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泥土”：反抗漂泊

鲁迅与其他漂泊者和流亡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面对虚幻的根和无有之土时，选择了激情的反抗，反抗不符合理想的现实，反抗现实给他造成的绝望。因为是无根无土的抗争，所以表现得最激烈、最“彻底”。

如果鲁迅在日本部署他的文学运动时还对改变现实存有幻想，那么辛亥革命实质的失败带给他的是彻底的失望。无论是改革者还是改革的对象，都没有给他丝毫的希望。结局是反现实的自毁性的“狂”。这种毫无希望的局面，对鲁迅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流露在他“五四”时期写出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在酒楼上》《长明灯》《孤独者》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中。然而，“五四”毕竟还是给他带来了一点希望，或者更确切地说，鲁迅毕竟无法否定“五四”可能带来希望。所以在被迫漂泊的同时，鲁迅选择了进行改变现实的战斗。他继续推行文艺运动，通过创作、翻译、评论，设法改变中国人的灵魂，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将现实的奴隶改造成“真”的人。这“真”的人其实是他所追求更理想的人（即天才）的妥协，是退而求其次。然而即使是退而求其次，鲁迅实际上是想将现实的沙漠改造成理想的“土地”：

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然而[……]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鲁迅做“泥土”的呼吁和努力，似乎仅在《莽原》、未名社、《语丝》等零星的小团体中得到实现。可惜，“五四”时代的启蒙努力遭到两方面的挫折，一方面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遭受挫折，军阀屠杀北京示威学生，死者中包括他颇赏识的学生运动活跃分子；另一方面，他用文艺运动培养出来的青年却发生内讧，尤其是其中积极的“青年叛徒”高长虹（1902—1956?），反倒把鲁迅当成文化批判的目标。鲁迅发动文艺运动进行思想革命的种种努力，亦即他鼓吹人们做“泥土”的努力，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

但鲁迅没有放弃培植“泥土”。他在“革命策源地”广州遇到的一些共产党人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其中对毕磊（1902—1927）的积极献身精神印象尤深，毕磊却惨死于1927年国民党在广州进行“四一二”政变之中。虽然“四一二”对鲁迅是很大的震撼，令他目瞪口呆，但惊魂甫定之后，他还是继续投身文艺运动，继续培植“泥土”。他也知道这很难。在一些文章中，鲁迅的“泥土”也叫“愚人”。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他就激情洋溢地谈到这种“愚人”：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

我们可以在鲁迅笔下找到这种人物的具体例子：柔石和韦素园（1902—1932），他们都是“有确信”和“拼命硬干”的年轻作家，鲁迅特别表彰了他们由此而表现出的诚实和认真。然而，这表面的热情背后，其实充满着悲凉的绝望。鲁迅认为，那种对“老实”“认真”“有确信”的人尽管其精神传统一直不断，迄今依然存在，但在数量上已大大减少，在算历史的总账时，只残余成一个数字中的“小数”, “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了。所以，即使鲁迅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他其实仍在连“泥土”都无法保存的地面上进行“虚无”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