轴心国的胜利而告终。俄国政府垮台了;德国人在西线对法国取得了突破;与英国的潜艇战看来得胜了。至少弗雷格是这么认为的。“让我们抱最好的希望!”4月26日他写信给维特根斯坦,列出了以上所有的理由。

俄国革命后的那段平静时期里,维特根斯坦回维也纳休了一个短假。维特根斯坦邀请弗雷格来维也纳讨论自己的工作,弗雷格回信为自己不能前往而致歉。“就我目前的境况而言,”他解释道,“往返维也纳的路程太艰巨了。”很清楚,维特根斯坦若想跟弗雷格讨论自己的工作就得去耶拿。

沙皇政府的垮台起初倒是引起了东线的新动向。新的战争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7月份起是首相)决心继续战斗,7月份俄国人发动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注定要倒霉的进攻。可这时普通士兵继续坚持战斗的意志已然耗尽,俄国的进军很快陷于停顿。奥匈军队在茨亚尼(Ldziany)坚守住了阵地,因为这一战役中的表现,维特根斯坦获授银质勇士勋章。在随后的反攻中他参加了普鲁特河一线的进军,这次进军的结果是在8月份夺取了乌克兰的切诺维茨(切尔诺夫茨)城。

俄国的战争努力此时彻底崩溃了,克伦斯基政府也随之崩溃了。轴心国已赢得了东线战争。喊着“面包与和平”的口号掌权之后,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能做的只是从不可避免的投降中尽量挽回损失。随后的冗长谈判时期,维特根斯坦一直随军驻扎在乌克兰;直到1918年3月3日,列宁和托洛茨基最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苛刻的条款上签字后,他才跟随奥匈军队转移到意大利前线。

在实际上无战事的这六个月里,他似乎已着手整理自己的哲学论述,把它弄得有点像《逻辑哲学论》的最后模样了。此书的一个早期版本(后来出版的《逻辑哲学论初稿》)的手稿像是写于此时期;我们从伊格尔曼那儿得知,维特根斯坦前往意大利之前此书的一个打字本就已存在。那不可能是最终版本,但很清楚,这一著作在1917—1918年的冬天已开始最终定型。

这期间维特根斯坦与弗雷格和伊格尔曼都有通信。弗雷格写来卡片,表明自己希望在战后和维特根斯坦见面讨论逻辑——这愿望如今已是老生常谈了。伊格尔曼此时受雇于维特根斯坦家,为之改造新森林犁地人街的房子,他的信写得更多的是个人事务。1918年1月8日,他大胆地对维特根斯坦的精神状况议论了一番。他说,圣诞节假期他们在维也纳见面时自己就想说了,但却忘了说。“若我这话对你有任何不公,原谅我”:

我觉得你似乎——跟你在奥尔姆茨的时期相比,那时我没这么觉得——没有信仰。我写这话不是为了影响你。但我请求你考虑我的话,我祝愿你做确实最有利于你的事。

维特根斯坦对此的答复甚为克制。“这是真的,”他说,“现在的我和我们在奥尔姆茨见面时的我有差异。就我所知,差异在于现在的我稍稍得体一点了。我这话的意思只是说,对自己的不够得体我心里更清楚一点儿了。”

若你对我说现在我没有信仰,那你完全正确,只不过我以前也没有信仰。这不是很明白么,一个想发明一台让自己得体的机器的人是没有信仰的。但我将做什么?我明白一件事:我太糟糕了,远不能系统地反思自己;事实上,我将要么仍是猪猡,要么有所长进,就这样!只是,当整件事像一记耳光一样直白时,就让我们丢掉超验的废话。

信的结尾是:“我确信你说的一切都完全正确”。看来,伊格尔曼同时说了废话和真理。维特根斯坦认为自己在《逻辑哲学论》里说的话也是这种结合,但罗素——作为逻辑学家——却对之深感不满足。

1918年2月1日维特根斯坦晋升为少尉,3月10日被调到一个正在意大利前线作战的山炮团。现在他的书差不多写完了;3月25日他写信给弗雷格,向这位年长的、仍籍籍无名的逻辑学家致谢,说自己的工作从他那儿受益良多。弗雷格回信说,读到这样一则热情洋溢的致谢自己很吃惊:

我认为,在我们的智性工作中,我们都从对方那里有所借鉴。如果我对你的工作的助益比我料想的更多,那我对此感到很高兴。

在这本书最终版的序言里维特根斯坦再次强调,自己受惠于“弗雷格的大作和我的朋友伯特兰·罗素的著作,我的思想受他们激发甚多”。

到意大利没一个月,维特根斯坦患肠炎病倒了,在奥尔姆茨时这种病也困扰过他;他向伊格尔曼索取当时用过的药——“唯一对我有过效的药”。伊格尔曼的回应很慢,5月28日终于动笔写信时,却是询问维特根斯坦知不知道什么能治疗意志薄弱!他的信和维特根斯坦寄的一包裹书是交叉寄出的,维特根斯坦在包裹里写道:“你不配得到这些书,你太懒了,竟不答复一个紧急的请求”。

同时,维特根斯坦在波尔查诺的一家军队医院里住了一阵;在那里他大概能继续写自己的书。弗雷格在6月1日写了一封信,说很高兴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就要有结果,希望那项工作很快就印出来,“从而不致丢失”。

同一天阿德乐·约勒斯写信给他,语气有一点伤心;约勒斯为自己又写了封信来烦他表示歉意,因为维特根斯坦那样轻视信件,那样不情愿作表面的交流。战争经历让维特根斯坦发生了变化,他的朋友里,约勒斯一家也许是第一个吃到这变化的苦头的,但绝非最后一个。

6月15日奥地利发动进攻时,维特根斯坦的身体已无碍,可以参加行动;他所在的炮兵部队要进攻特伦蒂诺山区里的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军队,他的职务是观察哨。又一次他因为勇敢而受到表彰。“他异常无畏的行为,他的镇静、沉着和英勇,”报告里写道,“彻底赢得了队伍的敬佩。”他们建议授予他金质勇士勋章——奥利地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他实际获得的嘉奖是剑条军事勋章;军方裁定,他的作为虽然勇敢,但战果配不上最高荣誉。进攻很快被击退了:这是维特根斯坦参加的最后一次进攻,也是奥地利军队有能力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撤退之后,7月份他获准休一次长假,一直休到9月末。

我们现在知道的《逻辑哲学论》,其最终定型不是在维也纳,而是在维特根斯坦的保尔叔叔的一所位于萨尔茨堡附近哈莱恩的房子里。 1918年夏季的一天,保尔·维特根斯坦在火车站与侄子不期而遇。他发现侄子极不快乐、想自杀,不过设法说服他到哈莱恩去。维特根斯坦在那里写完了他的书。

这一自杀念头的最可能原因是艾伦·品生特夫人写来的一封信;信的落款日是7月6日,她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儿子大卫死了——在5月8日的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他从事空气动力学的研究,死时正调查此前的一次失事。“我想告诉你,”她写道,“他是多么爱你,多么珍视你的友谊,直到最后。”维特根斯坦把写完的书题献给品生特,以志怀念。他写信给品生特夫人,说大卫是“我第一个和唯一的朋友”:

我确实认识许多同龄的年轻人,也和一些人处得不错,但只在他那里寻得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和他一起度过了生命里最好的时光,对我而言他是兄弟和朋友。我每天都想到他,盼望再次见到他。上帝将赐福予他。如果我活着见到战争的结束,我会去看你,谈谈大卫。

“还有一件事,”他又说,“我刚刚做完了在剑桥就已着手做的哲学工作。”

我一直希望能有一天拿给他看,在我心里这工作一直与他相连。我将把书献给他,以志怀念。他一直对它有很大的兴趣;我得有快乐的情绪才可能工作,而我的绝大部分快乐情绪都多亏了他。

如我们所见,最后一句话指的不只是他俩在剑桥、冰岛和挪威度过的时光,还有战争期间品生特写来的信,有时,唯一能振作维特根斯坦的精神,使他能专注于哲学的就是这些信。

现在他已写完了书——解决了自己最初着手解决的问题——他最强烈的感触是自己做完的事相对而言不重要。“这儿呈现的思想之为真,”他在序言里写道,“在我看来是无懈可击的和决定性的”;他相信自己“在所有根本之点上”找到了哲学问题的解答。但:

……若我的上述信念没有错,那么这工作的第二项价值在于,它表明当那些问题获解时其成就如此之少。

他引用库恩伯格的一句话当书的题铭:“……一个人知道的一切东西,听到的一切不只是聒噪的东西,都能用三个词说出”。卡尔·克劳斯以前引用过这话,维特根斯坦可能是在克劳斯那儿看到的;但这话同样可能直接取自库恩伯格(维特根斯坦寄给伊格尔曼的书里就有库恩伯格的)。无论如何这句话极为妥贴。他在序言里说,此书的全部意义“可概述如下:能说出的东西能清楚地说出;不能说的东西必须对之保持沉默。”

此书的最终模样是维特根斯坦自1911年首次到剑桥后的写作的高度浓缩的精华。其中的各条论述是从一系列手稿(也许是七卷)里挑出来的,都编了号、构成层级,如2.151是对2.15的细化,2.15是对2.1中论点的细化,依此类推。只有很少的论述有论证;照罗素的说法,每个命题就那样放在那儿,“仿佛是恺撒的谕旨”。战前他在挪威做的逻辑理论,战争头几个月他做出的命题图像论,战争后半程他接纳的叔本华式的神秘主义,都在水晶般的结构中各得其所;对之的陈述都带有某种定局感,暗示它们全是同一个颠扑不破真理的一部分。

在一切方面,此书的核心都是显示和说出之分:要理解逻辑的类型论之为多余,要认识伦理真理的不可表达,这一区分都是关键。类型论试图要说的,只能由一种正确的符号系统来显示;人们在伦理上想说的,只能通过在永恒的形式下沉思世界来显示。从而:“确实有不可表述的东西。它显示自身;它就是神秘之物。”

此书著名的结语——“不能说的东西必须对之保持沉默”——表述的既是一条逻辑-哲学的真理,也是一条伦理训示。

就此而言——正如伊格尔曼指出的——此书的核心要义与卡尔·克劳斯保卫语言纯洁性的斗争是同一阵营的;在那一斗争里,克劳斯的战术是曝露因语言的误用而滋生出的混乱思想的荒谬。想说出只能被显示的东西,这种努力导致的无意义的胡话不只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在伦理上也不合要求。

书写完时维特根斯坦明显认为,这些伦理含义与此书在逻辑理论上的含义同样重要——若不是更重要的话。他想让此书和克劳斯的著作并肩出版。刚写完他就把书送到克劳斯的出版商雅霍达那里,仿佛指望它和克劳斯著作的关联能一望而知。同时他写信给弗雷格,表示要送他一本。9月12日弗雷格写信说自己真的很高兴去读。他写道,维特根斯坦觉得这工作终将徒劳无益,他能理解这感觉:当你在一座此前无人攀登过的陡峭山峦上开出一条上山的小路时,一定会怀疑有没有别人想跟上。他自己体验过这种疑虑。但他相信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不至于完全徒劳。在一封稍后的信(10月15日)里他写道:“愿你看到自己的工作付印,愿我读到它!”

维特根斯坦也许诺送伊格尔曼一本。9月下旬,就在回意大利之前维特根斯坦去了趟奥尔姆茨,伊格尔曼正是在此时首次读了此书。在一封11月7日写给维特根斯坦的信里,他说自己经常研读它:“我理解得越多,它就带给我越多的喜悦。”

9月末维特根斯坦回到意大利前线,随后的一个月他急切地等待雅霍达的消息。“还是没有出版商的答复!”10月22日他写信给伊格尔曼:

我极不愿写信向他询问,对这做法克制不了地厌恶。魔鬼知道他正对我的手稿做什么。若你哪天去维也纳,请大发善心找找那个该死的下流胚,然后让我知道结果!

几天后他得知雅霍达不能出版这一著作,“由于技术原因”。“我真想知道克劳斯对此说了什么,”他告诉伊格尔曼,“如果你能有机会弄清楚,我会很高兴。也许鲁斯晓得一点。”

维特根斯坦回意大利时奥匈帝国正开始崩溃。由于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效忠,帝国组织了大量军队;现在这效忠不再是对帝国的了(就其达到过的程度而言),而是对各民族国家的了;创立这些国家是协约国的承诺,也是哈布斯堡帝国自己的承诺。10月30日协约国取得最终的突破,在这之后,未等签订任何停战协定,大量的人就组成了同胞团体,就此退出了战争,他们走上回家的路,前去协助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奥地利军官常常发觉自己名义上管辖的部队丝毫不受控制。这种局面的一个受害者是维特根斯坦的哥哥库尔特,10月或11月,当手下拒不服从命令时他开枪自尽。

除了诉求和平之外奥地利人别无他法,而意大利人手握搜刮战利品和赢回领土的黄金机会,一点儿也不心急。10月29日,一个奥地利代表团举着休战旗去找意大利人,但被挡了回来,理由是他们没有恰当的凭信。5天后才终于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这几天里意大利人收获了约7000支枪和约50万战俘——维特根斯坦是其中之一。

被俘之后他进了科摩的一座战俘营。在那儿他遇到了另两个军官,日后一直是他可贵的朋友:雕刻家米夏埃尔·德罗比尔和教师路德维希·亨泽尔。赫尔米勒·维特根斯坦讲过一个故事:由于维特根斯坦的破旧衣服和不摆架子的外表,德罗比尔以为他出身低微。一天他们谈到克里姆特为某个维特根斯坦小姐画的肖像。德罗比尔吃惊地听见维特根斯坦称这幅画为“我姐姐的肖像”。他不相信地瞪大眼睛:“那你是一个维特根斯坦了,是吗?”

亨泽尔在给某些打算获释后受训当老师的战俘上一门逻辑课,维特根斯坦去了一次,便认识了亨泽尔。此后两人经常讨论,维特根斯坦给亨泽尔一点点讲符号逻辑的各原理,阐述《逻辑哲学论》的想法。他们还一起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1919年1月,维特根斯坦(和亨泽尔、德罗比尔一起)被转到位于卡西诺的另一座战俘营。作为意大利人的讨价砝码,他们在那儿呆到8月份。

正是囚于卡西诺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决定回维也纳后自己将受训当小学教师。不过,跟他在战俘营有过短暂友谊的作家弗朗茨·帕拉克说,维特根斯坦最想当一个神父,“和孩子一起读圣经”。

2月份维特根斯坦设法写了张明信片给罗素。“11月起我在意大利当俘虏”,他说,“并盼望着能在三年的中断后跟你取得联系。我做了很多逻辑工作,我极想在出版前让你看到它。”

明信片竟寄到了罗素手里;罗素正在加辛顿庄园当奥特琳·莫瑞尔的客人,并正在竭力写完去年在布里克斯顿监狱里动笔的《心的分析》。

罗素经历了一段几乎和维特根斯坦同样艰难的日子,当然他的艰难是另一种样子。他42岁了,打仗是太老了;但他毫不妥协地反对战争,绝不以任何方式参与志愿服务。因为反战,他丢了三一学院的教职,还跟D.H.劳伦斯进行了短暂合作;合作很难搞,伤人甚剧,此后他更坚定地厌恶人性里非理性和冲动的一面。

他不知疲倦地跟强制征兵作斗争,发表了无数政治评论;由于其中一篇,他被控损害英美两国的关系。为此他入狱6个月。在公众心目中,他现在更有名的身份是政治运动家而非哲学家或数学家。比起《数学原则》和《数学原理》,《社会改造原理》和《通向自由之路》的读者广泛得多。但他在监狱里回到哲学工作上,写了《数理哲学导论》,并动笔写《心的分析》。现在他暂时抛开了公共争论,利用加辛顿的平和环境重回哲学思考;能和维特根斯坦重建联系他实在太高兴了。他急急地两天写出两张明信片:

听到你还活着真是谢天谢地。有可能的话请谈谈逻辑。我希望很快我们就能当面讨论。我在哲学等方面也有很多要说的。[1919年3月2日]

非常高兴听到你的消息——盼望了很长时间。我很有兴趣了解你做的逻辑工作。我希望很快就有可能听到它的一切。很愿意听到更多的消息——你的健康状况,等等。[1919年3月3日]

“你无法想像收到你的卡片我多高兴!”维特根斯坦回信说,除非罗素愿意到卡西诺去,他们无望“很快”见面。他不能谈逻辑,因为他们只允许他一周写两张明信片;但他说明了核心要点:“我已写了一本书,我一回到家就会出版。我认为我已最终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几天后,趁一个学生启程回奥地利之便,他有机会寄一封长信,终于能够详述了。“我已写了一本题为‘逻辑哲学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的书,包含了过去六年我的所有工作,”他说明道:

我相信我已最终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听起来也许傲慢,但我禁不住这么相信。1918年8月我写完了这书,两个月后我当了俘虏。我把手稿带在了身边。但愿我能为你抄写一份;但它挺长,而我无法把它安全地寄给你。事实上它是用很简短的评论写成的,若没有预先的解释你不会理解它。(这当然意味着没人会理解它;虽然我相信它完全像水晶一样清晰。但它推倒了我们在真理、类、数和所有其他方面的所有理论。)我一回家就会出版它。

他再次说自己大概还会在战俘营呆一阵。但他试探着问:“我想你不可能到这儿来看我?”

……或者,你也许觉得这种事我即便只是想想都太厚颜了。但如果你在世界的另一头而我能去看你,我会去的。

事实上罗素不可能到卡西诺看他,倒是维特根斯坦自己后来有机会离开战俘营。为了让意大利人释放他,通过一个在梵蒂冈有关系的亲戚,维特根斯坦家正在暗中进行活动。一名医生对他作了检查,宣布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宜长期监禁。但维特根斯坦拒绝这一特权待遇,并在检查时激烈地坚称自己完全健康。

罗素也在暗中活动,通过凯恩斯(这时凯恩斯身处凡尔赛和平会议的英国代表团里)设法让意大利人准许向维特根斯坦寄书,而且免除了一周寄两张明信片的限制,于是他就能作学术通信。维特根斯坦没拒绝这些特权。这样一来,他既能把手稿寄给罗素,也能收到罗素新出版的书《数理逻辑导论》;罗素认为这本书受惠于自己对维特根斯坦《逻辑学笔记》的阅读。

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书印证了他的疑虑——罗素是否能理解自己的最新工作。“我从不敢相信,”他读后写道,“你竟完全不留痕迹地忽略了六年前我在挪威口述给摩尔的东西。”

简言之,我恐怕很难跟你达成任何理解。我可能尚存的一点点希望——你多少能理解我的手稿——全部破灭了……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想看到它付印。不得不身陷囹圄,拖着完成的工作原地转圈,而且看到外面的自由之地毫无意义,这是多么糟糕!而想到即便付印也没人会理解它,这也一样糟糕!

罗素的回复甚是和善。“的确如此,”他写道,“我理解不了你口述给摩尔的东西,他也帮不了我。”关于自己的书,他解释道:

战争期间我一直没思考过哲学,直到去年夏天我发觉自己在监狱里,就写了一本通俗教科书消磨时间,在那种环境里我顶多能做做那个。现在我回到了哲学,更具理解事物的心境。

“别气馁,”他劝说道,“最后你会被理解的。”

1919年夏天,维特根斯坦最希望和最期待自己的工作得到其理解的那三个人——伊格尔曼、罗素和弗雷格——都收到了一个副本。就算我们假定,因此维特根斯坦自己都没有备份了(他后来写给罗素的一封信证实了此假定),我们还是有点想不通他是怎样弄出三个副本来的。

在一封4月6日的信里,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伊格尔曼善意地戏仿了此书的编号系统:

别在行间写字!

1.亲爱的维特根斯坦先生,我很高兴听到,

2.你的家人说你很好。我

3.这么长时间没写信,但愿

4.你不要往坏处想;但我有这么

5.多要写的,所以我宁愿留到

6.重聚时再谈,我希望尽快重聚。但我现在

7.必须全心全意地感谢你,为了你的

8.手稿:一段时间前,我从你姐姐那儿

9.收到的那一本。我认为现在我

10.大体理解了它,至少在我身上你已

11.完全实现了你的目的:通过这本书

12.为一些人提供一点乐趣;我

13.确信你的思想为真,而且

14.辨出了其意义。祝一切都好,

15.你诚挚的,保尔·伊格尔曼

伊格尔曼显然乐在其中,在下一封8月15日的信里他又用了这种形式;维特根斯坦曾请他寄一本弗雷格的《算术基本法则》过去,他向维特根斯坦解释为什么自己至今未搞到。

有迹象表明,维特根斯坦最热切期待的是弗雷格对此书的回应。若真是这样,那么他得知弗雷格的反应时一定尤为失望。

弗雷格的第一印象写在6月28日的一封信里。他首先致歉,因为自己回应迟缓,而且事太多,没什么时间读维特根斯坦的稿子,因此给不出确定的判断。几乎整封信谈的都是他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精确性的疑问:

一开头我见到短语“实际情况”和“事实”,我猜实际情况和是一个事实是一回事。世界是所有实际情况和世界是事实的总和。每一个事实不都是实际情况吗?实际情况不是一个事实吗?我说A是一个事实,或说A是实际情况,这不是一回事吗?那为什么要有双重的表达?……然后又有了第三个短语:“实际情况,事实,是诸基本事态的存在。”我觉得这话的意思是,每一个事实是一种基本事态的存在,于是另一个事实是另一种基本事态的存在。就不能去掉“存在”、说“每一个事实都是一种基本事态,另一个事实是另一种基本事态”吗?也许还可以说“每一种基本事态是一个事实的存在”?

“你看,”弗雷格写道,“一开始我就发觉自己陷入了疑惑,搞不清你想说的是什么,所以无法真正进入。”他不确定维特根斯坦用的词“Tatsache”,“Sachverhalt”和“Sachlage”是什么意思,他说他需要用例子澄清维特根斯坦的术语。有没有不存在的基本事态?每一个对象集都是一种Sachverhalt吗?维特根斯坦一定对弗雷格的信深为失望。从信里完全看不出弗雷格翻到过第二页;他的问题全都与书中的大约前十句话有关,而且全在谈术语而非实质。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符号理论,以及这理论在理解逻辑上的意义,弗雷格显然丝毫未领会;更不用指望他能理解此书的伦理含义了。

维特根斯坦沮丧地把希望寄托在罗素身上。在8月19日写给罗素的一封信里,他提到了弗雷格对此书的反应:“我想他一个词也没理解”:

于是我唯一的希望是很快见到你,把一切解释给你听,因为理解自己的灵魂一个也没有,这非常难受!

确实有理由期望罗素最终能理解此书。比起弗雷格,他最初的反应更包含理解,也更为赞许。他至少努力读完了全书——“认真读了两遍,”他告诉维特根斯坦。而且对于这书讲的是什么,他有了一些想法(即便是错的)。“我确信,”他于8月13日写道,“你的主要论点是正确的:逻辑命题是重言式,它们的真和实质命题的真是不同意义上的真。”

事实上这不是此书的主要论点——至少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尽管如此,罗素的话表明他理解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上想说的东西。不过,维特根斯坦在8月19日的信中解释,那只是他主要论点的一个“推论”:

主要之点是这一理论:能用命题——即语言——说出(gesagt)的东西(以及能被思考的东西——都是一回事),和不能用命题说出、只能被显示(gezeigt)的东西;我相信,这是哲学的首要问题。

他此前说,《数理哲学导论》说明罗素完全“忽略”了他口述给摩尔的笔记;我相信,这话的意思和上述引文是连在一起的。虽然罗素借用了维特根斯坦的重言式概念,但在书里没有用到说出和显示之区分,而维特根斯坦口述给摩尔的笔记已引入了这一区分。并非罗素未理解它,而是他觉得这一区分含糊、不必要。他后来称之为“逻辑神秘主义的一种古怪版本”;他认为,至少在逻辑里,能够通过引入一种高阶语言(一种“元语言”)说出不能用原本的“对象语言”说的东西,从而废除这一区分。

罗素随信附上了一张表,列出自己对此书的疑问和质疑。和弗雷格一样,他想知道Tatsache和Sachverhalt的差别。维特根斯坦的回答和他给弗雷格的回答一样:

Sachverhalt是一个真Elementarsatz(基本命题)对应的东西。 Tatsache是基本命题的逻辑积为真时对应的东西。

罗素提出的其他疑问多数都在某种意义上源于他不愿接受这一想法:某些东西——例如逻辑形式——不能在语言里表达而必须被显示。例如,维特根斯坦在命题3.331中简要地摒弃了类型论;罗素对此提出异议:“以我之见,类型论,”他告诉维特根斯坦,“是一种正确符号体系的理论:(a)一定不能用一个简单符号表达任何复合的东西;(b)更一般地,一个符号必须与其意义有同样的结构。”“那正是不可说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回答:

你不能规定可以用一个符号表达什么。一个符号能表达的一切,它都可以表达。这是一个简短的回答但它是对的!

对于罗素提出的其他两点,维特根斯坦回答时强调的还是同一要义:

……就这么想:“那儿有两个东西”这句貌似命题的话想要说的东西,是由存在着两个意义不同的名称所显示的。

……“有必要给出‘一切基本命题都给出了’这个命题。”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命题!一切基本命题都给定了,这是如此显示出的:并无未给出的具有基本意义的命题。

这些疑问和回答关系到的虽然是逻辑理论的具体论点,但在其后不远处就是一个更一般和更重要的分歧。罗素对元语言之可用性的坚持,废除了神秘之域;而维特根斯坦对于“不可能说出只能被显示的东西”的坚持,保留了神秘之域;这并非巧合。

但罗素的一个疑问尚未得到回答,而这也许是罗素最严重的疑问。这个疑问指向的是维特根斯坦对数学的简短讨论,特别是对集合论的生硬摈弃。“类的理论,”他在命题6.031里写道,“在数学里是完全多余的。”这切断了罗素的所有数学成就的根基,罗素很自然地感到不安:

如果你说类在逻辑里是多余的,我会想,若假定逻辑和数学之间有某种区别,也许我还能理解你;但你却说类在数学里是多余的,这使我困惑。

对此维特根斯坦只是说,回答这问题得写很长,而“你知道我在逻辑上写东西有多难”。

对此书的末尾部分罗素没什么可评论的:“我同意你对归纳、因果等等所说的;至少我没看到反对的根据。”对伦理、美、灵魂和生活意义方面的论述,他什么也没说。

“你认为这书具有一流的重要性,我肯定你是对的”,他总结道。“但在某些地方它由于简短而含糊”:

我有见你的最强烈愿望,既是想详谈这书,也是因为就想见到你。但我还不能出国。可能在我能自由出国之前,你已能自由地来英格兰了——一旦知道该寄去哪里,我就会寄还你的手稿,但我希望你很快就能自由。

这封信里的鼓励足以令维特根斯坦动心,谋求一次尽可能快的会面。“我很愿去英格兰,”他写道,“但你能想像,现在日耳曼人去英格兰是相当麻烦的。”最好是在某个中立国家见面——比如荷兰或瑞士。而且要快。“后天,”他告诉罗素,“我们有可能离开战俘集中营回家。感谢上帝!”

两天后,1919年8月21日,他被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