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海关——《红字》的前言(1)
想来有点异常——尽管不喜欢在炉边谈论我自己和我的身世——一种很想说说自己身世的情绪在我一生中竟然两次让我违反意愿，在公众面前开了口。第一次是三四年前发生的，那次我讲给读者听——没法原谅，也没有世俗的理由，迁就的读者想象不到，冒昧的作者也想象不出来——把我在一所“老宅”极为清静的生活方式讲了出来。现在呢——因为，承蒙错爱，我很高兴发现了一两个过去听过我讲身世的读者——我再次主动与公众攀谈，把我在海关的三年经历讲一讲。《本教区牧师》这样著名的例子，再也没有人亦步亦趋地效仿了。不过，真实情况好像是，在作者把他所写的东西交付社会公论时，他交谈的对象不是把他的书搁置一旁，或者从来不动它的多数人，而是理解他的少数人，甚至比多数他的同学或者同伴还理解他。有些作者，确实，比这做得更多，就是要把适合写出来的东西写到交心的暴露深度，哪怕只是专门写给一颗完全共鸣的心灵都会乐此不疲；仿佛印制出来的书，完全洒脱地交付广大的世界，自然应该看得见作者自己本性的支离破碎的部分，等拿他和书中的内容融会贯通后，才能把他生活的圆圈再画圆了。然而，说实话，这很难做得礼数周到，哪怕我们讲述得不偏不倚的地方也难做到。但是，因为思想冻结，语言麻木，只有讲话者和他的听众处于某种真实的关系，才可以理所当然地想象一个朋友，一个友善而聪颖的朋友，尽管算不上莫逆之交，却会一直在聆听我们的谈话；这时候，因为这种亲切的意识在化解我们天生的矜持，我们便可以把我们周围的环境娓娓道来，甚至谈起我们自己也如数家珍，不过还是继续把那个最隐秘的“我”藏在面纱后边。到了这一步，在这些界限内，我认为，一个作家才能讲述自己的经历，而不会侵犯读者的权利和自己的权利。[1][2]
同样，人们还会看到，《海关》这篇速写遵循了某种常规，一种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的东西，比如谈一谈以下书页的素材是怎样来到了我的笔下，又比如提供一些让叙述内容具备确切性的证据。这点，事实上——一种让自己处于编者的真正地位的愿望，或者再多一点点，一种构成我的书卷的故事中最冗长部分的愿望——这点，也是唯一的一点，是我与公众确立个人关系的真正原因。在达到这个主要目的的同时，看起来只要多少添加些色彩，便不难对此前还不曾描写过的生活模式轻描淡写地表现出来，包括生活于其中的一些人物，因为作者碰巧是这些人物中间的一个。
我的故乡小镇塞勒姆，半个世纪以前，正值老船王德比[3]走红的日子，堪称一个忙忙碌碌的停船码头——不过现在到处都是朽木搭建的仓库，而且展示不出什么商业生活的迹象；也许，一只三桅船或者双桅船在了无生气的码头当不当正不正的地方往下卸毛皮；也许，在更近的地方，一艘新斯科舍[4]纵帆船在往下扔船舱里的木柴——我要说的是，就在这个败迹斑斑的停船码头的上首，海潮经常漫溢过来，沿岸而行，到达海陆交界处，就是一排建筑物的后边了，从一溜稀稀疏疏的野草中可以看出呆滞的岁月的痕迹——这里，从建筑物前窗看过去，眼前是一派没有生气的景象，而从这个角度隔水相望，迎面耸立着一座很有气派的砖建大厦。在大厦屋顶最高点，每日上午不多不少三个半小时之内，合众国的旗帜或者迎风飘扬，或者在微风不兴中垂落；不过旗帜上的十三道条文是上下垂直，而非横向贯通，从此看得出这里坐落的是山姆大叔[5]政府的民政机构，不是军事基地。大厦的前面配置了一个前廊，六根木头柱子撑起一个阳台，阳台下边是花岗岩台阶，顺级而下，一直通向大街。在大厦的大门上方，悬浮着一只美国秃鹰的巨大徽标，舒展双翅，胸前有一盾牌，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每只鹰爪里都紧紧抓着雷电和倒钩箭。这只猛禽，生来就有习惯性的急脾气，利喙尖眼，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一向好勇斗狠的态度，对循规蹈矩的芸芸众生威吓震慑；尤其警告所有的市民，仔细他们自身的安全，别在它翼下阴影所及的地方随便走动。然而，尽管它看上去气势汹汹的样子，许多人在这个时刻却在这只联邦秃鹰的翼下寻求庇护呢；我推测，人们以为她的胸脯一定柔软而舒适，像一只鸭绒枕头。可是，她并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温柔，哪怕在她情绪最好的时候也一样，而且，或迟或早——往往早比迟多——动不动就飞离她的巢穴，用利爪抓一下，用尖喙啄一下，或者用她那些倒钩箭划出斑斑伤痕。
在上述交待的大厦周遭铺砌的地面——我们不妨统称为港口的海关地界——那些缝隙里生长出密密匝匝的野草，一看便知道近些日子没有大批的人来办事情，没有遭到踩踏。但是，在一年中的某些月份，上午经常办公繁忙，人来人往，踩踏也就更加频繁。这样的时刻也许能让上年纪的市民，想起最近那次与英国打仗的岁月[6]，那时塞勒姆本身就是一个港口；与现在的情形不一样，当时它自己的商人和船主并不嘲笑它，只是后来他们听任这里的码头坍塌毁坏，而他们却一趟又一趟，越来越频繁，毫无必要而不知不觉，促进了纽约或者波士顿的商业流动，形成大势。在前边交待过的那样一个上午，三四只船碰巧同时来到了这里——通常都是来自非洲或者南美——也许在这里稍许停留后前往他处，频繁的脚步声响起，在那些花岗岩台阶上上上下下。在这里，你也许会赶在饱经海浪之苦的船长没有见到妻子之前，在这个港口里碰见他们，看到他们腋下夹着船上的文件，装在一个污迹斑驳的铁盒子里。在这里，也很容易碰见那些船主，或者兴高采烈，或者一脸阴沉，或者彬彬有礼，或者怒气冲冲，全看眼下这趟已经完成的航行，是不是实施了商业计划，随时可以把货物转手变成黄金，还是一下子把他置于种种不利的重压之下，谁见了他都尽量回避，唯恐沾惹上什么。在这里，同样，我们碰得见一身朝气的年轻职员——那些满脸皱纹、胡须花白、愁眉苦脸的商人的胚芽儿——他们对海上运输兴趣正浓，如同狼崽儿闻到了血腥气，已经把种种历险交给了船主的船只，这时候他们其实在一汪池水里驾驭模拟小舟倒是更加得心应手。在这种场合，另一种身影则是初次出海的水手，在忙着办理一张通行证；或者是刚刚到岸的水手，脸色煞白，身子软软的，在设法弄一张去医院的证件。我们也切不可忘记那些锈迹斑斑的小型纵帆船的船长，他们从不列颠的属地运来了木柴；他们穿一身防水油布衣，没有美国佬的那种机灵样儿，却对我们日渐衰落的生意做出了一份不小的贡献呢。
所有这些身份不同的人物聚集在一起，这也是他们常有的，与另一些杂七杂八的人搅和在一起，于是，一时间，把海关烘托成了一个闹闹哄哄的去处。但是，更常见的是，在那些花岗岩台阶上，你会看出来——如果是夏天，在大厦的进出口，如果是冬季或者天气恶劣的季节，则在相应的屋子里——一溜老资格的人物，坐在老式的椅子里，把椅子后腿向后倾斜，椅背抵在墙上。通常，他们沉沉入睡，不过有时候可以听见他们一起交谈，声音像讲话也像打鼾，没有一点精神头，听起来像济贫院里收留的人，也像所有别的依靠接济的人，比如吃慈善，又比如吃垄断劳力，以及别的什么，但就是不靠他们自己干活儿生活。这些老先生——像马太[7]一样坐在海关的接待处，不过不像马太那样容易听使唤，使徒的使命从不推诿——便是海关的官员了。
再向里去，靠左手走进前门，是一间屋子或者办公室，约有十五英尺见方，高高的屋顶；屋子里的两面拱顶窗户，展眼望去可见前边说到过的破败码头，而第三面窗户则面临一条窄窄的小巷，以及一段德比大街。通过这三面窗户，都能看见一家家杂货店，木匠铺，廉价服装店，以及船具店；这些店铺的门口周围，通常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的老水手，或哈哈大笑，或嘀嘀咕咕，还有诸如此类的专吃码头饭的人逛来逛去。这屋子本身挂满了蜘蛛网，老漆已经剥落；屋子的地上铺了灰砂，这种铺地方式在别的地方早已经不用了；这屋子总体上邋遢不整的样子，人们很容易认定这是一处圣所，只是使惯扫帚和拖把这些魔术般工具的女人绝少光顾。家具摆设的样子呢，有一个附带宽大烟囱的火炉；一张松木桌子，桌子后面是一把三条腿凳子；两三把木头座椅，摇摇晃晃随时散架的样子；还有——可不能把藏书忘了——几个书架上堆放着一二十本《国会法案大全》，以及一部厚厚的《税收法》选本。一根铁皮管穿过天花板向上伸去，组成了一个传声系统，与大厦别的房间联络起来。在这里，大约六个月之前——要么在角落间踱来踱去，要么懒洋洋地坐在那把长腿凳子上，胳膊肘依托在桌子上，眼睛在早晨报纸的字里行间溜来溜去——尊敬的读者，你也许能够认出来那同一个人[8]，他曾经欢迎你进入他那间生气勃勃的小书房，阳光穿过柳枝，活活泼泼地照射在那座老宅的西墙上。可是，现在呢，如果你到那里去找他，你就打听不到那个民主党的海关稽查员了。改革的大扫帚已经把他清扫出了办公室；一个更有潜质的后继人穿上了他的那身威严的制服，口袋里揣上了他的薪水。
这座塞勒姆古镇——我的故里，尽管儿时和成年时都离开多年寄居他乡——留住，或者曾经留住，我的种种恋情，那种挂念之情在我实际居住在那里的岁月里却是从来没有认识到的。的确，就镇子的地理环境而言，表面看去平淡而无奇，主要由木结构房子占据着，简直没有一座房子堪称建筑上的美丽——房屋没有规则可循，没有如画的景致，也没有精致的设计，有的只是千篇一律——长长的懒散的街道不厌其烦地把半岛的所有区域都贯穿起来，一端是绞刑架山和新几内亚湾，另一端望去便是济贫院了——这些就是我的故镇的风貌，如果对一个散乱的棋盘怀有依恋之情，那么对我的故镇恋恋不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尽管在别的地方我也照样会生活得无比幸福，可我内心深处对老塞勒姆怀有一种感情，既然没有更合适的叫法，我也只好权且称之为爱恋吧。这种感情也许归结于那些我的家族扎入土壤的纵深而久远的根须。现在算来，两个世纪又四分之一过去了，当初那个纯粹的大不列颠人，也就是叫我的姓氏[9]的那个最早的移民，在这蛮荒的林地居住地安家落户，后来这里便渐渐演变成了一个城市。在这里，大不列颠的后人有生有死，已经把他们的尘世肉身和这块土地混合在一起，每一小片土壤都和这凡人的身架无不息息相关，我只有凭借这身架才能在这大街上短暂地散步。因此，我说到的部分爱恋情怀只是尘土对尘土的感官上的共鸣而已。我的父老乡亲几乎无人明白这到底是什么；由于频繁的搬迁对家族来说也许更可取，他们也没有必要考虑弄明白这点有什么打紧的[10]。
但是，这种感情也有其道德上的性质。那位最早的祖先身影，家族传统赋予他一种模糊的暗淡的魁伟，就我的记忆所及，在我童年的想象中便出现了。这身影如今依然缠绕着我，引诱出一种怀念过去的乡情，我很难认为这种感情和镇子的现有形势有什么关系。我好像更为强烈地认为与这里的一所住宅有关系，因为宅主是一个庄重、大胡子、身穿黑色外套、头戴高帽的先人——他来得很早，带着《圣经》和腰刀，一派威严十足的样子走在未经踩踏的街道上，身影格外伟岸，如同一个战争与和平集于一身的人物——远比我自己更有资格为人所知，因为我的名字很少有人听说过，我的面孔也鲜为人见。他是一个士兵，一个议员，一个法官；他是教会的一个统治者；他具备清教徒的一切品质，有善良一面也有邪恶一面。他同时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迫害者，如同贵格会教徒[11]见证的，他们已经把他记入到他们的历史中，讲述他如何严厉惩办他们教会的一个女子的事件，这一笔恐怕将会流传更久远，超过任何关于他的善行的纪录，尽管他做过许多好事。他的儿子[12]，也继承了那种迫害人的精神，在驱逐巫士活动中让自己露了脸，巫士们的血可以公道地说在他身上留下了污迹。那一污迹确实渗透很深很深，他那埋葬在宪章街的干枯的老骨头上一定还残留着，如果它们还没有彻底化作泥土的话！我不知道我的两位先人是不是想到自己应该忏悔，请求上苍宽恕他们的种种残忍行径；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转生成另一种形态后，眼下在沉重的后果重压下痛苦呻吟。不管怎样，我，目前身为作家，作为他们的代表，在这里为他们承受耻辱，请求他们招惹的任何诅咒——如同我听说过的，也如同那个种族凄凉而不发达的境况许多年后证实其存在的——现在和以后都可以得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