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美丽新世界》作者序

【美丽新世界】

乌托邦似乎要比我们原先所相信的更加容易实现。现在我们意识到自己正面临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们如何去阻止乌托邦实现……乌托邦是可能的，生活正朝乌托邦奔去。或许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在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在想方设法逃避乌托邦，希望回归到不那么“完美”但更加“自由”的非乌托邦社会。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1]

[1]别尔嘉耶夫（Nicolas Berdiaeff，1874—1948），俄国宗教哲学家，基督教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试图把合法的马克思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结合起来，最终转向基督教末世论，一九二二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著有《自由与精神》、《论人的命运》、《俄国共产主义之起源》等。此段引文原文为法语。

所有的道德家都认为长久的悔恨是最要不得的情感。如果你做了坏事，感到后悔，作出能力之内的补偿，下一次提醒自己要做得好一些就行了，但绝不能沉溺于自己的过失。在粪堆里打滚并不能让你变得干净。

艺术也有其道德准则，而这一道德准则的许多规定和寻常的伦理观念的规定是相同的，或至少可以进行类比。譬如说，悔恨对蹩脚的艺术于事无补，就像悔恨对糟糕的行为于事无补一样。我们应该找出不好的地方，承认它，如果可能的话，在以后去避免它。耽于二十年前的文笔缺陷，尝试对第一次创作时未能写好的作品修修补补，希望让它臻于完美，人到中年的时候再去尝试弥补年轻时的另一个自己犯下并遗留下的艺术上的原罪——所有这一切可以肯定地说，只会是徒劳无功。这就是为什么这本新版的《美丽新世界》和旧版的《美丽新世界》内容相同的原因。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有很多缺陷，但如果要弥补这些缺陷，我得将整本书重写——在重写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年纪更大一些的另一个我，或许在克服故事里的一些缺陷的同时，原本它所拥有的优点也会被摒弃。因此，我抵制住了诱惑，不沉溺于艺术上的悔恨，宁可让它的优点和缺陷都得以保留，并去思考别的事情。

但是，与此同时，似乎有必要对这个故事的最严重的缺陷进行探讨：我只赋予了野人两种不同的生活——在乌托邦世界里的癫狂生活和在印第安村子里的原始生活，后者在某些方面更人性化，但在其他方面同样怪诞和荒唐。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人类被赋予自由意志的目的是在疯狂和愚昧之间作出选择的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很有趣，并认为那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为了营造出戏剧化的效果，我总是让野人说出比他所接受的抚养和教育更具理性的话。他是在一群奉行一半的内容在倡导生殖崇拜，另一半的内容在倡导残忍的苦行的宗教的践行者中长大的，即使他熟读莎士比亚也并不表示在现实中他能说出那些话来。当然，在结局里，我写到他失去了理智，苦行的信念重新主宰了他，他的下场是疯狂地折磨自己和在绝望中自杀。“于是，他们在悲惨中死去。”——让这则寓言的作家，那个乐呵呵的怀疑论审美家感到安心。

今天，我并不是想表明神智健全是不可能实现的。恰恰相反，虽然我仍像以前那么悲观，认为神智健全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但我坚信它是可以实现的，并且希望更多的人神智健全。我在最近几本作品里阐明了这一点，并编撰了一本智者关于神智健全这个主题所说过的话及如何去实现它的所有方式，但一位知名的学术批评家仍对我说我是在危机时刻知识分子阶层陷入失败的一个可悲的例子。我猜想他是在暗示他自己与他的同仁才是欢乐的成功的象征。人类的造福者值得被推崇和缅怀。让我们为教授们建造一座万神殿，建造的地点应该设在欧洲或日本某座被摧毁的城市的废墟中间，在灵骨塔的入口上，我会用六或七英尺高的字母刻下这个简单的句子：“向全世界的教育者致以神圣的纪念，环视四周，丰碑永存。”

但让我们回到未来……如果现在我要重写这本书，我会赋予野人第三条道路。在乌托邦和原始社会这个两难境地之间，将会有保持健全神智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可能性已经实现了，离开美丽新世界的被放逐者和难民组成社区，生活在保留区内。在这个社区里，经济的运作在按照反集权主义和亨利·乔治[1]的理念进行，而政治的运作则按照克鲁泡特金和合作社主义者的想法进行。科学和技术会被利用，但就像安息日那样，它们是为人类而设的，而不应该是人去适应它们和被它们所奴役（这正是当前的情况，而在《美丽新世界》里更是变本加厉）。宗教应该是有意识地理智地追求人类终极目标的过程，追求高屋建瓴的天道或逻各斯和超凡脱俗的神格或梵。主流的生命哲学应该是高度功利主义的哲学，至乐的准则应该让位于终极目标的准则——在生活中的每一次事件中要提出并回答的首要问题应该是：“这个想法或行动是否有助于我和尽可能多的个体去实现人类的终极目标，还是妨碍它的实现？”

野人在原始的环境下长大（在那本假想中的新的版本里），直到他有机会亲身了解到由追求健全神智的自由合作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的本质之后才被带到乌托邦世界里。这么一改，《美丽新世界》将实现艺术意义上（如果能将一个如此宏大的词语和一本小说联系在一起的话）和哲学意义上的圆满，而这显然是当前这个版本所欠缺的。

但《美丽新世界》是一本关于未来的作品，无论它的艺术品质或哲学意味是什么，一本关于未来的作品只有在它的预测似乎可能会实现的情况下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在现代历史的斜面上又下滑了十五年后，站在当前我们的有利位置，它的预测是否符合事实呢？在这段充满痛苦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证实了或证伪了在一九三一年所作出的预测呢？

你立刻就会发现一个明显而且重大的预测失败。《美丽新世界》没有提到原子裂变，而这确实是很奇怪的过失，因为开发原子能的可能性在这本书创作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我的老朋友罗伯特·尼克尔斯[2]甚至就这个主题创作了一部成功的戏剧，我记得自己还在出版于二十年代末的一本小说里简略地提到过这个话题。因此，如我所说，我们的福特纪元七世纪的火箭和直升机不是用原子裂变供应能源似乎很荒唐。这个疏忽或许不可原谅，但至少可以很容易解释清楚。《美丽新世界》的主题并不是科技的进步，而是科技的进步对人类个体的影响。物理、化学和工程所取得的胜利被视为理所当然心照不宣的内容。唯一专门进行描写的科学进步是应用于人类身上的未来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只有借助生命科学的手段，生命的质量才能被深刻地改变。物质科学可以被应用于毁灭生命或使得生活变得极其复杂和痛苦，但除非作为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手段，它们并不能改变生命的自然形态和表达。原子能的开发开启了人类历史的一场大革命，但并不是最具深刻意义的最终革命（除非我们将自己炸得粉身碎骨，从而终结了历史）。

这场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革命将不是在外部世界而是在人类的灵与肉中实现。萨德侯爵[3]生活在一个革命的年代，自然而然地，他以革命的理论去合理化解释他独特的癫狂。罗伯斯庇尔只实现了政治层面的最肤浅的革命。巴贝夫[4]尝试进行更加深入的经济革命。萨德侯爵认为自己的革命具有真正的革命意义，而不只是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的革命——那是影响到每一个男女老少的革命，他们的身体自此将成为所有人共同拥有的性财产，他们的思想中天生的体面观念和传统文化辛辛苦苦进行灌输的禁忌将被涤荡一空。当然，虐待狂和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革命之间并没有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关联。萨德侯爵是一个疯子，他的革命的目标是让全世界陷入混乱和毁灭。统治着美丽新世界的人或许神智并不健全（以这个词语的绝对含义而言），但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社会的稳定。正是为了实现稳定，他们才通过科学手段发动了最终的、个体性的、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革命。

但与此同时，我们正处于或许是倒数第二次革命的初始阶段。下一个阶段将可能是原子弹战争，到那时候，我们就不用去预测未来了。但可以想象，或许我们拥有充分的理性，即使不能完全避免战争，至少能够像我们十八世纪的祖先那样理性行事。三十年战争那难以想象的恐怖情景是对人类的一个教训，之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的政治家和军人有意识地抵制动用武力去实施毁灭或（在大部分冲突里）直至将敌人彻底消灭为止的无休止的战争。当然，他们仍在发动侵略，贪婪地觊觎利益和荣耀，但他们也是保守主义者，一直决心不惜代价保全自己的世界。过去三十年来，保守主义者不见了，只有左翼和右翼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最后一位保守主义政治家是第五任兰斯道恩侯爵[5]，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里，他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战本应像十八世纪的大多数战争那样以妥协而结束，但这份曾经奉行保守主义的报纸的编辑却拒绝刊登这封信。当时是激进民族主义者得势，而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通货膨胀、大萧条、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毁灭与全世界的饥荒。

那么，假设我们能够像先辈从马格德堡[6]中汲取教训那样从轰炸广岛汲取教训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度过一段虽然没有和平但只有局部性而且不具备彻底毁灭性的战争的时期，而原子能将会在这段时期被应用于工业。显然，结果将会是一系列迅速而彻底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人类生活所有的现有模式将会被打破，新的模式会应运而生以适应原子能这个非人类的因素。原子能科学家就是穿着现代服饰的普洛克路斯忒斯[7]，他们将准备好人类将不得不躺下的床。如果人类无法适应那张床——嗯，对于人类来说那可就太糟糕了。有的人会被拉长，有的人会被截肢——这种拉长和截肢的做法自科技的应用高歌猛进以来就一直在进行，只是这一次它们会比以前更具戏剧性。这些痛苦的行动将会由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政府主导。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短期的未来和不久前的过去是相似的，而在不久前的过去，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和绝大多数人都是无产者的人口中所发生的科技的迅速改变总是会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动荡。为了克服动荡，权力已经被集中，政府的控制日益增强。即使在原子能得以应用之前，或许全世界的政府会彻底走向极权主义，而在原子能得以应用的期间及之后，可以完全肯定，它们将走向极权主义。只有大规模的反对集中化和倡导自助的群众运动才能阻止当前迈向中央集权的趋势。但目前并没有这么一场运动会发生的迹象。

当然，没有理由认为新的极权主义会和旧的极权主义一样。依靠大棒、火枪队、人为的饥荒、大规模监禁、大规模迁徙而实施的统治不仅灭绝人性（如今没有人在乎这些了），而且是效率低下的体现——而在高科技的年代，效率低下就是亵渎神明的原罪。在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主义国家里，为政治领导人服务的无所不能的干部及其麾下的管理者大军控制着一群不需要实施胁迫的奴隶，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奴役身份。让他们爱上奴役就是安排给当前的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部门的干事、报纸的编辑和学校的老师的任务。但他们的方式仍很原始和不符合科学。耶稣会曾经夸口说，如果由他们负责一个孩子的教育，他们将能够塑造那个人的宗教思想。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当代的教育家在塑造学生的反射神经方面的效率或许还远远不如教育伏尔泰的可敬的神父。宣传工作已经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不是让被影响者去做什么，而是让他们不去做什么。真相是重大的，但更重大的事情，从实际的角度看，是对真相保持沉默。极权体制的宣传工作者只需对某些话题保持沉默，拉下丘吉尔先生所说的“铁幕”将群众和政治领导人认为不好的事实或争论隔绝开来，这对思想的影响就要比最雄辩的谴责或最不可抗拒的逻辑驳斥更卓有成效。但光是沉默并不足够。如果迫害、消灭和其他社会摩擦的现象要得以避免的话，正面宣传必须和反面宣传同样有效。未来最重要的曼哈顿计划将由政府资助，对政治家和参与其中的科学家所说的“幸福的问题”进行探究——换句话说，让人们热爱奴役身份的问题。没有经济上的安稳，对奴役身份的热爱就不可能存在。为了节约篇幅，我假定无所不能的干部和管理者会彻底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但安稳很快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它的成就只是表层的外部性的革命。只有在对人的身心进行深刻革命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对奴役身份的热爱。要实现这一革命，除了其他手段之外，我们还需要下面这些发现与发明。首先，心理暗示技术的飞跃——先是通过婴儿培育，然后借助药物如莨菪碱。其次，全方位的对人与人的差别的认识，使得政府能够为任何个体分配他或她在社会和经济等级体系中适合的位置。（圆凿方枘将会带来对社会体制有害的想法和煽动起他人的不满。）第三，（因为无论现实多么美妙，人们总是希望去度假。）酒精和尼古丁的替代品，能比杜松子酒或海洛因带来更强烈的快感，而且危害更小。第四，（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计划，需要经过几代人时间的极权主义控制才能成功实现。）一个不会出错的优生学机制，目的是使人类的繁衍实现标准化，协助管理者的任务。在《美丽新世界》里，人类繁衍的标准化被渲染到了离奇的程度，但并非不可能实现。从技术手段和意识形态上，我们还要经过漫长的路程，才能实现瓶装婴儿和一组组的经过波卡诺夫斯基流程处理的半白痴。但到了福特纪元六〇〇年时，天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与此同时，那个更加幸福和安稳的世界其他特征——诸如苏摩、睡眠教育和科学等级体制——或许再过三四代人就能够实现。而《美丽新世界》里的性滥交似乎也不是非常遥远。美国几座城市的离婚人数已经和结婚人数相当。无疑，再过几年，结婚证将会像养狗证那样被贩卖，有效期为十二个月，而且没有法律禁止换狗或在一段时间内养多于一只宠物。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消亡，性的自由会相应地增加作为补偿。独裁者（除非他需要炮灰和依靠家庭去殖民空旷或被征服的地区）会致力于倡导这一自由。这些，连同在药物、电影和收音机的作用下做白日梦的自由，将有助于他的臣民接受命中注定的奴役。

考虑到这一切之后，似乎乌托邦比十五年前任何人所想象的离我们都更加接近。当时我预测它将在六百年后实现，今天看来，一个世纪内，那个恐怖的世界就将降临到我们头上，要是我们能够不让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被炸得粉身碎骨的话。事实上，除非我们抵抗中央集权和利用应用科学，不把它当作以人为手段的目标，而是缔造自由个体的手段，否则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由几个奉行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军事国家，以原子弹的恐怖立足，结果是人类文明的毁灭（如果是有限度的战争，军国主义将阴魂不散）；要么是迅速的科技进步和原子弹革命所导致的社会混乱将促使一个极权主义超级大国的诞生，为了效率和稳定，世界演变成为一个好战而残暴的乌托邦。你付出了金钱，而且你将承担起选择的后果。

一九四六年

注释：

[1]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美国哲学家、记者，曾进行土地改革和自由社会的实践，代表作有《进步与贫穷》、《保护或自由贸易》等。

[2]罗伯特·马利斯·鲍尔·尼克尔斯（Robert Malise Bowyer Nichols，1893—1944），英国作家、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这就是我的歌唱》、《司芬克斯的微笑》等。

[3]多纳西安·阿方斯·弗朗索瓦（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1740—1814），封号萨德侯爵，法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牧师与垂死之人的对话录》、《卧室里的哲学》等。

[4]弗朗索瓦-诺尔·巴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1760—1797），法国政治活动家、记者，曾从事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后被法国政府逮捕并处决。

[5]亨利·查尔斯·基斯·佩蒂-菲茨莫里斯（Henry Charles Keith Petty-Fitzmaurice，1845—1927），第五任兰斯道恩侯爵，英国政治家，曾担任印度总督、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务。

[6]在三十年战争中，马格德堡曾被神圣罗马帝国实施屠杀和洗劫，约有两万名居民被杀，城市被纵火焚毁。

[7]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强盗，强迫被绑架的路人躺在他的床上，不够床的长度的人会被拉长身子，超过床的长度则会被砍掉双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