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当我因恐惧而计划逃跑时，我觉得凄惨悲伤，但真的逃跑了，反而觉得十分有趣。我还是个孩子，便离开故乡、亲人，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手艺只学了一半，尚未掌握谋生手段，便弃之而去；身陷穷途末路，不知何时才能摆脱；稚弱无辜的年纪，就得面临邪恶和绝望的各种诱惑；在一种比我以前所不能忍受的桎梏更加难以挣脱的桎梏的压迫下，去远方面对苦恼、谬误、陷阱、奴役和死亡：这些就是我当时要做的，也是我本该料想得到的前景。它与我想象的真是天壤之别！我以为已经获得的独立是唯一使我心暖的情感。我自由了，成了自己的主人了，我以为什么都可以做，而且可以做成：我只需纵身一跃，便腾空而起，在空中翱翔了。我安然地走进广袤世界；我将大显身手；每走一步，我都要碰上盛宴、财宝、奇遇、准备为我效劳的朋友、急于讨我欢心的情妇。我一出现，便要主宰世界，但我并不要整个世界，我可以说要放弃一些，因为我无需这么多。一个可爱的交际圈就足够了，不用为其他的东西受累了。我的节制使我进入一个狭小的范围，但却是用心选定的，可保证我在其中的统治地位。我野心不大，一座城堡足矣，只要成为城堡的主人主妇的宠儿、小姐的情人、少爷的朋友、邻居们的保护人，我便心满意足，别无他求了。

我心盼这普通的未来，在城郊四周流浪数日，住在一些熟识的农夫家里，他们全都比城里人待我要好。他们欢迎我，留我食宿，待我真是太好了，让我受之有愧。这不能称为施舍，因为他们并没显出高人一等的神气。

我到处走，到处去，一直走到离日内瓦两法里的萨瓦境内的孔菲格农。当地神甫名叫蓬韦尔先生。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显赫的姓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好奇地想看看“羹匙”贵族的后裔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我便去拜访蓬韦尔先生。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跟我谈起日内瓦的异端邪说和圣母会的威望，还留我用膳。我对于如此这般结束的谈话没什么好说的，而且，我觉得，在其家中吃得这么好的那些神甫至少与我们的牧师难分伯仲。[1]我肯定比蓬韦尔先生学问要深，尽管他是个贵族；但我当时只顾吃，便顾不上去当一个好神学家了。而且，他那弗朗基葡萄酒，我觉得味道醇美，能让他在辩论中取胜，所以，要是让这么一位好主人闭上嘴，我会汗颜的。所以我让步了，或者说，我至少是没有正面顶撞。就我的行为而言，有人可能认为我虚伪。那就错了，我只不过是老实而已，这一点确实无疑。奉承，或者说迎合，不总是一种恶习，反倒常常是一种美德，尤其是在年轻人身上。我们对于善待我们的人是有感情的：我之所以谦让，并不是为了欺骗他，而是为了不让他败兴，不以怨报德。蓬韦尔先生接待我、盛情地款待我、有心说服我，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我受益之外，他并无任何好处。我年轻的心就是这么寻思的。我对这位仁慈的神父感激和尊敬之情油然而生。我感觉出自己高他一筹，但我不想不知好歹，让他难堪。我这么做并无丝毫的虚伪动机：我压根儿不想改宗变教；我非但没有这么快就产生这一念头，而且只要心有此念便觉得可怕，使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对这一想法避之有余。我只是想别惹恼那些想劝我改变信仰的人。我想维持他们对我的好心善意，显得不如实际上那样铁了心了，好让他们存有成功的希望。在这一点上，我的错误犹如正派女人的献媚，她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候既不允许什么，也不答应什么，但却善于使人产生一种得到比她们所愿意给的东西要多的希望。

理智、怜悯、喜欢明理，这肯定要求人们非但不赞同我的癫狂，而且要把我打发回家，以使我远离我所滑向的自毁之路。这才是一切真正有道德的人本会做或试图要做的事。但是，蓬韦尔先生尽管是个好人，却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信徒，只知道崇拜偶像和做祷告，不知道其他什么道德。他是一个传教士，为了维护信仰，除了写些小册子来反对日内瓦的牧师们之外，就想不出任何高招了。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要让我回家，反而趁我想离家出走，使我即使想回家也回不去。完全可以断定，他在把我往贫困潦倒或变成无赖的道上推。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一点：他看见的是一个从异教中抢救出来并归还了天主教的灵魂。只要我去做弥撒，我是正派人或是无赖又有何妨呢？况且，别以为这种想法是天主教徒所独具的。只重信仰而非行为的任何独断的宗教均皆如此。

蓬韦尔先生对我说：“主在召唤您，去阿讷西吧。您在那儿会遇上一位非常仁慈的好夫人，国王的恩泽使她能够把别人的灵魂从她本人已摆脱了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他指的是新皈依的瓦朗夫人，神甫们确实在迫使她同前来出卖自己灵魂的任何混蛋分享撒丁王赐给她的两千法郎年金。需要一位非常仁慈的好夫人的帮助，我感到十分丢人。我很希望别人提供我生活必需品，但我不想要别人施舍，而且一个女信徒对我没太大的吸引力。然而，由于蓬韦尔先生的催促和辘辘饥肠的驱使，也由于很高兴能去玩一趟，而且，还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尽管不甘心，我还是决定去阿讷西了。一天工夫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到达的，我不急不忙，花了三天才走到。每每遇上路两旁有城堡时，我都要跑去看看，深信有奇遇在等着我。我既不敢擅自闯入，也不敢敲门，因为我非常胆怯。我会唱一些很优美的歌曲，是我的伙伴们教给我的，而且我唱得也很动听，于是我便在最有希望的窗下唱歌，但我非常惊讶，放声歌唱了半天，竟不见有贵妇或小姐被我美妙的歌喉或风趣的歌词吸引出来。

我终于走到了。我见到了瓦朗夫人。我一生中的这一阶段决定了我的性格，绝不能一笔带过。我已十六岁半了。我算不上人们所说的漂亮小伙儿，但是我长得小巧玲珑，腿细脚美，神态潇洒，容貌姣好，嘴很秀气，黑发黑眉，小眼深凹，喷薄出热血沸腾的光芒。不幸的是，我对这一切全然不知，一辈子，从未想到过自己的风姿，等到想着它时，早已错过良机。因此，除因年龄小而胆怯以外，我还有着一种很重感情的人的那种胆怯，总是提心吊胆，生怕惹人不快。此外，尽管自己已有较为丰富的知识，但却不谙世事，根本不懂社交礼节，所以我的知识非但不能弥补我的不足，反而使我感到在这方面更加欠缺，更加使我畏首畏尾。

因此，由于害怕贸然造访多有不便，我便采取了于我有利的方法，以演说家的风格写了一封很漂亮的信，把书中的好词佳句与学徒的词语糅在一起，极尽自己的才华，以博取瓦朗夫人的好感。我把蓬韦尔先生的信夹在我的信里，然后前去进行这次可怕的拜访。我没见到瓦朗夫人，人家对我说她刚出门，上教堂去了。那天是1728年的圣枝主日。我立即追了上去：我见到她，等了等，同她谈了话……我大概还记得那个地方；此后我在那儿洒下过不少泪水，亲吻过那个地方。我为什么不可以用金栏杆把这幸福的地方给围起来！为什么不让全球的人来朝拜它！但凡尊崇人类获救纪念物的人都应该跪行到它的面前。[2]

那是她房后的一条走道，右首，房屋和花园之间，有一条小溪，左边是院墙，有一扇便门通向方济各会教堂。瓦朗夫人正准备进那扇门，听见我喊，便扭过头来。我一见，惊呆了！我原以为她是令人厌恶的老修女，以为蓬韦尔先生说的那个好女人只能如此。可我看见的是花容月貌，两只美丽的蓝眼睛柔情似水，脸色光彩照人，胸脯微露，美丽诱人。我这个小小新教徒——因为我就在这一刹那信奉了她的宗教，深信由这样的一些传教士宣扬的宗教肯定会把人引向天堂的——匆忙地把她看个一览无遗。她笑吟吟地接过我哆哆嗦嗦地递给她的信，打开来，看了一眼蓬韦尔先生的信，便在看我的信。她从头看到尾，要不是她的仆人催她进教堂，她是会再看一遍的。“唉！孩子，”她的声气让我一哆嗦，“您这么小就满世界跑，真是太可惜了。”然后，没等我搭腔，她又说道：“去家里等着我吧。让他们给您预备饭，弥撒完了，我要同您聊聊。”

路易丝埃莱奥诺·德·瓦朗是沃州沃韦市的一个古老贵族拉图尔·德·比勒家的小姐，很年轻的时候便嫁给了洛桑卢瓦家族维拉尔丹先生的长子瓦朗先生。这桩婚姻没有给夫妇俩带来孩子，不太美满，再加上一些家庭纠纷，瓦朗夫人便趁维克多阿梅代王驾临埃维昂时，过湖去投靠这位国王。就这样，像我一样冒失地背离了丈夫、家庭和故乡。她为此总是哭哭啼啼的。这位国王喜欢装成热情的天主教徒，便收留下她，给了她一千五百利弗尔的皮埃蒙特[3]年金，这在一位不甚慷慨的国王来说，够可以的了。可是，当他发现有人认为他此举是坠入爱河时，便派了一个卫队把她送到了阿讷西。在日内瓦名誉主教米歇尔·加布里埃尔·德·贝尔奈的主持下，在圣母往见会[4]修道院里，她发誓弃绝原来的宗教信仰。

我到的时候，她在那儿已经六载了。她与本世纪同时诞生，已经二十八岁了。她风韵犹存，因为她的美不再在于容貌，而在于其风姿，因此，她仍如少女时一般的窈窕。她神情亲切温柔，目光含情，笑如天使，嘴同我的嘴一般大小，灰白色的秀发少有的美，随便拢一拢便光彩照人。她身材不高，有点矮，虽不致不匀称，但稍许嫌胖。然而，她的脑袋、胸脯、两手、双臂，简直美不胜言，无与伦比。

她受的教育很杂。她同我一样，一生下来，母亲就死了，所以不知区别地有什么学什么。她跟家庭女教师学了一点，跟父亲学了一点，跟老师学了一点。但她从她的几个情人那儿学了不少，特别是蓬韦尔先生，既高雅又博学，以此点化他所钟爱的女人。然而，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教育在互相掣肘，而且她也没有很好地理清，所以学到的各种东西就不能正确引导她的才智的发展。因此，尽管她学到了一些哲学和物理学的原理，但父亲对江湖医学和炼丹术的爱好也影响了她。她常制造一些酏剂、酊剂、香膏和灵丹妙药，而且还声称掌握秘诀。走江湖的便利用她的弱点，抓住她，纠缠她，毁了她，在炉子和药剂中耗尽她的才智、天赋和风姿，她本可以此来风靡上流社会的。

诚然，卑鄙的骗子们利用她所爱的未加引导的教育模糊了她理智的光芒，但是，她那卓绝的心灵却经受住了考验，始终如一：她那亲切温柔的性格、她那对落难者的同情、她那无尽的善良、她那欢快、开朗、坦率的脾性，从未改变。甚至在她接近晚年，贫病交加、灾难重重的时候，她美丽的心灵依然宁静爽朗，一直到死都使她保持着最美好时日时的那种欢快。

她的错误的根子在于她精力旺盛，总想有事干。她所需要的不是女人们的那些偷情私通，而是创办和领导一些大事业。她生来就是干大事的。隆格维尔夫人[5]要是处于她的位置，只能是一个为小事奔忙的女人；而她要是处在隆格维尔夫人的位置，则能治国安邦。她怀才不遇。她若身处高位，本可以使她名扬天下的东西，却因她的生活环境而使她一败涂地。在她所处理的那些事情中，她总是把计划想得很大，把目标定得很高。因此，她采用的一些手段与想法符合，但力量达不到，由于别人的过错，便以失败告终。计划未能成功，她自己毁了，可别人却几乎毫无损伤。这种事业心给她带来了很多痛苦，但至少使她蛰居修道院时获得一个很大好处：使她不像她进来时想的那样，苦度余生。单调乏味的修女生活、接待室里的无聊谈话等这一切不能让一个始终活跃的思维满意。这思维每天每日都有新的方案，需要自由，使方案得以实施。好心的贝尔奈主教，脑子虽不如弗朗索瓦·德·萨勒，但在许多方面却与他很相像。而他称为孩子的瓦朗夫人却在其他许多方面很像尚塔尔夫人[6]。瓦朗夫人如果不是因为其爱好使之不安于修道院的无聊生活，而是乐于隐身其间的话，可能更加像她。如果这位可爱的女子没有做那些似乎符合一个新皈依的修女在主教指引之下做的修行小事的话，那并不说明她缺乏热情。无论她改宗的动机是什么，反正她对皈依的宗教是真心实意的。她可以因犯了一个错而懊悔，但并不想纠正它。她不仅死的时候都是个好天主教徒，而且她在虔诚笃信之中度过了一生。我想我是看透了她的心思的，我敢说，她纯粹是因为厌恶装腔作势才不愿当众表现为虔诚信女。她的信仰非常牢固，用不着装模作样。不过，现在不是详谈她的信仰的时候，我会有机会谈谈这事的。