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并无“痛苦”

鲁迅“五四”时期的一些作品，如《狂人日记》，表面上确实很激进。在《呐喊》的自序中，他提过是遵文化革命领袖之命而写作。似乎他认同了那个“整体反传统”的运动，而他的作品，尤其是那些激烈的言辞，可能并不代表他的本心。即使如此，也并不意味鲁迅会因此感到歉疚而内心痛苦。这里至少有两个策略上的原因。第一，鲁迅认为中国人爱调和，而激烈的言论能取得更佳的效果。他说：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以此类推，他的某些激烈措辞有时不过是故作惊人之语而已。第二，中国当时的危急处境，急需全面的社会改革。一些“国粹”虽值得留存，但民族生死存亡更重要。在《随感录三十五》中，他说：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他又在《忽然想到（五至六）》中提到：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全都踏倒他。

鲁迅排斥“国粹”只是因为它无力保存中国本身；中国既沦亡，所谓“国粹”亦自然毁灭。换句话说，排斥正是为了保存。此种“悖论”下文还会遇到。另一方面，第二段引文分明指出鲁迅所作的抉择，并非传统与现代之间。即使“现在”的东西而不能解中国之厄，他也同样排斥；反过来说，“国粹”若于自强有效的话，自然亦予采纳。这里半点“整体”反传统的影子也没有。

除了这些策略上的原因，鲁迅的言论还须按照当时的历史处境来理解。比如他提倡青年少读中国书，就是一例。他后来解释说：

〔当时〕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话是针对他们而发的，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也不过不能作文，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的害处更大。

而且，他曾向一个准备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学生推荐了一张长长的古书书单，他又在《华盖集》的后记中解释自己的真正意思：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的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

换言之，鲁迅提出的抉择亦非什么中西文化，而是反抗的行动抑或喊苦的哀鸣。当他提倡少读中国书时，实际上已讲明青年人最重要的是“行”而非“言”。这些言论与中西文化冲突论其实是无关的。

他对中国武术的批评也是一个好例子。在《随感录三十七》中，他指出中国拳术不能救国，并批评当时一些教育家诋毁西洋体操为无用。鲁迅因此而备受攻击。他于是在《拳术与拳匪》一文中答辩说，他并不完全排斥中国功夫，有人要练，亦无不可。他只是抨击一种社会现象：一些教育家不谈枪炮的威力，而宣扬功夫的重要，好像中国非此不行，非此不强，非此不足以赶走入侵者。而且，他们多少仍把功夫当成巫术似的东西。一如拳匪所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把鲁迅的言论放回当时的环境，则他显然并非“整体的反传统”。既非“整体的反传统”，则他对某些传统的欣赏，自然不会给他带来“大痛苦”了。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还有另两个理论上的原因，令鲁迅攻击中国传统而毫不介怀。鲁迅对“古”“文化”“传统”等概念的理解，跟《危机》的观点完全不同。《危机》把“价值”和“精神”都包括在“文化”之中，而在鲁迅的著作中，它们却不能随便互换，它们的重要性至少是不相等的。至于“传统”, 《危机》把它跟“古”“文化遗产”“传统价值和观念”“文化传统”等当成同义词。但鲁迅对中国的“古”也有极其不同的理解。这些概念和理解的不同，归根到底，表明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困境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也是构成鲁迅思想跟《危机》诠释分歧的两个理论原因：第一，鲁迅并没有把当时的中国传统当成原本如此，他认为那是历史的产物，经过不断的改变。鲁迅曾就此向那些传统主义者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确有一段很长的“古”，各阶段又自有特色，一概排斥或恢复所谓“古”，实在空洞之极。鲁迅还指出，那些传统主义者之所谓复古，并非禹、夏、商、周，而只是他们所能记忆的若干年前而已。这跟文化遗产其实是毫无关系的。我们稍后会发现，它甚至是对传统的亵渎。既然这个“古”如此复杂，则鲁迅自然可以既排斥而又欣赏。他的标准就是下面的第二个理论原因。

古可是要复到像清（即所谓“本朝”）、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

由于文化是历史的产物，鲁迅并没有把它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文化偏至论》中，他试图分析它的结构：

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末源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

而这“现象”的“本源”，则是人的精神。人的精神是文化的重要部分，因为这里所谓人的精神，是保存在历史文献和文艺作品中的人的精神。鲁迅认为，在中国文明之始，中国人的精神和其他文明的人一样，是充满活力的，他称这种活力为“内曜”。但由于长期遭本国及外来征服者的压迫，尤其被蒙古人及满人所征服，中国人的精神便逐渐而又普遍地被摧残了。中国人精神的衰败，表现为对外来事物的恐惧，和过分强调“国粹”的重要性。他在《看镜有感》中指出：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人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仿彿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孱王及孱奴的宝贝。

也就是说，鲁迅认为吸收外来事物的魄力原是中国人的固有精神。这是力量的象征，而且也是传统，甚至是更古老的传统之一。极端的传统主义则刚好相反，它既是衰弱的表现，而且也是传统的堕落。就在这种古代精神衰败之时，自欺的心理便发展起来了。因此，中国人精神的衰败，在鲁迅看来，正是外族入侵所促成的。这种自欺心理，也正是鲁迅作品中，如《阿Q正传》等所不断揭露、批判的主题，而这个主题，也就是他所关注的所谓“国民性”问题。换句话说，外族入侵促成中国“国民性”的堕落，而《危机》对此却视若无睹，或无法理解。

鲁迅还提出，中国文化的衰落有另一个副作用：在统治阶层、文化精英中，部分人逐渐变得“聪明”起来。他们说文化传统的好话，实际上只利用它来保护自己或借此谋私。在《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鲁迅批评章士钊提倡学校读经时说：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学而优则仕”故也。[……]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总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

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不主张青年读古书的另一原因：怕他们中了这些“聪明”毒。

鲁迅主要攻击的是章士钊鼓吹读经的用心，他攻击那些假借儒家美名来谋私的“儒家之徒”。在他看来，儒家已被“聪明”人所利用而腐朽。本来，鲁迅早在热情鼓吹“复古”之时，已看到中国文化的一些缺点。笔者认为，每一文化均非十全十美。但鲁迅指出中国文化的困境，是仅仅只有那些缺点得到了自由的发展，而促成这发展的，是国民精神的堕落。

因此，鲁迅对文化、传统及中国“国民性”的理解，显然并非《危机》所说的“整体的”或“一体性”的。他把文化的“能源”（人的精神）及其“产物”（道德、风俗等）分开对待；把原本未被摧残的文化和后来堕落的混合物分开对待。既然他把它们分开对待，他既攻击又欣赏中国“传统”就并不奇怪了。如果再分析什么是他所真正攻击和欣赏的，就会更了解他的“提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